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治疗和照片治疗的异同

一直以来，一些学者对拍摄照片是否属于艺术争论不休。一些人认为照片仅是机械记录的产物，不涉及艺术家创造性的个人投入。他们表示，照片可能是一种传达方式，但并不是“纯粹”的艺术。将照片归为艺术还是传达方式这一问题，只会耽误它作为两者之一的使用。这种二分法的问题与治疗目的无关，因为在治疗中，二者可以共存。争论照片是艺术还是传达方式似乎有些可笑，因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交流方式，而所有的交流方式都是艺术表达的一种形式！我当然同意用系统/控制论的方法处理艺术治疗实践（Landgarten，1981，1987；Lusebrink，1989；Nucho，1988；Rhyne，1984；Riley，1985，1988，1990；Sobol，1982，1985）。

鉴于照片疗法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话题，尤其在艺术治疗师中，我认为讨论艺术疗法的理论和实践对理解和应用照片治疗技术很重要。我并不认为二者是互斥的，也不认为它们之间存在任何争论。

长期以来，关于艺术治疗到底是一套所有治疗师（心理学家、家庭治疗师、精神科医生等）都可以学习和使用的技术，还是一种具有独特的潜在概念基础的独立模式，一直存在着争论。双方都有充分的论据，不过在这里，我并不打算试着解决这些争议。我的立场是，照片治疗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模式，而是一组互动技术，适用于所有治疗师，无论他们偏好的理论模式如何。对我来说，它们是在本质上相互关联、彼此互补的子集，尽管由于所使用的媒介不同，有时在成品上或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它们都基于将情感赋予视觉的形式，使不可见变得可见，是一种“提升无意识”的方式（Martin and Spence，1988）。克劳斯（Krauss，1979，1983）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总结一些他提到的观点，以描述我所经历的异同之处。

象征性表达是我们用来表达和传递想法、感受、记忆和其他内在体验的唯一语言，尽管在描述这些经历的过程中，它必然会起到影响和过滤的作用。所有的艺术治疗都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视觉符号表达远比基于感官经验的口头“翻译”产生更少的干扰和更少失真。我们不仅经常通过这种隐喻的交流方式从内心深处投射出无意识的意义，而且在对他人产生的象征性意象做出简单的反应或回应时，也能够触及这些领域。克劳斯强调，非言语的个人符号具有强大的力量，因为它们来自潜意识，以表明自身的存在；他将它们称为意识的真实源泉。当我们观看自己创作的照片或艺术作品，或者审视我们对它们的反应时，当我们探索在这样做的情况下会出现的主题和模式时，我们能够绕过那些为合理化、防御、借口和其他保护提供良好藏身之地的言语“翻译”来了解自己的潜意识。

在艺术治疗中，来访者通常会自发地创作图像，而这些象征性的沟通直接来自潜意识。有时这些图像中的多层隐喻意义很容易被理解，但通常它们只是一个起点。尽管艺术治疗中的“艺术”可能并不是“真正的”艺术，但它是以非言语形式进行的个人编码表达；同样，在某种程度上照片是与自我之间的私人沟通，与任何偶然的艺术价值无关。

克劳斯（1983）提出：

虽然艺术治疗和照片治疗都利用了图像投射技术，但最初看起来，它们的方式似乎截然不同。艺术治疗依赖来访者的内在关注，通过其自发的绘制过程，让潜意识中的问题浮现出来，并且无需存在外部刺激、光线或其他内容，图画中也不一定需要出现一个具体的形象……而另一方面，照片需在物理内容实际存在的地方（或其象征形式出现或被安排出现之地）被拍摄。一张关于房子的照片的内容就会包含房子的某些物理表征。由于艺术治疗依赖于外化的内在主题，而照片治疗依赖于内化的外在主题，因此它们似乎处理的是个人符号学的不同方面。

许多艺术治疗师强调，来访者实际制作的象征性图像的重要性，往往比其他组成部分更有价值。这说明了这两种治疗之间的一个核心区别：制作图像只是照片治疗的一个方面，而不一定是核心方面。另一个区别是，大多数人对拍摄这一媒介的熟悉度和舒适度。拍摄和讨论照片通常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而制作或评论艺术作品却显得有点难。

同样，艺术作品的归属通常是其意义的一部分。我们很少在欣赏一件艺术作品的同时意识到它表达了创作者的个人观点，但我们可以将照片视为一个任何带着相机经过的人都可以记录下来的客观图像。因此，在照片治疗中，我们可以通过对照片的调查推测创作者的目标、需求或欲望，而这是其他艺术媒介创作无法实现的。事实上，由于拍摄作品的创作者可以很容易地与图像分离，因此在照片治疗中可以轻松地使用非来访者原创的照片，而这在艺术治疗实践中并不常见（除了拼贴作品外）。

艺术治疗通常似乎更关注成品，较少关注图像的概念或发展过程。而在照片治疗中，这个过程更加平衡；把照片印刷或打印出来通常是最不重要的元素，而选择方案、决定如何创作照片（何时、何地、何人、原因、为谁等）的标准，才是重要且值得探讨的。在治疗中，“处理”完成的照片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它也经常用来引出问题，使讨论不仅局限于照片本身。

克劳斯指出，个人照片提供的事实记录具有附加价值，“个人和家庭照片的可利用性……为投射和客观信息提供了丰富的来源，而这些信息往往是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获得的。它们提供了有关来访者与治疗之外世界的关系的背景信息（包括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在镜头捕捉的图像中相互关联，而非言语交流）。”

通过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与我们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方式很接近的样子，而不是我们在镜子中看到的颠倒的影像。我们还可以从侧面或背面看到自己，以及自己作为家庭或朋友团体的一部分。在艺术治疗中，我们的肖像是严格的个人主观表现；照片治疗则提供了由机械设备创建的具有较少主观性的图像。

最后，我发现，与一些艺术治疗师认为的对衡量进展、改进或停滞至关重要的艺术创作发展阶段，在照片治疗中并不存在。拍摄技巧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太大变化，除非我们学会站得更稳或有意识地构建更复杂的内容（如果这是我们的目标的话）。我见过一些8岁的孩子和孤独症青少年通过拍照传达出严肃的隐喻意义，也见过一些专业人士拍摄的技术不佳或令人困惑的作品。因此，在照片治疗中，艺术创作能力的发展阶段并不是显著相关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