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采访中令人恐惧与厌恶的场景
有一类采访者，他们看了出版社公关人员对你作品的评论，捎带着扫了几句简短的引文后，就会抽取一句大声朗读，然后以真诚的语气问：“你能否借此机会给我们展开讲一讲？”我最怕碰到的就是这一类采访者。
这类采访者应付只出过一本书的社会名流们，足矣。就算名人不是作品的真正操刀者，也不打紧，因为采访者自己也没读过几页，大家想要的就是几句简要的引述。
“给我们展开讲一讲”的采访模式，对旨在通过写作传递知识或信息的严肃作家或许也行得通。因为他们确实希望通过重复，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
不过，对那些殚精竭虑、尽力将自身复杂的思考编织为文字的作家而言，这种采访模式就难以奏效了。他们听到别人朗读自己的文字固然欣喜，但当采访者的潜台词是他需要换一种方式讲述，或者说他可以讲述得更好时，他恐怕就高兴不起来了。“济慈（Keats）先生，您诗歌中对夜莺的描述很有意思，能否给我们展开讲讲呢？”
我很幸运，在没有经过事前沟通的采访中遇到过几位与此截然不同的采访者。我和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的几次谈话就十分愉悦。我与他的谈话也成了我衡量一次采访成功与否的永恒标准。他采访你时，你会希望采访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对话中，参与者谈论的话题都是他们深入思考过的，并且他们会认真倾听对方的发言，从而进行针对性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双方可以激发彼此在对话过程中产生新的想法，以进一步交流。他们可能会有分歧，有时甚至是基本立场上的对立，但他们绝不会在交流过程中带有敌意。因此，差异反而可以提升他们对话的层次，让它变得更加深邃、坦诚。
我现在只需听一两个问题，就可以判断一次采访能否成功。倘若双方都看出端倪，知道采访铁定失败，那仅仅维持对话也会是份苦差。我会想：“这种诡异的问题，我该如何回答是好？”采访者则会想：“天哪，她又沉默了十秒，然后只是‘嗯’了一下。”
成功的采访就像精彩的羽毛球对打。你的直觉会告诉你，你可以让羽毛球在空中持续飞翔，你只需盯着它，让它飞来飞去即可。
我和大卫初次见面是在科布电台一间可爱、时髦的录音室里。我们都有些紧张和不适应，好在我们很快就进入了状态，羽毛球也顺利地飞了起来。
作为小说家，我可以毫无顾虑地谈小说，但作为诗人，我就不好意思夸夸其谈了，我毕竟是业余的。谈论诗歌的人，总是在和其他诗人进行对话。这些诗人往往要求苛刻、观念偏执，甚至带有敌意。此外，他们有时还很排外。我有一次参加写作工作坊，当天夜晚，与会者依次朗读了作品，诗人朗读时，散文作家都在专注地聆听，轮到散文作家朗读时，在场诗人却无一例外地起身离场。另外，诗人有他们特有的话语体系，我对此并不擅长。所以，我刚开始面对大卫的诗歌采访时还有些紧张，好在我的焦虑很快就一扫而空了。要知道，克服焦虑，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沉浸在交流的乐趣中。
非虚构作品不同于诗歌，但对我而言，谈非虚构作品也有谈非虚构作品的难处。我在面对采访者的问题时，总是提心吊胆，因为我不知道他会问什么。他或许会问叔本华（Schopenhauer）、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以及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对我作品的影响，但我根本就没有读过他们的大作；他或许会问我对同性恋理论、弦理论的看法；他或许还会让我给听众讲讲道家学说；等等。当然，他最有可能问的就是我对人类未来的构想。诚然，我知道自己对很多领域都一窍不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愿意在众人面前揭露我的无知。我非常感激大卫，他尊重我学识和智慧的局限性，让我不至于走进阿波罗的特尔斐神殿，无助地祈求神谕的帮助。
我有时会遇到一些采访者，他们可以敏锐地看出我喜欢谈自己的职业。
大卫同我一样喜欢谈自己的本行，所以我们一拍即合，做了这一系列采访。
最后，我想感谢科布电台为我们提供的平台。过去五十年，科布电台一直都是俄勒冈州从未间断的最强音，从艺术到思想自由，再到兼容并包的态度，都是科布电台谈论、倡导的主题。如今，美国被争执、谎言，还有愚蠢的暴力日渐割裂，不过，如果你可以安静下来，倾听以科布电台为代表的声音，你就会发现，它们或许可以化作纽带，将我们再次连为一体。
厄休拉·勒古恩
2017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