序二
中国迈向知识经济的脚步

周八骏

从微观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致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是传统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二是诞生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则为非国有企业的代表者。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不研究中国的非国有企业；研究中国的非国有企业，不能不研究中国的民营企业。

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中国内地尚处于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服务经济”的转变阶段，用中国政府的话来说仍属于“发展中经济”。

然而，在世纪之交，全球经济的最先进部分已开始迈入了知识经济阶段。我将之定义为“以知识为一般生产要素的经济”。知识是人类与生俱来、不断进步的认识和实践的总和，可分为“非物化知识”与“物化知识”。人类社会既有的三大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都是知识，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物化”和“非物化”的知识才找到“数码”作为一般表现和共同平台。

“数码”对于知识的意义，犹如货币对于商品。正如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The Road Ahead”（《拥抱未来》，王美音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48页。）一书中所说：“个人计算机用二位数字储存文字，激光唱片用二位数字储存音乐，而银行的提款机也用二位数字储存金钱。任何的信息在进入计算机之前都必须转换成二位形式，机器和数字装置再把信息转换回原来的、有用的形式。”如果说货币使人类经济活动找到共同计量单位（价格）和便利交易的工具，那么，“数码”使所有经济活动（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交往、交易）以及货币本身及其功能都转换成同一形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又以迅速还原千姿百态的经济活动的本来面貌而保持各种交往或交易的生动性。在一极，“数码”使人类的经济活动更抽象，以至于有人称人类经济正演变成“符号经济”（Symbol Economy）或“位经济”（Bit Economy）；在另一极，“数码”较之信用货币仅能抽象表达经济活动，能够恢复经济活动的具象。

王安先生把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Business&The Speed of Thought”的中文书名译作《数位神经系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可谓一语道破了知识经济的真谛——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是知识经济的基础技术和核心技术；现代信息和通讯行业是知识经济的核心行业；知识经济意味着以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来改造既有各行业又创立新行业。

尽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距离知识经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最近10多年来，中国的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现代信息和通讯行业取得了显著发展。正因为中国离知识经济目标尚有显著差距，所以，中国的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现代信息和通讯行业必须重点或优先发展，而所取得的成就也弥足珍贵。

无论是从微观角度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从经济发展水平角度追踪中国经济前进轨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都是非常值得研究、值得褒扬的。华为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佼佼者，其总裁任正非是中国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一位开拓者，是中国现代信息和通讯行业的一个领军人。华为短短10多年的发展进程，留下了不少足以为人称道的故事。

在《任正非谈国际化经营》一书中，知名财经记者程东升以其对新闻的敏锐性和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所记述的华为国际化故事，固然只是提供了关于华为的一个侧影和缩影，但读者可以从自己关心的视角获得不同的教益。关心中国企业改革的读者，可以从本书隐约感触中国民营企业虽没有传统体制包袱、却必须努力摆脱传统体制环境羁绊的苦辣，更能够从本书领略中国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奋勇拼搏的风采。关心中国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现代信息和通讯行业发展的读者，可以从本书看到中国现代信息和通讯领域的先驱者们是如何殚精竭虑地克服种种困难，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本书的最大特色是梳理了华为走向世界的经验。经济全球化是知识经济的本质特点。经济“数码化”在本质上是无国界的。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创造覆盖全球的“无形大市场”，使经济迅速全球化，并趋向于全球一体化。比尔·盖茨说得好：“信息高速公路”的比喻不妥，“这个比喻把重点放在硬设备而非实际的应用上。”“我个人认为‘终极市场’（ultimate market）这个比喻更能贴切地形容即将发生的各种活动。自地摊以至购物中心，市场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而我相信‘终极市场’终将成为未来世界百货业的中心。它将成为我们大家销售、交易、投资、议价、寻宝、辩论、交友和消遣的地方。当你听到‘信息高速公路’，而不是看到一条真正的公路时，试着将它想象成一市场或交易所。”（《拥抱未来》，王美音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48页。）走在经济全球化前列的企业，理当较之其他企业更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特色。即便如本书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华为所处的国内外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华为不可以复制”，但是，华为的国际化经验仍具有可供借鉴的价值。人们借鉴华为的经验，不是要复制华为，而是要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汲取被华为的成功所验证了的那些元素。

程东升是一位青年记者。我同他并不相熟，愿意为他的著作撰写序言，是为其著作的主旨所打动，也与我本人的研究领域有颇大关系。作为20多年来一直在香港关注世界和中国发展的一位研究者，我愿意同东升以及所有朋友们一道，为祖国的昌盛而竭尽绵力，为祖国的昌盛而鼓与呼。

2007年7月22日于香港

（周八骏：中国首批以国际金融为研究专业的经济学博士之一。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光大控股研究部执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港澳研究中心常任理事。自1992年以来，周八骏为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香港大学、理工大学、城市大学以及香港若干重要中资机构等举办了逾百个培训班，开设关于香港经济和社会、中国改革开放等多个领域的课程或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