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黄帝内经》理论的临床价值

《黄帝内经》之所以被尊为“至道之宗，奉生之始”，是因为其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名医大家，他们运用古代多学科知识论证了生命规律，解决了临床诊疗中的诸多问题，从而构建了中医学的理论框架，使中医学成为一门具有特殊科学内涵和思维方法的医学体系，所以王永炎院士极力倡导“读经典，做临床”。他认为这是提高中医医务人员专业素质、促进临床水平提高、培养优秀临床人才的重要途径。《黄帝内经》理论对中医临床的指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启迪临床诊疗思路

《黄帝内经》理论具有方法学的意义。从《黄帝内经》理论出发，利用科学的思维方法为临床实践服务，对某些临床问题可迎刃而解。

如宋代医家史载之治蔡京便秘，谓便秘虽病在于下，但实由在上之肺气浊滞，影响大肠正常传导所致。肺与大肠相表里，大肠者，传道之官。故当开宣肺气于上，则下之大便自通。于是用一味紫菀研末调服，须臾大便遂通。

再如《黄帝内经》的“肝主筋”理论，是关于肝与筋存在必然联系、相互关系规律上的正确反映。它为人们认识和治疗某些疾病提供了理论方法。声带为喉部韧带，乃发声之关键，当代医家从“肝主筋”理论出发，提出“声带为筋，当肝所主”的论点，采用理气化痰的方法治疗声带疾患，如声带息肉、结节、肥厚等所致的失声证，获得成效，为失声证的治疗开拓了新途径。

陈亦人教授曾治一武姓患者，口涎偏多数月，苔薄黄，舌红，脉沉。他认为口涎多属胃热，治以清胃热，予白虎汤加味治疗，药后口涎减少，连服7剂，症情大减。口涎偏多被后世医者认为脾虚不摄，故治疗多从健脾固摄入手。陈亦人教授从患者苔薄黄，舌红，结合传统中医理论，辨证为胃热证，运用白虎汤清胃热，药证相符，故效如桴鼓。

二、提高临床用药水平

《素问·五常政大论》提出：“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认为能耐受气猛、味厚、作用峻猛药物的病人可加大剂量，不能够耐受峻猛药物的病人应当酌减剂量。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妇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张景岳注：“有是故而用是药，所谓有病则病受之。”后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妊娠的用药禁忌，认识到某些药物有引起流产、早产的可能，并分为禁用，慎用两类。禁用的药物，虽病情需要，也不能应用，而慎用的药物，则在不得不用的情况下可斟酌使用。如半夏为妊娠慎用药物之一，但往往用以治疗妊娠呕吐，而无流产之弊，亦即“有故无殒”之意。随着科学的发展，认识更加深入，某些药物虽不属于孕妇禁忌药物之列，但经实验证明可通过胎盘血液循环而影响胎儿发育的，亦当禁用。

《黄帝内经》阐述的是妊娠用药的准则，但它揭示了在辨证论治的状况下，在一定的范围内，药物的耐受性及毒性反应是随着人体疾病状态的不同变化而变化。有学者对大黄的安全性问题进行了“药证（病）”相关评价，结果表明：与正常动物比较，肝损伤动物对大黄的耐受性更大（最大安全剂量提高4倍），提示大黄辨证（病）减（避）毒是客观存在的。不仅印证了“有故无殒，亦无殒”诊断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对临床应用有毒药物治疗孕妇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纠正某些错误认识

《黄帝内经》理论对临床诊治具有识别评判功能，能够帮助医家对临床诊治中的某些错误观念和错误行为做出修正。

《黄帝内经》理论对临床诊治具有识别评判功能，能够帮助医家对临床诊治中的错误观念和错误行为做出修正。如《黄帝内经》认为，正常人乃气血阴阳平和之人。人若生病，就会产生阴阳的偏盛偏衰，于是虚实乃生。王履在《医经溯洄集》中云：“阴阳之在人，均则宁，偏则病。无过与不及之谓均，过与不及之谓偏。盛则过矣，虚则不及。”故《黄帝内经》认为，五脏六腑、经络枝节发生病变，皆有虚实。对于临床辨证，应察其属虚属实，当补则补，当泻则泻，万不可囿于某说，胶柱而鼓瑟。所以学习《黄帝内经》理论，可以对后世诸如“肾无实”“肝无补法”“产后宜补”或“产后属实”等以偏概全的观点进行客观评价。《黄帝内经》理论也能对自身进行批判，以求更好地适应临床实践的需要。如肾开窍于耳，只能反映耳与肾有相互的关系，其适用范围窄。如耳病只考虑从肾论治，则不能适应临床之需。故《黄帝内经》又补充了“心开窍于耳”“耳者，宗脉之所聚也”等，为耳病从五脏六腑论治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后世才有诸如耳聋宣肺、平肝伐木、宁心顺气、益气升阳等治疗耳疾的多种治法。

由此可见，学习《黄帝内经》不仅仅帮助我们不断提高临床水平，在临床实践中亦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掌握《黄帝内经》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