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的民俗学

中国民俗学的起点

中国的民俗学研究可以说比我国略迟，自民国六年（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否定文言的正统性，提倡白话文学运动以来，以俗文学再认识的机遇为契机而起步。这个文学革命运动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领导下，请陈独秀任文学院院长，胡适就任教授，钱玄同、刘复、周作人等同人也参加进来。而周作人则是最早向中国介绍柳田的《远野物语》和佐佐木喜善的《听耳草纸》的人，据说几乎收藏了我国民俗学方面的全部图书（直江广治《中国民俗学》）。民国七年（1918年）北京大学设立歌谣征集处，十一年（1922年）新设研究所国学门，努力收集各地歌谣，有二十二省的约三千首歌谣，发表在《歌谣周刊》上。

周作人介绍《远野物语》的文章

这种歌谣收集是在作为学术研究资料和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双重目的之下进行的，其中显然包括民俗学的目的。如“folklore”被译为民俗学，又被译为谣俗学（《辞海》，1947年版）那样，因为歌谣被视为重要的资料。

《歌谣周刊》起初作为北大日刊的附录，后来变成独立的周刊，约三年间采录了河北三千六百九十三首、山东一千零三十七首、河南九百三十三首、江苏一千三百七十五首、云南两千三百八十五首、广西六百零七首等，合计一万三千三百三十九首歌谣。对于各地共同主题的歌谣之间明显表现出的地域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我国的方言研究和民俗语汇比较之类的关系，也成为其中的课题。但在其研究过程中，关于原音标记方法，似乎存在困难。我国则早已实行假名标记。

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民党开始北伐，以北京大学为基地从事活动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相继南下，转入成立不久的中山大学，在当地重新展开了民俗学研究。设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发行董作宾、钟敬文编辑的《民间文艺周刊》；其后创建民俗学会，刊名改为《民俗周刊》，不久由容肇祖担任编辑。学会并开设讲习班，由顾颉刚、容肇祖、余永梁、钟敬文等担任讲师，讲授民俗学诸问题。《民俗周刊》虽稍有间断但也发行到民国二十二年七月第一百二十三期，此外出版的丛书达三十六册之多。各地也组织民俗学会，乡土研究也逐渐进行，但不久上海事变（1932年）爆发，由于其后战乱不息，所有工作被迫中断。

关于战时和战后学术界的动向，收入直江氏《中国民俗学》中的《中国民俗学的历史》一文有详细记述。《民俗周刊》的末期，由中山大学研究班进行过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调查，而战后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研究似乎也颇为活跃。如我国的方言周圈论所述，边远地区的古代遗迹的确是丰富的，而在这种研究中，必须同时尝试以古代学的方法进行古代研究，努力接近它的起始点。

民俗学主要是研究文化传承状态的学问。它的研究有自己的目的和方法，不从属于其他目的，也不应侵犯其他领域。从研究对象的性质来说，它的方法应当是历史学式的，以其起源和传承过程为主要对象。其传承之支柱，不言而喻是宗教方面的东西，是社会方面的东西。

中国的民俗传承未必具有充分条件。即使创立文字早在三千三百年以前，其民族文化传统连绵不断，但是由于政治不安定、社会变动、少数民族统治和大规模迁徙等，其民俗基础已然几度遭到破坏。中国的民俗学研究首先从采集歌谣着手，在这个意义上很富有启发性。这种传承几乎不涉及物质方面的条件。在中国的民俗研究中，探索其传承过程困难颇多。尤其是从何处求其起始点，似乎是首先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