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政治经济学领域之理论性探究，特别是在德国，尚未发展出有关此学科之真正方法论。相反，德国经济学家，以及很大程度上其非德国之同行们，全身心关注之理论论题，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学及其分支之性质与概念，其真理之性质，构思经济学问题以便恰当处理现实状况，等等诸如此类之问题。他们尚未触及实现经济学研究诸目标之知识路径，因为，其经济学研究本身就大成问题。
其实，此现象相当晚近才出现。时间回溯到不久以前，当时，政治经济学之性质及其真理之形式化性质似乎已经稳固建立，我们这门学科领域中之理论探究确实已经思考其真正的方法论问题。人们认为，确定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国民经济之规律的科学”，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关于它的看法，作为纯技术问题，已然解决。科学讨论已经可以深入探究这些规律究竟是通过思辨还是通过经验、是通过演绎还是通过归纳来掌握的问题了，探究在社会现象领域、具体而言在国民经济领域，何种具体形式适合于这些方法的问题了。它可以深入探究真正的方法论所涉及之其他类似问题了。
当然，一旦我们开始更彻底地处理方法论问题，这一切就不能不改变。我们学科之学者不能不意识到，政治经济学在其理论性与实用性（practical）分支中展示了具有完全不同之形式化性质的知识。因此，我们不能说政治经济学之一种方法、唯一方法，只能说它的诸种方法。获知之道与研究方法，系由研究目标、由我们欲求知晓之真理的形式化性质所指引。理论经济学的方法与国民经济之实用学科的方法不可能相同。然而，即便在处理方法论问题时坚持这一根本区分，或者认为唯有理论经济学才至关重要，更细致深入的探究也必定会揭示出，哪怕是“现象之规律”这样的概念也是含混的，由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化性质之诸真理组成。因此，把政治经济学或者哪怕把理论性经济学视为一门“关于国民经济之规律”的学科，也是不准确的。
后古典时代（the postclassical period）学者之经济学概念绝大多数只是简单立足于如下观念，经济学就是关于国民经济规律之科学，关于经济现象之共存与相续（co-existence and succession）之规律的科学，这些规律差不多有自然规律之形态。他们未能意识到这种知识之不同性质，因此也未能意识到上述概念是不精确的。而在视政治经济学为类似于物理学和化学的概念之外，解剖学-生理学理路，比起我们这门学科中个别研究者以前提出它时已经更为显眼了。将国民经济视为有机体、其规律类似于解剖学和生理学规律，此理路与物理学理路恰成对立；经济学研究中的生物学理路与原子论理路也呈相对之势。
科学探究并未止步于方法论问题之这一意蕴。已有人指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现象，具体而言国民经济现象，会因国家个性、因地区状况，尤其是因社会发展阶段，而各有其具体特征；它们呈现时间、空间上之差异，而不可能不对合于它们的规律产生决定性影响。从这一角度看，欲求不受时空条件影响，关于国民经济之普遍、永恒规律，因而欲求立基于此规律之科学，似不可能，纯属妄想；这似乎必定不恰当地从现象中抽离“完整经验实在”（full empirical reality）。因此，不仅在“实用经济学”领域，就是在理论经济学，也即“关于经济规律之科学”领域，考察经济现象之时空差异，似乎是一条必然要求。
另有人更甚，以至于相信，他们不必承认自然规律与国民经济规律间的相似性，相反，后者完全被视为历史发展的规律［作为经济历史之相似性（parallelisms）］，是大数规律（作为国民经济统计数据之相似性）。在对我们学科之原子式理路与有机的理路之外，又出现了历史-哲学的研究取向与统计-理论的研究取向，它们欲在理论经济学中保留国家和历史的视角。
好像这还不够，又有一种研究取向走红，它甚至质疑政治经济学就是“关于国民经济之规律的科学”之特征。相反，与历史法学和历史语言学一样，它把政治经济学视为特殊的历史性学科，在国民经济领域中，历史的理解是唯一正当的，是唯一可实现研究目标之进路。在关于经济规律之性质、因而也是关于理论经济学之性质的多种看法——这事实上也是对这些规律之本质的看法——之外，又添入了这种视政治经济学为特殊的历史科学之观点。
上述观点之间的分歧，不限于我们学科之真理之形式化性质。有人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之规律的科学，有人则在这种观点中看到，这是把国民生活一个侧面不恰当地孤立起来进行研究。有理论认为，国民经济现象要在与国家之总体社会与政治发展状况的内在关联中予以处理，这种理论在经济学家中有很多支持者。关于我们学科之真理的形式性质及我们学科本身之性质，本已众说纷纭，又加进有关我们学科应研究之现象领域之范围和界限的争议。事实上，很多人看起来甚至有点怀疑，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是否还可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毋宁是普遍社会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迄今已持续近半个世纪之讨论，一直围绕着所有这些研究取向之正当理由而展开，而这些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冲突的，有时又可彼此融合、互补。毋庸讳言，我们学科之方法论的这一发展状况根本不可能是有益的。对通往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目标之道的探究（关于真正的方法论之探究），何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进一步说，假如这些目标本身就如此大成问题，学术界怎会有兴趣严肃地面对相关问题？
此即本书宗旨所在，本书发源于我的以下感受：解决上述问题是政治经济学领域之迫切需求，应首先服务于这一需求。面对理论探究之现有角度，本书也主要关注于确定政治经济学、其各分支、其真理之性质，简言之，关注我们学科领域之研究目标。狭义的方法论将主要留待未来探究，因为，一旦就本书研究之基本问题达成若干共识，必定立刻引发研究狭义方法论之兴趣。
若形成这方面的共识，则解决上面所说问题之第二个部分，可能比乍看起来容易得多。不管怎样，人们只要多少熟悉相关文献即可知道，在很高程度上，哲学性探究从一开始即可转化为真正的方法论问题，并在此如何达致其最有价值之成果。我们首先需十分清楚国民经济领域之研究目标，则可期望在这之后，确定实现这些目标之路径并不太难，只要所有那些感到在确定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时需要合作之士，致力于将一般性理论探究之成果应用于解决我们学科之特殊问题，当然是认真地应用之，比迄今为止之所为更为认真而明智。
当然，我们将会看到逻辑学家的论著对于探究政治经济学领域之研究目标无益。关于对这一知识领域之真理性质的洞见，只能来自全面而充分地考量我们研究之现象的领域，与这一领域对我们学科提出之特殊要求。无可置疑的是在上述方面，我们不应指望从逻辑学家那里得到多少教益，相反，他们倒可指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教益。不过，最近有迹象显示，德国经济学家中有些人试图就我们学科之研究目标问题，从主流逻辑学家的论著中寻找教益。无疑，我们只能把这一点看作我们学科之理论结构之这一部分尚处在极端不能令人满意状态的象征。不过我确实相信，只要我们就政治经济学之真理的性质获得较可靠的成果，则一般理论性探究对我们会高度有益，它们将有益于检验这些真理之形式化条件与获得真理之知识路径。
确实，即使那样，对我们学科来说也只有很少助益，它现在本就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科。事实上，我情不自禁地说，我未高估方法论对一般研究、具体而言对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之重要意义。最重大的科学成果多出自那些无意探究方法论之士，而最伟大的方法论专家则很少能证明自己是某某学科中非常杰出的学者，尽管他们极清晰地阐述了该学科之方法。在方法论的建立与学科之令人满意的发展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只有该领域之天才人物，才有可能贯通两者。实证性研究通常会在没有发达之方法论时创造出一门学科，或使其发生划时代变革，而没有天分之方法论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对于一门学科领域中之二流成就来说无比重要之方法论，对留待天才解决之那些重大问题，就不甚重要。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方法论探究才确实对学科发展而言最为重要、最为迫切、最为吃紧。这可能出现在这样一个知识领域中，在此，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对于从研究对象之性质所确定之研究目标，学者们已丧失精确感觉。可能出现以下情形：人们对该学科之次要问题赋予过大甚至决定性意义。势力强大的学派所支持之错误方法论原则完全掌控局面，片面地以之判断该知识领域的一切努力。简言之，学科进步之所以受阻，乃因为错误的方法论原则盛极一时。在这种情况下，澄清方法论问题，确实是取得科学研究进步之前提，此时，本来宁愿投入其精力于解决本学科自身问题之士，恐怕也有责任卷入方法论之争中。
而在我看来，此即目前德国政治经济学领域之现象，此种状态于那些没有仔细追踪这门学科近几十年发展之人士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对于我们学科之性质、其论题、其范围，尤其是确定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新目标之努力，存在着相互冲突之观点，这种局面最初并不是从那些从事理论性探究的经济学家的兴趣发展出来的。它始于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留给我们的经济学理论缺乏可靠的基础，即使对其最根本问题，也未找到解决办法，对于国民经济实用学科、因而对该领域之实践，尤其不能提供充分基础。甚至在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出现前，已有一种信念日益生成：从前关于我们学科已至完美状态的流行看法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这门学科需要彻底的修正。
一旦有此信念，可有三条思路革新我们的学科。或者，基于此前关于我们学科之性质、问题之观点展开政治经济学之革新，从政治经济学起步之处，对亚当·斯密所创建之学说予以完善；或者，另外开辟研究之新路径。此革新，可以是对以前的做法予以改革，可以对所研究之理论予以改革。
除此两种革新取向外，还可采取性质和趋势上有所不同的另一思路，人们也可以最终采用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融合上述两种革新观念为一体。革新政治经济学，依然可从以前的立场出发，又当开辟新取向。任何单一研究取向不可能涵盖所有研究论题。相反，欲改进对我们现实世界及其发展过程之认知，提高对理论和实用知识之要求，须持续不断地提出获取知识之新取向。单一研究取向，即使本身充分正当，若从我们学科所解决之全部问题角度看，也是不充分的。对于一门学科之理论来说，尤其如此。只有在所有正当理论研究取向得到令人满意之发展，并将其研究成果组织为理论框架或体系时，此学科才算达到完善。在理论性自然科学中是如此，在一般性理论社会科学，具体而言在理论性国民经济学科中，同样如此。开辟理论研究新分支与革新以前的理论研究，相伴而生。
以上所述革新经济学三思路中的第一种，表面看起来最简单也最为显而易见，实则由于不止一个原因，面临异乎寻常之困难。所有国家最杰出的头脑沿着以前研究路径努力，终究无所得，而现在我们想有所得；曾令天才人物束手无策者，现在我们想把握。不仅要提出批评，或打开更宽广的视野，还要创造出实证性成果。拟采取之研究取向要求其代表人物有原创性，有能力取得实证性研究成果。在此知识领域，考虑到其无与伦比的困难，对学者的才智提出了最高要求。
由于另外一些原因，此处所描述之努力于我们的需求，没有多大价值。再也没有比循此前研究路径革新学科更难的了，至少乍看之下，也没有比这更无益的了，此时，杰出才智之士循此而行，已无所获。其权威之压力将削弱努力追随他们之人的信心，与此同时妨碍人们认可已取得之成就。它压制创新性头脑之活力与接受性头脑（receiving minds）之自由判断力。
综合所有这些，则可得出结论，依老观点革新我们的学科是困难的，因而实在没有吸引力。经济学理论，主要由英国经济学家塑造之所谓古典学派，没有能力令人满意地解决关于国民经济之规律的学科的问题。而其学说之权威却完全成为我们的负担，阻碍人们在这些路径上取得进步，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几个世纪的学术贤人，就沿着这些路径寻求解决建立理论性社会科学之这一重大问题。
革新我们学科的另一思路似乎更简单，也更值一试。目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无人认为是学者的能力不足以解决其问题所致，而在于错误的研究取向，则采取新取向，即有望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不管是谁，只要能确立此一新取向，就可视为政治经济学之革新者，即便其在深化此取向、证明其正当性的实际路径上未有值得一提之贡献，即便其对解决其问题未有直接贡献。即使他仅仅满足于开拓更大视野，或在本身具有正当性却截然不同于政治经济学之知识领域中努力，即使他仅仅满足于汇编那些旧有研究取向之成果、以揭示其谬误所在，并予以强烈批评，而无连贯认识，也仍是政治经济学之革新者。
还有多种因素可有助于推进上述努力。在语言研究领域、政治科学领域和法学领域，各种新的研究取向已占据优势，并取得成果，而学术界和公众舆论——尤其是在德国——未能正确估计其价值，而在很大程度上予以高估，至少暂时地。运用这些成果于我们的知识领域，这种想法何其显而易见！欲以政治经济学革新者身份出名，除了对研究之类似性的敏锐感觉外，几乎不再需要别的素质。循旧观念革新政治经济学既很困难，也不光荣。另一方面，研究新取向之先驱者、开创者的名声，则会随着知识工具之适度投入源源而来。因此，无人对下面事实感到奇怪：在德国真正的学院经济学家中，理论的发展每况愈下。渴望一朝成名之人，在新方向上总可搞出点名堂，只要有才之士自命其为有用，甚至能力稍差、不足以研究国民经济之重大关系、不足以精确分析其现象者自命其为有用即可。
在做此创新时，这些人确实忽视了政治经济学之形式化性质与其他学科之形式化性质间的根本差异，因此多多少少机械地借鉴那些学科之基本原则，甚至照搬其研究结果。他们尤其未能认识到，那些基于历史主义而改变了法学之科学运动的真实趋势。我下面将会证明，一些罕见的误解在德国革新者改革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研究新取向在不小程度上不过是扭曲的类比之产物，而未能正确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真正问题之所在。
不过，即使本身确实正当之研究新取向得以流行，也未必全面洞见国民经济领域中有待于科学解决的那一整套问题。我们随处可见下面现象在重复，某一研究取向，常常只有比较次要的价值，却使革新政治经济学事业排他性地依赖于它的成功，而完全拒绝其他研究取向之正当性。开辟研究新路径从而改变政治经济学令人不能满意之状态的愿望，在德国，却带来关于我们学科及其问题之一系列看法，其部分是误导性的，部分是偏颇的。它所带来之观点，让德国经济学家脱离所有其他国家的这门学科之文献的学术趋向。事实上，它所带来的观点导致德国学者之努力，由于其偏颇性，根本无法为德国之外的经济学家所理解。
毋庸赘言，在此情况下，基于我上面所述之普遍基础而进行的政治经济学变革，完全不同于这门学科之德国革新者的精神气氛。在前述研究取向之代表人物中，看不到一个有才之士全面审视了关于国民经济之规律的科学所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之整体。不见一人愿意全面考察作为国民经济之理论学科整体中之正当分支的各个理论研究取向，或者哪怕愿意考察其与国民经济学领域其余非理论性分支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甚至无人愿意阐明对于方法论问题之全面认识。相反，我们遇到的研究取向，部分地是误导性的，部分本身是正当的，但相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来说多多少少是次要的。然而，凡此种种，又被人等同于普遍的国民经济学领域之研究本身。
而德国政治经济学现状之真正麻烦就在于此。情况并不是，我们学科的革新者——带着其信心而露出头角——没有致力于消灭其有缺陷的状态，而这恰恰构成问题之真正核心。问题也不在于他们只关注相对次要的问题，忽视政治经济学领域之主要研究目标，甚至忘却那门学科本身。问题的核心在于，他们毫不掩饰对其余一切研究取向之蔑视，基本上漠视之，而事实证明，这些研究取向对我们整个学科来说通常是最重要的。
有鉴于此，现在确实到了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方法论探究置于科学研究之首要位置之时。目前，我们学科的进步受到错误方法论原则之妨碍。因而，方法论是至关重要的，并将一直占据重要地位，直到通过澄清研究目标，并相应地澄清实现目标之途径时，直到清除那些妨碍政治经济学在德国进步之误导性方法论原则时。
至于我所能达到的结果本身，我想，对其无须多言。考虑到我们处理之问题的难度，我已尽我所能，简单而清晰地论述它们。我也已尽我所能，对其进行分类、组合。就让它们自己说话吧。但我还是禁不住在此略说一点，因为这涉及我对德国同行之态度。
我已意识到本论著之巨大争议性质，但争议无一因为本人对我们学科那些杰出代表人物怀有恶意。相反，我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之性质，让我不能不如此。我对德国政治经济学目前状态之认识，让我必须如此。我激烈地反对目前通行之经济学研究取向，既非为了批评而批评，甚至也不单纯是为了表面的花哨。它们是我的任务之组成部分；确实，这些批评不得不是有力的、横扫一切的，即使我知道，有时，这有伤害到别人感情之风险。
即便这将多少损害我的论述可能取得的表面成功，乍看起来确实如此，我也无所抱怨。过去几十年来，由于一直处于孤立隔绝状态，晚近德国经济学文献很少受到德国以外学术界之仔细审查，并由于其自身特点而很难为人理解，所以，几乎未受到严肃批评之影响。由于德国经济学对自己方法的坚定信心，通常也缺乏哪怕是一丁点严厉的自我批评精神。在德国，若有人采用不同研究方向，会被人视若无睹，而无人反驳。这种长期做法发展出关于我们学科之方法论问题的一套自成体系的术语体系，其中一部分是荒唐无稽的。正是这套术语，由于人们不假思索地搬用，而未受严肃批评，对德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之危害，已越来越大。这甚至让人不能不呼吁，在我们学科领域来一场划时代的剧变。在此情形下，迫切需要不偏不倚的审视和考察，迫切需要严肃的批评。他人长期而广泛地忽视这一点，我不得不来填补这一空白。
不过，不怀偏见的读者将立刻认识到，若我蔑视我的德国同行，于我的意图实无任何助益。我时刻不忘公正对待他人之优点，我将尽我所能做到这一点。即便在我必须反对某种错误研究取向或偏颇时，也总是尽量最仔细地强调我所批评之学说中的真理因素。我也不会仅仅望文生义，就抛弃某个学说，相反，我每次都会对正在讨论之学说做深入考察。指导我的想法是，在德国从事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须重新意识到其真正任务。我希望把德国政治经济学从有害于我们学科发展之各种片面性中解放出来，把它从自绝于世界经济学潮流之孤立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在德国准备好进行经济学改革之土壤；考虑到这门学科目前令人不满的状态，进行这样的改革是非常紧迫的要求。
所有伟大的文明民族在科学发展过程中都有其特定使命，一个国家的学术界或其中相当大部分学者若脱离正轨，必将在科学知识发展过程中落伍。政治经济学也不可能离开德国才智之士一心一意的合作。本书任务是致力于将德国政治经济学带入正轨，别无任何其他考虑。
卡尔·门格尔
维也纳，188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