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研究发展历程3

长期以来，我一直从事叙事学的研究，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打破亚里士多德以来研究传统的束缚，从关注情节发展拓展到关注在其背后暗暗运行的“隐性进程”，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这两种叙事进程的并列前行和交互作用。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打破自身的两种束缚：一是囿于古往今来的批评传统；二是缺乏自信，认为作为中国人，难以在西方语言文学领域首创理论。在这一领域，容易迷信西方的权威。虽然从读博士时开始，我就打破了这种迷信，会不时挑战权威的观点，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着力于发现西方权威学说中的漏洞、混乱或偏颇之处，进而对漏洞进行弥补，对混乱加以清理，对偏颇之处进行修正。诚然，我也在国际上率先揭示了不少概念的实质和不同学派之间的本质关系，譬如揭示出“隐含作者”的实质内涵（载美国《文体》45.1，即第45卷第1期，下同），当代修辞性叙事理论被遮蔽的历史化潜能（美国《叙事》21.2），视角越界现象的本质特征（美国《叙事视角新论》一书），“非自然叙事作品”的实质特征（《文体》50.4），叙述者的建构性和作品中叙述行为的不可知性（《叙事》9.2和英美《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故事与话语”的本质特征（《叙事》10.3和《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字面翻译并非“形式等同”（欧洲《巴别塔：国际翻译杂志》35.4和香港《翻译百科全书》）；率先揭示了文体学与叙述学之间的互补性（英美《叙事理论指南》和《劳特利奇文体学手册》），语境叙事学与形式叙事学之间的互补关系（美国《叙事理论杂志》35.2），“不可靠叙述”的修辞研究与认知建构研究之间的不可调和（德国《叙事学手册》第二版），文体学的客观性与规约之间的关联（欧洲《诗学》17.3），第三人称意识中心和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在相似背后的差异（美国《叙事行为》一书），当代文论之间的排他、互补和多元（加拿大《国际英语文学评论》33.3-4）；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模式，如“语境决定的反讽”（欧洲《文学语义学杂志》38.2）、“不可靠性与人物塑造的关联”（《文体》23.2）、“整体-扩展性细读”（欧洲《英语研究》91.2）、“扭曲性的媒介：现实主义小说中的话语”（美国《叙事技巧杂志》21.3），以及翻译中的“两可型”（美国《比较文学研究》28.4）、“假象对应”（英美《劳特利奇文学翻译手册》）、“有意造成的非逻辑性”（《文体》22.4）等。然而，这些新的概念和方法的运作范畴仍然处于传统框架之内。

2012年之前，我跟着关注情节发展的传统思路走，努力挖掘情节的深层意义，即所谓“潜文本”。虽然在挖掘过程中，我发现有的文本成分会产生两种不同主题意义，但受到自古以来中外传统的羁绊，未能有意识地超越情节发展，去追踪与之并行的另一种叙事运动。由于当时的研究旨在对情节本身做出更具深度、更为合理的阐释，因此对以往的解读采取了一种批评和排斥的立场。此外，在有些含有隐性进程的作品中，会不自觉地把它和情节发展往一条轨道上拉，造成顾此失彼。对于这一点，我在第十一章中做了具体说明。这一章研究坡的名篇《泄密的心》。记得2008年我把研究这篇作品的论文《埃德加·爱伦·坡的美学理论、关于精神失常的辩论与〈泄密的心〉中以伦理为导向的叙事动力》投给了19世纪文学的顶级期刊《19世纪文学》（美国），由于该期刊是单向匿名审稿（仅审稿人匿名），我希望主编把我也匿名，以免我的中国名字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这也能看出我当时有多么不自信。主编没有回复我的匿名请求，但一个月之内就发来了接受函，他和审稿人都对论文大加赞赏，而审稿意见中出现的“professor Shen”也显示出主编认为我的匿名请求没有必要。当时以为对这篇作品的解读已经相当好了，但在发现“隐性进程”之后，也发现了这种解读存在三个缺陷：一是对“潜文本”的阐释压制了对情节发展的阐释；二是未能从头到尾追踪隐性进程中一些重复出现的文本成分，探讨其持续表达的主题意义；三是未能关注同一片段中，有的文字对情节发展关系重大，有的则对隐性进程至关重要。如果只是沿着情节发展这一条轨道走，这些问题难以避免，甚至很难发现。而在把视野拓展到情节发展与（一种甚或两种）隐性进程的并列前行之后，这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在劳特利奇出版社推出的拙著《短篇小说中的文体与修辞：显性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中，我也采取这一新的思路，重新阐释了以前从“潜文本”角度切入的其他几篇作品。

我是在探讨曼斯菲尔德的《苍蝇》时发现“隐性进程”的。这一作品自20世纪中期以来引起了激烈的批评争议。其情节充满象征意味，围绕战争、死亡、施害、命运等大的主题展开。然而，在作品的开头和中部，可以看到对中心人物的虚荣自傲展开的反讽，这偏离了情节主线。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课上引导研究生关注这种局部反讽，但有的反讽细节显得琐碎离题，这使我产生了困惑。2012年我再度仔细研读作品，发现如果能摆脱古今中外关注“情节、人物、背景”的传统框架的桎梏，将目光拓展到情节背后的另一种叙事运动，沿着另一条表意轨道来考察相关文本细节的选择，就能看到从头到尾运行的一股叙事暗流。一些在情节发展中显得琐碎离题的细节在这股暗流里承担着重要的主题表达功能；与此同时，在情节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一些片段，也会因为这股暗流的存在而具有双重意义，对于作品的中后部来说，尤其如此。此外，若能看到这股暗流，还能看到以往不少批评争议的症结所在。我在《外国文学评论》和《今日诗学》（Poetics Today）上发文，在国内外首创了“隐性进程”/“covert progression”的概念，提出要超越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叙事研究传统，关注情节发展背后的另一种叙事运动。

然而，对这种文学现象的认识难以一蹴而就，需要一步一步往前走。从2012到2014年，我专注于对隐性进程的挖掘，忽略了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如何各司其职、交互作用，对前人的阐释依然持一种批驳的立场。从2015年起，我在国内外发文，开始旗帜鲜明地探讨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的互动，不再排斥前人对表面情节的阐释（除非就表面情节而言，也存在明显偏误）。这一立场的转变也体现于我2015年以来在美国发表的一些论文的标题：《双重文本动力与双重读者动力》（《文体》49.4），《两条并列表意轨道的共同作用》（《文体》51.2），《双重叙事进程与双重伦理》（Symplokē 25.1-2），《作为双重作者的交流的双重叙事进程：对修辞模式的拓展》（《文体》52.1-2），《作为双重叙事进程一种修辞资源的虚构性》（《文体》53.4）。

在注重分析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的互动之后，我在国内外挑战了多种单一的叙事学模式，以及单一的文体分析模式和翻译批评模式，指出这些单一模式不仅无法用于解读隐性进程以及它与情节发展的互动，而且也形成一种禁锢，阻碍对双重叙事动力的认识。走到这一步，我终于摆脱了自身束缚，大胆对各种反传统的“双重”叙事动力模式进行理论建构。在劳特利奇出版社推出的那部英文专著中，“绪论”之后就是对“隐性进程”的实际分析，而本书的上篇七章则全部用于对“双重叙事进程”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

2017年欧洲叙事学协会（ENN）的双年会邀请我就《双重叙事运动能如何改变和拓展叙事学》做了一小时大会主旨报告（外加20分钟讨论），探讨我自己提出的双重叙事动力理论对叙事学的拓展和重构。2019年底，法国的叙事学常用术语网站收入法文版的“隐性进程”这一术语，并予以详细介绍。2019年11月，我收到美国《文体》期刊主编约翰·纳普的电邮，邀请我以《“隐性进程”与双重叙事动力》为题，撰写约一万英文单词的目标论文，由期刊编辑部出面邀请英、美、法、德等国学者加以回应，然后我再对他们的回应进行回应，这些都在邀请我担任特邀主编、专门探讨我的理论的2021年第1期登出。《文体》是西方权威性的季刊，每年仅出四期，将其中一期专门用于探讨中国学者首创的研究西方文学的理论，彰显了该理论的国际引领作用。本书作为国内外第一部探讨双重叙事进程的专著，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系统深入地探讨由“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构成的“双重叙事动力”，以飨读者。

本书系本人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成果，结项匿名鉴定为“优秀”。在理论层面，评审专家认为本书“对于中外半个世纪以来流行的西方叙事学理论乃至传统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均是重大突破”。本书也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匿名评审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这一成果“具有极强的创新性”；“作者的理论站位高远”，“构建了其独创的理论体系”；“其首创的‘双重叙事进程’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学者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是我国学者对当代叙事学理论所做出的突出的学术贡献”；“体现了很高的叙事学理论素养和开拓精神，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有示范作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推广价值”。对他们的褒扬和鼓励，我表示衷心感谢，同时，评审专家所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也让我获益匪浅。我深刻地领悟到，在西方文论研究领域，要开拓创新，必须摆脱作为中国人的不自信，勇于在国际前沿不断探索。令人欣喜的是，近两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也开始强调知识体系创新。跟我们这一代相比，中青年学者享有更好的条件，相信他们能在知识体系创新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不断超越。

本书不少内容以论文的形式发表（或即将发表）于美国的《文体》《叙事》《今日诗学》《叙事理论杂志》等国际一流期刊，以及《重新思考语言、文本和语境》《劳特利奇文学翻译手册》等英美重要参考书；本书也有不少内容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等国内刊物。感谢国内外各位主编、匿名评审专家和责任编辑的支持、鼓励和帮助。

我感佩《外国文学》编辑部主任李铁以他的胆识邀请我撰写《西方文论关键词：隐性进程》，该术语词条于2019年初在中国面世，早于法国学者网站上的同一术语词条，更早于美国期刊上对这一术语的集中探讨（我也借这些机会，着力探讨由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构成的双重叙事进程）。我十分感激《外国文学评论》主编程巍2015年在审阅我分析卡夫卡《判决》中的双重叙事进程的论文时，给予的热情鼓励。他在电邮中写道：“‘隐性进程’的提出为文学文本的‘深度解释’拓展了巨大空间……像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一样发现了‘隐性进程’……或‘隐性进程’是中国学者在文本研究（细读）上的唯一的贡献。”这令我备受鼓舞。我没有学过德文，这篇论文分析的是《判决》的中译文，而《外国文学评论》通常不发表以中译文为分析对象的论文。之所以会破格发表，离不开两位学者的帮助。一位是德高望重的卡夫卡专家叶廷芳先生，我在投稿之前，先发给他征求意见，老先生高度赞赏，并帮助核对了译文；另一位是较为年轻的卡夫卡专家任卫东教授。通过王建教授的介绍，我冒昧地向素不相识的她求助。她拨冗阅读了论文，表示赞同，并帮助仔细审核了译文。

我也感佩美国《文体》杂志编辑部将我分析《心理》和《空中骑士》的论文分别置于该季刊两期的首篇位置发表。我很感激《重新思考语言、文本和语境》的英国和德国主编在读到我以《判决》为主要分析对象的论文初稿后，在重新发出的目录中，将我的论文调到了正文第一篇的位置。这令我惊喜和振奋。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有幸得到学界同行、北大同事和学生以及我的家人和亲友的多方帮助。

我在叙事文学研究的道路上能不断进步，离不开国内外叙事学以及文体学和文学研究界众多同仁的鼓励和支持，他们的关注和期待是我前行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精神积淀深厚的美丽燕园，北京大学、北大人文学部、北大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和领导为我营造了理想的工作环境和科研氛围，给予我鼓励、支持和帮助。特别感谢英语专业教研室的同事，他们从各方面伸出了援手。就本书稿而言，周小仪教授仔细阅读了全书初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尤其是涉及消费文化的《一双丝袜》那一章，他建议的几处改动增色不少。助理教授李宛霖仔细阅读了分析《判决》和《巴克妈妈的一生》那两章的初稿，她就后者提出的问题，促使我对作品的性别政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许钧一直关注我的研究，他也拨冗阅读了本书多章的初稿，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本书下篇的写作过程中，我曾经指导过的和正在指导的多位博士生和硕士生对收集西方的批评阐释提供了帮助，可谓有求必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段枫副教授利用在国外访学的机会，为本书下篇的资料收集做出了最大贡献。不仅如此，当我发现分析《判决》的论文和《隐性进程》那篇关键词的初稿都有两万几千字，希望她能在投稿前帮我压缩时，她非常仔细地反复阅读两篇初稿，分别帮助我压缩了一两千字。从事翻译学研究的宫蔷薇不仅从编辑的角度看过多篇期刊论文的初稿，而且在阅读跟翻译相关的那篇论文的初稿时，精心细化了关于译者翻译选择的一句话，这种主动性令我感动。惠海峰教授拨冗阅读了一遍本书的清样，帮助更正了一些打印错误等。

我也要感谢选修我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他们对课堂报告分析对象的选择、所提出的问题等都使我获益匪浅。

我十分感激我的先生和亲朋好友对我的研究的鼓励和支持。他们给予我温馨的家庭环境和生活氛围，从多方面提供了我需要的帮助。

最后，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张冰编审一直以来对我的期待和帮助。她和郝妮娜编辑在本书编排过程中十分认真负责，感谢她们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劳。

2020年秋于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