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藍生師姊八十壽辰獻辭
周流溪
（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院，北京，100875）
江藍生研究員是我的師姊。1978年秋天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招研究生時，我們考上了語言研究所吕叔湘先生的碩士生（社科院那年是首次普遍在各研究所招收碩士生，其事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故後來人們戲稱我們屬於“黄埔一期”）。吕先生當時招收了三個專業的弟子：現代漢語專業楊成凱、黄國營；近代漢語專業江藍生、李崇興；英漢語法對比專業王菊泉、周焕常（周流溪）、陳平。這三組弟子通常分開上課。但第三組的課往往也讓第一組參加（我們第三組的副導師廖秋忠先生剛從美國回國，就給第三組和第一組同時講授普通語言學和對比語法[後一内容實爲語義學，他對英漢對比並無具體輔導]；因爲他擔任機器翻譯研究室副主任，他也讓機器翻譯專業的學生來聽課）。而第一組的副導師范繼淹先生和第二組的副導師劉堅先生則分别負責對本組學生的輔導。第二組的學習重點是近代漢語研究的文獻；劉堅當時已受吕先生囑托在編寫《近代漢語讀本》（1985年出版），那是爲研究者打基本功服務的著作。由此不難看出：吕先生對三個方向的弟子們都有妥善安排，而且一視同仁、嚴格要求。
1980年12月，我填了《滿庭芳·本意呈吕先生》一詞：
海北芝蘭、江南桃李，七色交映庭除。經年雪解，百卉勃然蘇。久抑壯心猶烈，早培植、新秀苗株。青陽麗，春風送暖，苞蕾正初舒。
猗歟，何盛也！幾回企望，幸侍程廬。聽談言侃侃、論道徐徐。學術功高澤廣，當無問、筆式規模。從三昧，焚膏繼晷，誰不願靈珠？
此詞從標題到正文都充滿了我對導師吕先生的敬仰，而且可以説也代表了各位同門的心情。“本意”，是我特地選用詞牌《滿庭芳》的字面原義作副標題。當年吕師一下招了七名學生，創造了招生的一個空前紀録。“七色交映庭除”正寫出了師門的繁榮景象：我們七人有從北方來的“芝蘭”、也有從南方來的“桃李”，滿庭芳香、何其盛也！吕先生收了這麽多弟子，他自己豈非太辛苦了？辛苦，自不待言。但那是他“久抑壯心猶烈”廣博胸懷之表現；因爲“經年雪解”（多年“文革”恰似冰雪僵凍的局面已化解），他想“早培植新秀苗株”的願望終於能擺脱束縛壓抑、放開手腳大幹而實現了（然而吕先生也很謙虚務實：他都74歲了才招收這七名弟子，我們畢業時領導、學生和慕名者都期待他招收博士生；但他認爲自己年齡越來越大了，若77歲再招收博士生他擔心指導工作做不到家會誤人子弟，就辭謝了這個請求）。我們自己曾有“幾回企望”（幾次站在師門之外盼望）的經歷，但終於幸運地成爲吕師的弟子（姑沿襲古人的謙辭“侍候”）。這裏用了“程門立雪”的感人典故來自勵。
一、從革命者後代到學部委員
會不會有讀者從“蘭”字聯想到江藍生呢？在今天許多人偷懶成風濫用簡化字以“兰”代“藍”（以“肖”代“蕭”、以“代”爲“戴”）的情況下，那是可能的。而我自幼操粤方言（此六字各不同音），“藍”讀lām、“蘭”讀lān（俱爲低平調），絶不會混同而出錯。記得師姊告訴過我，其名初爲“籃生”（生下來就放在籃子裏養着）；近日她又説本是“難生”而混讀成“藍生”。原來，她父母都是新四軍幹部（父親祖籍湖北仙桃），她在父母奉命到安徽含山縣開闢敵後戰場時生於彼地（江淮方言會混淆n-/l-）；父母爲她找了一個農婦奶媽，是她把江藍生養大的。在一次撤退中父母把她留在奶媽家。國民黨還鄉團到處搜尋新四軍的子女想把他們斬盡殺絶，奶媽夫婦遂把她藏到山上的佛庵裏托付給一位老尼姑；敵人抓住老尼姑吊打折磨，而那老尼姑矢口不供出實情。同情革命的群衆捨命保護了江藍生，她對此終生難忘！她政治立場堅定，無愧是革命者的後代。不管怎樣，其童稚時受過磨難但終於涅槃而新生了。解放後她先到上海、繼至南京（在那裏始讀小學），後隨父母自滬來京，在此地讀中學。高考她一步跨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62～1968），是北大的才女。畢業後分配到山西省孝義縣兑鎮中學，講授高中語文課和化學課，經受了艱苦環境的鍛煉。1971年調回北京，在北大附中當語文教師。
（一）讀大學和讀研的臨時擇路而走上通途
據師姊自己的回憶：她自小喜歡學習，愛逛北京的小人書店、演藝場所，成年後也讀了不少中外文學名著；按那種趨向她應該成爲一個文學青年，從事文學創作、文學研究或搞新聞報導之類工作。但當時考進北大而想學語言專業的人很少，中文系乃專門派朱德熙老師來動員；聽了鮮活誘人的學科介紹，江藍生就選學毫無思想準備的語言專業了。後來她考研以古漢語總分第一名進入社科院才知道有個近代漢語專業，於是好奇地向吕先生寫信要求學習近代漢語而得到批准。這兩次都是臨時改路而走通了（關於師姊的不少經歷我參考了她的回憶和自述以及楊永龍和張宜對她的采訪録，文中不一一注明）。
讀研使江藍生走上了科研道路。她選的專業近代漢語，是黎錦熙1928年提出的研究領域，而吕先生則是從20世紀40年代起爲之投入畢生精力的墾荒者和奠基人。吕、劉兩位導師給江藍生的學習任務首先是熟悉歷史文獻，那意味着要通讀自唐至清各朝浩繁的白話文材料，包括敦煌俗文學作品。後來劉堅先生爲她選定了碩士論文題目《敦煌寫本〈燕子賦〉兩種校注》，這種全面詳細的校注當時還是一種新的科研工作，江藍生努力完成論文並通過了答辯（外來答辯委員有名家王利器和周定一兩位先生）。
畢業後，她留在近代漢語研究室工作。她的第一項任務，是幫助吕先生完成《近代漢語指代詞》的補充和校注（那可是先生在高校任教的親兒女也不能做的事啊）。她每兩週到先生家一次，持續三年多。在此期間，她聽取了吕先生對書中具體問題的指點，還聆聽了老師許多重要的語言學見解和人生體驗。“聽談言侃侃、論道徐徐”，師姊比我們任何一個同學受益都多得多！記得畢業不久，師姊曾對我説過：“我就吊死在敦煌這棵樹上了。”我向來以繼承前輩通人自任，對此話大不以爲然。豈知吕師不止一次對她耳提面命，要她開闊眼界。1982年曾約她到家談話，説：你在碩士階段主要學習詞彙是可以的，但以後應該搞一些語法、語音問題，瞭解漢語整個歷史演變過程，對縱横兩方面都要有較全面的認識（按：即要有歷史性眼光和全領域視野），不能把自己劃在一個圈子裏。他還説：我給你出一個題目——研究歷史語法的方法（一萬字左右），借寫這篇文章做一番整理工作，找出一些規律來；你可以重點從王力《漢語史稿》中册、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吾書《漢語語法論文集》以及丁聲樹幾篇古漢語論文、梅祖麟幾篇語法史論文中體會研究的方法。江藍生都一一照辦了，結果學問和見識大有進展。
（二）社科院裏雙肩挑的女强人
1985年，吕師就提拔她爲近代漢語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原主任劉堅已升任語言所所長）。1986～1987年，吕師還促成她訪問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直接就學於太田辰夫。1988年起，江藍生歷任中國社科院語言所副所長、所長，社科院研究生院語言學系主任（1993年晉升研究員）。1998～2006年任社科院副院長，2006年當選爲學部委員。她又當過政協委員和常委、還有其他社會兼職（比如任國家社科基金語言學科評審組組長十幾年）。總之，她在學術上和政治上都是達人。這是我這個日未暮而途已窮者望塵莫及的。人之窮達多半可謂命中注定；我雖癡想以孔夫子和柏拉圖爲最高榜樣，但理想遠未成功而總遭人擠兑，雖然還未到柏拉圖被賣爲奴隸和孔子在陳絶糧的地步。唯一可自慰者，我也曾努力完成吕叔湘先生未竟的事業：我們英漢對比專業三個同學曾按吕師的安排與李榮先生合譯了英國學者帕爾默的舊著《語言學概論》，吕先生做了最後的校訂；此後該書由商務印書館反復印行並列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而多次補校則由於唯有我在北京只能全歸我來做——通過徹底改訂譯文、大量增加注釋、補編詳細索引，客觀上把此書提高到當代學術的水準了。
我不是强調江師姊天生是做官的料，更不是説她一心想做官。其實她很看重普通的實際工作——早年她在孝義縣曾固辭縣婦聯主任一職、連夜順着鐵路獨行四五十里逃歸兑鎮中學，那是冒着生命危險的選擇。1998年她被作爲社科院副院長人選時心情很糾結，並不情願。院長找她談話，她認爲自己的興趣、能力、性格以及學科背景都不是社科院副院長的合適人選。但在領導多方勸説下，她終於同意了；她想到自己作爲學者代表進入領導崗位，就更應該把學問做好，力爭學術、行政兩不誤。她是個責任感很强的人，答應了的事就努力去做，不會因爲做學問而敷衍工作；她又是個鍾情於學術的人，不願放棄學業和學者的身份。故她把雙肩挑的壓力當成動力，在兩者之間求得平衡。她説過：繁重的行政工作提升了自己的全局觀念、辯證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得以通盤瞭解科研工作、增加很多學科知識，反過來都有益於自己的專業研究。
（三）在語言學多個領域中的出色建樹
江藍生最近十幾年雖忙於修訂和編纂多種漢語辭書，但還堅持進行語言學探索並迭出成果。她的學術研究涉及漢語歷史詞彙和語法、語法化理論、語言接觸理論等領域。至2021年底她已在國内外發表論文100餘篇，出版專著、工具書15部，譯著4部（含合著合譯）。1988年江藍生就編成《魏晉南北朝小説詞語匯釋》。她曾與白維國和曹廣順在劉堅先生帶領下寫了《近代漢語虚詞研究》（1992年）這部開創性著作，該書運用語言類型學、語用學、認知語言學、語法化學説來做研究。她的論文集《近代漢語探源》（2000年）曾獲中國圖書奬。内有《語法化程度的語音表現》和《演繹法與近代漢語詞語考釋》等論文；而《禁止詞“别”考源》（曾單發於1991年）用多處方言的事實論證了兩個去聲字“不要”連讀變調成爲陽平聲的“别”（這支持了吕師的觀點）。隨後又出版了《近代漢語新論》（2008/2013年），其中有從構式語法角度做語法化新探索的論文。
搞現代漢語研究的人，一般不會接觸歷史語言學。但只要你一隻腳踏進近代漢語，那就不免要搞歷史語言學了，儘管這對現代漢語學者恐是索然無味的。江藍生就因爲搞了近代漢語而在歷史語言學方面充分表現出其學術功力。
她在《漢語史學報》發表了《説“勾、夠、彀”——〈華音撮要〉連-介詞“勾”考源》（2017年a）。文章針對朝鮮李朝的漢語課本《華音撮要》中相當於現代漢語連-介詞“和、同、跟”的怪字“勾”，從詞義引申理據方面入手，第一步考證出“勾”當爲“夠”的同音借字，後者是個動詞（《現代漢語詞典》義爲[用手等]伸向不易達到之處去接觸或拿取，簡言之是以手探物）。它在適當語境中可以演變爲表示動作方向或引進動作對象的介詞，例如“夠奔”。先看“奔”：
（1）直奔家裏，直奔家裏去。
首句的“奔”是完全的動詞，次句的“奔”就可看成半個動詞（案：可比照外語的分詞）。而清朝迄今有不少用“夠奔”之例，有時（尤其在連動句）“夠奔”也發揮着半個動詞的作用：
（2）你二人各帶兵刃，跟我夠奔大同府前去探聽你大哥下落。（清朝小説《彭公案》）
（3）拉馬夠奔他鄉而去。（北京相聲《歪批三國》）
（4）小燕青打擂勾奔泰安[1]。（東北二人轉《藍橋》片段《八出戲》）
這暗示了“夠”有虚化爲介詞的可能（後一例還顯示了“勾”與“夠”的聯繫）。江藍生的同事曹廣順告訴她，其父母是河北灤縣人，口語中就用連-介詞“夠”。而李行健《河北方言詞匯編》（實於1959～1962年調查定稿）記載：唐山、承德、天津、張家口、邯鄲五地區17縣市都用虚詞“夠”，如：
（5）夠（跟）他打聽一下。
但當江藍生2015年向17個點的中學語文教師發放調查問卷時，只收到兩份回信：承德的回信説那裏不用“夠”只用“跟”；唐山的回信説那裏還使用該詞（使用者直覺認爲自己是把“跟”字讀白了），如：
（6）你夠他結婚了？[介詞]
（7）和你説話怎麽夠没聽見似的。[介詞，用“和”引進對象而用“夠”表示比擬]
（8）我媽夠我都等得不耐煩了。[連詞]
次年江藍生再次諮詢時得到回信説當地“夠”有“奔、朝”義但只用在固定的句子，如：
（9）我昨天夠着他去了，他還不理我。
江藍生認爲此句的“夠着”（“着”爲助詞）仍是方向動詞。但若比照外語分詞短語把“够着他”作“去”的狀語理解，“夠着”也不妨視爲已虚化的介詞。
江藍生看到《漢語大詞典》以手探物義的“夠”只有現代用例，就進一步考證下去。她發現此義的“夠”字至遲在明代就已使用，但寫成“彀”。如：
（10）你量我無兵器，我兩隻手彀着天邊月哩！你不要怕，且吃老孫一拳！（《西遊記》2回）。
她認定“彀”是本字，“夠”只是其俗寫借字而已。經窮索其源頭，她發現：“彀”，《説文》云“張弩也”。《孟子·告子上》：“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趙岐注：“彀，張弩向的者。”按：即向着目標拉滿弓。“彀”的所有引申義和隱喻義（[箭]所及的範圍、圈套、達到、極限、足夠、夠着、朝向），都由此生發出來！這也是實詞虚化的路線。她提請我們注意：由於“彀”字冷僻，故在更古時候就有用“勾”字代之者，如《詩·大雅·行葦》的“敦弓既勾”，孔穎達疏：“彀與勾，字雖異，音義同。”朱熹集傳：“勾、彀通，謂引滿也。”這個習慣一路沿用到元明時代，不僅元朝古本《老乞大》，連明朝諺解本《老乞大》《朴通事》都一律用“勾”。當然，關漢卿劇這兩朝的版本裏已有“勾、彀”互見的例子。明清時代《金瓶梅》和《紅樓夢》，二字互見更多。但直到清朝嘉慶本《儒林外史》才在此二字之外始見“夠”字。“夠、能夠”可能在民國甚至新中國時期才成爲流行的通用新詞。
此文是江藍生考證的力作。她認爲：考證古籍的字詞要利用可靠的版本，而河北方言連-介詞“夠”的存亡狀況也提醒我們要加緊搶救方言遺産（實爲珍貴的文化遺産）。
江藍生的另一項重要考證成果是名詞複數表達法。這個老問題很多學者都已探討過。例如吕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1984年，後收入《吕叔湘文集》第二卷，1990年）及其《續集》（《文集》第三卷[内含曾於1985年單行的《近代漢語指代詞》]，1992年）。《論文集》首篇《釋您，俺，咱，喒，附論們字》於1940年發表，《續集》裏《指代詞》第二篇《們和家》也談複數問題，時隔45載。1995年江藍生在《中國語文》發表了論文《説“麽”與“們”同源》，綜述了複數詞尾來源的三種觀點，解釋了現代漢語名詞複數詞尾“們”的語源是“麽”，而“麽”來自“物”（甚麽←何物）。二十多年後她還思考着這個問題，又發表《再論“們”的語源是“物”》（《中國語文》2018年第3期），直奔主題。這時候她不但根據更多的古今語言史料按語言演變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認真論證了“物”字虚化過程中的各種音變（異讀、順同化和疊置音變），還利用了1995年以來尤其是21世紀十餘年來學人們在活語言中發現的實際用例，如江西省安福話和西北地方多個小方言裏的vu/mu之類形式（即“物”字）。這樣，其結論就大大消除了學界尚存的好些疑慮，增加了（們←物）論證的力度。
不過，竊以爲漢語的複數形式有多種，不是單一來源，而且是在與北方阿爾泰諸語言的接觸中受其催化而形成的（仿照這些語言普遍使用複數形態，但不直接采用它們的形素）。首先，複數來源於“輩”之説仍有理由。幫滂並明、非敷奉微這一大組重輕唇音聲母的内部通轉很容易。江藍生説複數詞綴“彌、偉、每”源於“物”，其實不如説它們源於“輩”。她説上古明母物部字包括開口的“寐”字等和合口的“物”字等，到了中古失去了合口介音不讀mu了，而簡化爲mi（但詞綴“物”字選擇開口音是爲了與名詞“物”相區别）。案：其實漢字的讀音裏包含着複雜的方與國、文與白、新與舊、變與守的因素。比如：中古微母的“物”字上古讀/*myuət/；今北方話通讀wu，但粤語讀/mʌt/（聲母m-來自微母）。微母的“未”北方今讀wei，粤語則讀mei。而“秘（祕）”粤語讀bei，從聲旁“必”獲得的幫母讀音不變；但北方話改讀爲明母的mi。再看與“輩”同音的“背”字：它作動詞時（常寫成“揹”，如“揹書包”）普通話讀陰平聲bei；而在粤語的通俗説法是陰平聲/mɛ/（把幫母改成了明母，“/mɛ/書包”），那就像北方的“秘”從幫母改讀爲明母一樣自然！更值得注意者：粤語裏“背詩/書”的“背”讀陽去聲（古音/*bœi/）；連“背風的地方”“他背着父母去賭錢”這種表述裏的“背”也是如此。若北方某地把“輩”/*pœi/改讀爲/*bœi/，它演變爲明母的/*mœi/或微母的/*vœi/，當輕而易舉。唐人《因話録》的“我弭”實即複數“我輩”。“弭”字在紙韻（音近/*mei/），與或已弱化變讀爲明母的“輩”/*mœi/音近。宋人《唐語林》裏有“我彌”，這“彌”字讀支韻平聲明母（顯係直承“弭”字而來）、音亦近mei。宋代佚名話本《張協狀元》裏已有“你每”和“它每”（即他們）的用例，更暗示“每”應直接與“弭”同時而主元音稍有差異而已（因爲“每、輩”同屬灰韻一部，在賄、隊韻，由“輩”轉“每”很容易）。當我向黄樹先説起“背”字作動詞粤語改讀陽去聲的時候，承他惠告：其家鄉湖北黄陂縣的江淮方言裏陰去和陽去因聲别義之用例很常見（如“牚”tshen，陰去聲表示支起器物的木條，陽去聲表示支撐；“悶”men，陰去聲表沉悶不做聲，陽去聲表密閉不透氣）；我再想到《廣韻》《集韻》中同字異讀的情況也頗多（已有學者論及此事），那麽“輩”字在表示複數的頻繁使用中發生弱化而輕讀爲/*bœi/的可能就不能排除。若“輩”有此讀，它與陽上聲的“每”、“弭（陽平聲“彌”）”、“偉”之關係就更近而通轉也更易了。“每”早先或藏身於“弭”中，我們期待能看到唐代用“每”之例。若“輩”已變讀成/*bœi/，那它要轉化爲奉母的/*vœi/或喻（云）母的/*Ɣυœi/“偉”（屬微韻上聲尾韻），都不難也不怪，而再音轉就會衍化爲像今讀wɛi之音。“兒郎輩”讀成“兒郎偉”簡直太簡單，不必像專家設想的要拐個大彎。但不管怎樣，減掉“輩”類的詞綴，江藍生只須集中力量論證“物”怎樣演化爲“們”就行了（其後一文較前一文已大進了一步）。
至此我尚要補充兩點説明。一是我在談及漢語的複數詞素形式時使用了“詞綴”（suffixes）而非詞尾（endings）的概念。此乃有意爲之，因我認爲漢語是離合語（ionizing language），畢竟不像黏合語和屈折語那樣使用高度抽象的詞素來表示複數（如英語的-s，除極少數專家外衆人根本不知道它是哪兒來的，但這樣的詞尾卻最好）。而漢語一些詞素及其地位則不時會引發爭議，比如“輩”字是嚴格意義的複數詞綴嗎？顯然不像，它還像一個實詞。但它也有一些變體如“每”、“弭（彌）”、“偉”等。問題來了：你怎麽能説死這些詞綴是“輩”衍生出來的？可是你若要説“瞞”等爲“物”所衍生也得大費工夫啊。“偉”雖然用得不多卻可以被承認是一個複數詞綴，而同樣用得雖不算多但意義明顯的“輩”卻被排斥在複數詞綴之外，這不算公平吧？（江藍生在這兩篇討論複數的文章裏都提到，她文革時在廣州曾聽到有人喊口號把“偉大”的“偉”説成mei；這是試圖爲其考證添一實例。但我敢斷言，廣州人絶不可能那樣發音，她一定是偶然聽錯了）問題是人們默認：只有詞素義不明確但功能已顯著者才有資格成爲複數詞綴甚至詞尾。不過在這件事上大家似應寬容些，漢語的離合語特點（漢字所示的詞素可隨宜分離和組合，但未必完全喪失其字義）會導致詞綴半實半虚，比如動詞的體（aspect）詞綴“着、了、過”就是如此，我們總不能因爲它們的詞素實義似尚未蜕變淨盡就否認其爲詞綴甚至詞尾的地位。
第二點説明是要重視方國及不同民族間的互動。江藍生（2018年）提到：梅祖麟曾正確指出元代漢語複數詞尾可用於任何名詞後是受了阿爾泰語影響。她文中引用的多家著作中也有涉及此類事情的，尤其是楊永龍（2014年）的敘述。楊文所記録的青海省甘溝話古怪而有趣。甘溝鄉在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是回、土、藏、漢四族雜居之地，漢語長期在民族語言影響下帶有很濃的混合語色彩：基本語序不是SVO而是SOV，語法詞綴（如複數詞尾-mu“們”）的使用像在民族語言中那樣普遍而没甚麽限制，口語又頻用奇怪字眼；許多句子若無翻譯很難明白！這提醒我們：漢語詞綴的語法化曾在外族語言促進下發展起來（儘管基本上没有套用它們的詞素）。若不考慮這點，許多語法問題就不易弄清楚。再者，張衛東（2013年）早就指出：漢語語法不同時代、地域自有特點；近代漢語是新質産生的重要階段，指代詞演化一般都經歷了有音無字、再用假借字的過程，最後在北方、南方和西南三大“準通語”碰撞下經自然選擇而定形（或造出新字）。但很多學者（包括吕叔湘和梅祖麟，尤其梅氏）都有多重傳承、少看新質的傾向，因而會對一些現象硬作解釋（尤慣用“合音”説法，如推測“我們”合音爲“俺”）而産生失誤，還冤枉地説這些詞的音變少合規律。把各地用借字表示的意思當“真”並强爲作出統一解釋而致誤之例亦不鮮見。故解釋語法化問題一定要考定方言的實際例子和正確運用語音規律（語音演變是有規律的）。張文的這點提醒很重要。
（四）在語言類型和語言演變研究中的理論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特别是新世紀開始以來，國際上語言學多個流派的各種新學説廣泛地介紹到中國，大大促進了中國語言學與國際接軌。江藍生不失時機學習和消化外國的理論，並逐漸形成自己在語言研究上的理論特色。
2002年，Heine和Kuteva合著的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在劍橋大學出版；吴福祥很關注其學，此書在中國印行（名《語法化的世界詞庫》，2007年）時他又寫了中文導讀。該書的世界諸語言語料很難得，其中（120～121、302～304）竟有多個語言都用虚化的數詞“兩，雙數”作連詞“與”的例子，如“mangha（男人）kisi（[第三人稱]雙數）bingha（女人[單數]）”義爲“那個男人和女人”（共二人）；“sá（[那個]兩）dàhmà（妻子[單數]）”義爲“他和他老婆”。江藍生從吴福祥處獲知此消息後取便諮詢了其在湖北仙桃的堂妹，萬幸得到罕見的漢語回應物：當地方言“我兩（個）大姐一路去的”（義爲“我和大姐一起去的”），“屋裏冒得别個，只有我兩（個）婆婆”（家裏没别人，只有我和奶奶）；還有介詞用例“這件事要兩兒子商量下”（這件事要跟兒子商量一下）、“她兩（個）我差不多高”（她差不多和我一樣高）。儲澤祥等人2006年在湖南和湖北的西南官話調查中也發現了這種用法（案：張衛東在北方和南方兩種準通語之外又增加西南準通語，由此例看來再次顯得他不爲無見）。
江藍生（2012年）解釋數量詞“兩個”如何語法化變成並列連詞：同位短語“我兩個”的語義是“我和另外一個人”，在“我兩個（主語）一路去的”和“屋裏只有我兩個（賓語）”兩句中只有“我”顯露於句子表層，但在通常口語交際時另一人是誰不言而喻；而當對方不明詳情、或説話人臨時想明示另一人時就會生成變異句“我兩個大姐一路去的”和“屋裏只有我兩個婆婆”。語法化的動因是説話人感到需要明確指出共同行動的另一個主體，從而把短語隱含的另一個主體顯性化；而一旦在句子層面實現了這點，就引起句子結構的變異——第一句裏“我兩個”本已指“我”和“大姐”，故主語“我兩個大姐”成了一個語義有部分重疊的羨餘組合（那有違於漢語語法規範）；恰好在此結構中“兩個”位於“我”和“大姐”兩項之間（是並列連詞的典型位置），這種組合經過習慣使用而固定之後兩項間藴含的連接關係就被“兩個”吸收，並在類推心理作用下使本來不合規範的句子被類推爲並列主語句、而“兩個”被重新分析爲並列連詞。這樣，在變異的結構式裏就取得了新的平衡（江藍生，2016年）。
語法化可分爲兩頭：一頭是虚化（實詞演變爲語法詞綴和詞尾）；另一頭是詞彙化（詞組或短語逐漸變得緊湊或凝固而演變爲助詞）。後一頭的演化在漢語有個突出表現，即跨層非短語結構的演變和重釋；江藍生正式提出“跨層非短語結構”的概念並在論“的話”之詞彙化（2004年）一文集中進行闡釋，旨在彰顯漢語這一特别話語現象的語法化過程來豐富一般語法化理論。至今已有多人發文另談“嘅樣、的些、怎麽也”等結構的形成。
從某種意義言，數詞“兩”虚化作連-介詞同跨層非短語結構詞彙化可謂也是語言類型學問題。它們强化了世界諸語言裏的某種結構類型及其演化機制。江藍生（2004年）指出：“‘説話’是一個黏合性和離散性都很强的離合動詞，其粘合性，使人們一看到‘説’就會聯想到‘話’，反之亦然；其離散性，使‘説’與‘話’之間可以插入短語或小句，甚至‘……的話’可以出現在‘説’之前，乃至完全擺脱‘説’的控制。這種離散性也對‘的話’之語法化起了推動作用。”我主張漢語是離合語，師姊對“離合動詞”之論正是其一個活例。
在語法化問題上，江藍生明顯繼承和拓展了劉堅先生的研究。劉先生是在漢語語法研究中較早注意語法化問題並做出重要貢獻的一位學者，有《論漢語的語法化問題》（1993年在國外發表）、《論誘發漢語詞彙語法化的若干因素》（與曹廣順、吴福祥合作，1995年載《中國語文》）等論文；後一文被學界認爲是具有指導意義的綱領性文獻。吴福祥（2005年）又參照國際上學科發展情況説明漢語語法化研究當前應重視的幾個課題。江藍生（2012年）提出“連-介詞”的概念來指可兼做並列連詞的介詞，其語法化很有特點。此文分頭詳細敘述了漢語連-介詞的四個來源，描寫了其語法化的動因和理據，歸納出其語法化的三種類型。江藍生（2016年）基於漢語實際進一步從理論上探討語法化的誘因，文章創獲頗多，得到學界很高評價。她指出：在采用西方學者語義相宜性和句法環境是誘發語法化的兩個必要條件之説時，還須結合漢語包括其方言的實際找出語法化的充分條件，往往表現於常規結構式的組合關係變異和語義羨餘（語義複指、語義部分重合和語義同指）。語法化的真正誘因是常規結構式的組合成分生變（非典型化了），打破了原結構式的句法和語義平衡；語法化的完成則使變異句建立起新的平衡，或使一種常規結構式變爲另一種常規結構式，或産生出新的結構式（如漢語罕有形態特徵，動詞可直接名詞化，它遂可自由出現在常規結構式中名詞之位，引發原結構式的句法結構和語義關係變化）。從語義相宜性看，語法化與源頭實詞之義密切相關，故判定某虚詞是否用其本字十分重要。語法化常伴隨着音變（甚至跨方言的疊置式音變），用合規律的歷史音變無法解釋；因詞義虚化，有些虚詞用了同音或近音借字，考其源流須靠傳統訓詁學、音韻學之助，挖掘歷史文獻和方言裏藴藏的資源。
江藍生重視和語法化有關的語義研究，她（2022年a）專門闡釋中性詞語義正向偏移的類型和動因，把吕師的短文《中性詞與褒貶義》擴展了幾十倍。她指出：中性詞無論名詞、動詞，其語義發生正向偏移都由它跟肯定性評價類動詞（如“合乎”、“有”）的聯繫促成；只不過這種聯繫有的呈現於構式而帶明顯的動詞標記，有的則存在於説話人内心而無外在的詞彙形式標記。某些中性名詞就無須依賴動詞構式也能産生正向偏移義，如“標準”産生“合乎標準”偏移義、“規則”産生“遵守規則”偏移義（但或會借助“很”而謂詞化，如“很規則”）。故從更深層次看，反映人們主觀意願的如意原則是達成語義偏移之推力，亦即如意原則是中性詞語義正向偏移的根本動因。中性詞語義正向偏移是漢語詞義演變主觀化的典型反映。
所謂主觀化，是語言爲表現其“主觀性”而采用的結構形式或其演變過程；而語言的主觀性（説話人的視角、感情和認識，或曰立場、感情和態度）是隨着功能語言學、語用學和認知語言學所帶來的人文主義復蘇才得以彰顯的。從視角和感情的觀點看移情，湯廷池和張洪明認爲漢語的“被”字句是移情這一主觀化的産物；而英語“He must be married”可有兩解：“他必須結婚了”（表行動或道義）、“他必定結婚了”（表認識或判斷），後一解的主觀性或語法化程度比前一解高。語用推理（會話隱涵義）的反復運用形成主觀化的表達（説話人從自我出發的、未用語言形式表達之意義），主觀化程度越高、相應的表達形式越少即語法化程度越深（以上内容參見沈家煊《語言的主觀性與主觀化》）。又，從功能語言學的觀點看，名詞的典型性特徵依次爲：（離散、有形的）占據三維空間的實體＞非空間領域的實體＞集體實體＞抽象實體。抽象名詞是遠離典型名詞的邊緣成員，不具空間性特徵而最易發生功能遊移（functional shifting，指語義偏移、臨時跨詞類活用、直至詞類轉化。參見張伯江《詞類活用的功能解釋》）。“標準、規則”類中性抽象名詞屬於最易發生語義偏移的一類詞。它們由名詞N直接遊移而轉爲“合乎N”的（名詞活用爲形容詞）。標準、規則的制定有明確之目的性：約束人們的行爲使之參照遵守而不得違反。人們的主觀意識也希望人或事物都能合乎標準、規則的要求，於是在人的心理因素促動下，“標準、規則”直接轉生出“合乎標準、規則”的正向偏移義。
江藍生受惠於功能語言學和認知語言學而在語法化和語義研究中多有創獲。與一般外語學人述作多只生搬西方理論不同，江師姊深研漢語語法（尤其是語法化）和語義，她的多篇文章有較强的理論性而又帶本土化的創意，很值得漢語界、民語界和外語界同人取法。
二、勇擔辭書編纂的歷史巨任
辭書是文化發展的産物，也是推動文化發展的動力。中外歷代都有人獻身辭書編纂。20世紀70年代中國和世界各國的關係陸續改善。1972年歐洲的袖珍國聖馬力諾派政要訪華時，向我國贈送了一部多卷本百科全書；而我國只回贈人家一本《新華字典》（那被外國傳爲“大國家、小字典”），真是太尷尬了，簡直是奇恥大辱！清末民初主編初版《辭源》的陸爾奎已認識到：“國無辭書，無文化之可言也。”1972年文化大革命還未結束，一切現存文化都被掃空了，哪裏還能有國之辭書和國之文化？事後周恩來總理批示了他生前最末一個出版工作文件，要求做好包括《辭源》在内的大型辭書和百科全書的修訂和編纂。1975年5月，“中外語文詞典編寫出版規劃座談會”在廣州召開，會上確定了160種辭書的編纂規劃。文革結束後，這些項目迅速落地了。第一次立下扭轉“國家、小字典”局面之功的是《漢語大字典》（徐中舒主編，李格非、趙振鐸常務副主編，8卷本，1986～1990年）。
（一）從漢語史學者到辭書編纂專家
從20世紀晚期起，江藍生就約請劉堅先生與她一起主編“近代漢語斷代語言詞典系列”（上海教育出版社），包括《唐五代語言詞典》（江藍生、曹廣順編著，1997年）、《宋語言詞典》（袁賓、段曉華、徐時儀、曹澂明編著，1997年）和《元語言詞典》（李崇興、黄樹先、邵則遂編著，1998年）。在斷代詞典的基礎上她又隨即組織和參與編寫《近代漢語詞典》（白維國主編，江藍生、汪維輝副主編），十多位專家爲編成首部“具有漢語詞彙史性質”的詞典奮鬥了18年（201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共四大卷）。但白維國研究員卻在詞典出版之前數月去世了，痛哉！他和陸尊梧研究員都是“黄埔一期”的同學；陸兄在詞典編輯室工作，曾是該室副主任並主持工作多年；他參與過《新華字典》和《現代漢語詞典》《現代漢語小詞典》的修訂，也編寫（或合編）了《古今漢語實用詞典》《歷代典故辭典》《古代詩詞典故辭典》《簡化字繁體字對照字典》《新華典故詞典》等。香港回歸前夕應時勢之需江藍生與他合編過《繁簡體字用法字典》。2011年7月二師兄李崇興教授應邀從武漢來京在北大暑期語言學高級研修班講學，與在京同學們曾聚會一次。大師兄楊成凱、師姊江藍生、師弟黄國營、我和白維國及另外三位同學都參加了聚會；唯獨陸君因爲聯繫不上而缺席，甚爲可惜（2020年他去世了）！我曾有詩記此事：
京華談韻八人集[4]，陸子津遥不露頭。
盛夏衰秋能幾度？癡心欲復少年遊。
席間白君説：同學們聚一次少一次了。不幸四年後那竟成讖語！姑借便以此段心上絮言懷念同學尤其是白君和陸君。從2005年下半年起，江藍生應語言所科研之需已把主要精力轉到辭書編纂工作上。她主持修訂了《新華字典》第11版和《現代漢語詞典》（下文或簡稱《現漢》）第6版，而最重要的是開始主編社科院重大項目《現代漢語大詞典》（下文或簡稱《大現漢》）。編寫辭書的艱辛局外人難以想象，我們不知她怎樣熬過來又擺脱了壓在頭上的“三座大山”。她回憶説：長期超負荷腦力勞動使她經常失眠，有幾次因用腦過度而暈厥；她常在家裏一邊做飯一邊還看稿想問題，有兩次鍋燒壞了還不覺察。針對《現漢》以往修訂中尚未解決的若干問題，她擬定了十多個研究專題，由課題組和所内研究人員（包括她自己）分頭逐一進行調查研究，整個修訂過程始終貫徹“植根學術，跟進時代，貫徹規範，系統穩妥”的方針，着力提高詞典的科學性、時代性、規範性和實用性。花了7年才把《現漢》第六版修訂完。而《大現漢》，“在我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在建立中華民族文化自信、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這樣一部大型現代語文詞典是不可或缺的”。但其編纂費時費力就更多了，從2006年起經16年奮鬥至今已編成一個五卷本，但仍未出版。她爲此書制定的目標很高：要做到共時性與歷時性相結合、規範性與描寫性相結合、學術性與實用性相結合；要把五四運動以來近百年的現代漢語看作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全面地反映這一時期漢語詞彙系統發展變化的真實面貌（包括要參考上百部著作勾稽曾被忽略的民國時期資料使之成爲全書的學術增長點），爲研究這一時期的語言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江藍生，2022年b）。
江藍生（2022年a）在闡釋中性詞語義偏移時大量引用了《現漢》（第7版）的例句來佐證自己的觀點（偶亦涉及《大現漢》）。這是詞典編纂和論文寫作交互爲用之例；然而恐怕有人會説這是自己證明自己，故也還需要别的旁證。下面姑且先看看書裏處理得好的例子。如：【比美】《現漢》釋爲：動 美好的程度不相上下，足以相比：鄉鎮企業的産品有的可以跟大工廠的～。此條釋義“足以相比”爲“可以相比、能夠相比”（正向偏移義），例句中又出現“可以”，義例不符；問題出在釋義。《大現漢》進行了修訂，使釋義中性化：
【比美】動 美好的程度比起來不相上下，相當：這裏的園林十分精美，可以跟蘇州園林～。| 雖然是業餘愛好，但她的演唱水準完全可以和專業演員～。
這樣分清了中性義與正向偏移義，就使釋義更加準確了。
《現漢》【趕趟兒】只有“時間趕得上”的如意詞義，《大現漢》編纂時經檢索民國時期語料發現它原有中性義，遂把中性義增入列爲第一義項：
【趕趟兒】〈口〉動 ①追趕人流（見於民國時期）：春天來了，桃樹、杏樹、梨樹，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開滿了花～。|天氣暖和了，人們都～似的從屋裏出來了。②時間趕得上；來得及：離戲開塲還有一會兒，現在去還～。|銀行都快下班了，現在去還～嗎？|快點兒走，要不就趕不上趟兒了。
評價一部辭書時還要看它如何掌握收詞數量和確定詞類的寬嚴標準等，分析起來並不容易。《大現漢》既然篇幅夠大，就可以放手地幹。此前語言所本有過編大詞典的計劃，三次想上馬都失敗了。但吕先生針對大詞典曾説過：我們需要的是大詞典，而非“胖詞典”（指濫增臃餘成分的詞典）。
《大現漢》可以多收民國時期的語詞和當代的活語詞；但我覺得還是應避免胖詞典的傾向。一些“胡腔”味過濃的北方口語詞並不值得收録（收了是默認，無形中是提倡），比如口語疊合詞（傢伙什兒、立時刻、一塊堆兒）、表情態的詞（搞不好、該不是、横不能）及某些嘆詞（那傢伙）、虚詞和固定短語以及别的土語詞（不説、你像，得過、的過、的好，愛誰誰、愛咋咋、哪兒跟哪兒、誰跟誰、難不成，老幾位、老侉、老摳兒、老賴、老泡兒、老呔兒、老小孩 兒）。此中很多語詞，若不從小生活在北方尤其是北京，就很難理解。普通話的語詞基礎是北方方言，但並非其任何用詞都必須全國遵用。《大現漢》收詞似過寬了。有些例句就不值得摹仿，如“受閲儀仗隊出現時，那傢伙，走得那叫一個整齊”，嘆詞後的“那、叫、一個”都是多餘的難合語法的成分。又如“我們家是多民族的，你像我是滿族，我愛人是蒙古族，兒媳婦是漢族”。連詞“你像”也全無道理、不合語法，不宜立條；改爲插入語“你看，像……”才對。若一定要收録某些詞和例句，至少應注明〈土俗〉甚至〈不宜摹仿〉。我不是説北方俗話和新詞全要不得。北方話也有些新詞是合語法的創造；比如廣東人仿照英語taxi稱出租車爲“的士”，而北方人不但説“的哥”（開的士的男人），還創造了“的姐、的嫂”（開的士的婦女）、“麵的”（出租的麵包車）、“貨的”（運貨的出租車）。在接受“的士”後，這種派生詞是可以理解、接受的。
至於給新詞標注詞類，也還有可商之處。如《現漢》六、七版把“環保”標爲形容詞裏的屬性詞（符合環保要求的、具有環保性質的）；但《大現漢》進而直接標爲形容詞（因該詞可單獨作謂語，如“這種材料很環保”），就不一定有必要。“環保”這樣的詞屬於新的縮略合成詞，也可看成短語，其語法作用是靈活的（由漢語的離合式本性決定）。試善意地對照英語觀察一下兩種謂語的情形：
（1）這種材料很能保護環境。 This material protects the environment very well.
（2）這種材料很環保。 This material is very environment-protecting.
第二句的英語對應表述有點生硬但仍合語法（形容詞“環保的”有形態-ing保證）；漢語的“環保”起初也生硬，但旋被接受了：國人寧説“環保”、不説“保護環境”（而兩個詞素能臨時組成一詞以傳達需要的意義，即便硬要當謂語也無妨）。至於“環保材料”（“environment-protecting material”）之類表述的“環保”也能作定語而被看成合法的形容詞！但人們可將“環保材料”和“軍用材料”等量齊觀（大概没人會視“軍用”爲形容詞）。若“很環保”裏的“環保”能成爲形容詞，則能取得這種身份的語詞可就太多了。不論是出於“向好心理”還是類推技巧，國人語言表述中的“創造性”瘋長起來，隨時會冒出一些説法：
（3）他的態度很阿Q。
（4）他的吃相真是八戒得很。
（5）華山本來就險，通過景點經營者的費心打造、還加進武俠小説的成分，它被弄得太奇門詭穴了。
愚意這一類的詞或短語，頂多説它們是屬性詞（半個形容詞）已足夠了；若都隨便封之爲正式的形容詞，只怕此門一開，湧入者就没完了。詞難定類是漢語的離合語本性使然，急於定類不見得有大好處。
（二）對歷史原則的正確運用問題之回顧
《現漢》對“是的”和“似的”之處理存在不夠妥當之處。江藍生（1999年）指出：“《現代漢語詞典》把‘似的’與‘是的’立爲兩個詞目的做法是對的，但把‘似的’也注作‘shi·de’似可商量。我們主張依其字標作‘si·de’。因爲歷史上畢竟有從‘似’到‘似的’的比擬助詞存在，而且它現在仍在書面上和相當廣泛的方言區裏使用。”經查閲，《現漢》第五版有條目“似的”及“是的”：
【似的】shi·de助用在名詞、代詞或動詞後面，表示跟某種事物或情況相似：……也作是的。
【是的】shi·de，同“似的”（shi·de）。
這就是她所謂兩個詞目了吧。但【似的】雖然正式立條了，讀者卻很難找到它！因爲它並不在“似（sì）”字之下的衆詞條間，卻被置於shì類詞條間（在“勢”字前）。第六版（2012年）和第7版對此隻字未動！江藍生主持了第六版的修訂，爲何不趁勢落實其正確而公平的主張？這是她自己的疏失，還是她拗不過那些説京腔（實帶胡腔）的編寫組同僚？至於第七版，江藍生已不負責修訂，其主張自然更被擱置了。但堂堂的規範詞典竟將北人胡讀“似的”之shì作爲“似”的正音，就偏離了通語的宗旨；若欲爲胡腔北方話混淆“似的”和“是的”辯護是徒勞的，而要强制推行它也不妥當。
《近代漢語詞典》出版後，江藍生發文（2017年b）贊揚該詞典的新境界，但也冷靜而客觀地指出詞典還有某些不足，例如個别字音的處理欠妥：
在“蝦”há字頭下出“蝦腰”條，注音háyāo，釋爲“哈腰；彎腰。也作爲一種敬禮”，引有明清兩代用例。此處釋義正確而定音不妥。“哈腰”即“蝦腰”，應讀陰平xiā。第四卷“蝦”（xiā）字頭義項①釋爲“像蝦一樣彎曲”，書證有“蝦着脊背”（元）、“蝦着腰”（明）、“蝦腰拾起”（清），書證豐富，釋義正確；故應將前面注音爲陽平的“蝦腰”移到“蝦”（xiā）下。
溪案：這裏的問題在於對há的來源未解釋清楚。照現在的普通讀音，há只宜用於“蛤蟆”（háma）一詞。但因爲“蛤蟆”舊也曾作“蝦蟆”，卻使今人弄不清“蝦腰”該怎麽讀了。我很懷疑應將“蝦腰”讀成xiāyāo之論。固然，把“蝦腰”讀成“哈腰”háyāo是不對的。但改讀xiāyāo也未必正確。上面列舉的明清時期“蝦腰”之例，誰能證明當時的人讀爲xiāyāo？而今該詞通例都讀成hāyāo而寫成“哈腰”。但若説“哈腰”其實應作“蝦腰”，那卻没錯。關鍵是北方話現在已不能維持“蝦”字的中古聲母（曉母*h-）！而粤方言不管你寫的是“哈腰”還是“蝦腰”，第一字都讀hā音！原來，中古音“蝦”字讀*hiā，後來在北方才演變爲xiā。但粤人卻偷懶把*hiā讀成hā了。爲何現在北方人會寫成“哈腰”而讀成hāyāo？那只能讓我們設想：或許北方人也曾有偷懶把*hiā讀成hā的時候！“哈腰”的寫法諒非自今日始。從“蛤蟆”可以寫成“蝦蟆”但仍讀爲háma，就大體能猜測至少明清時代的北方人也已把“蝦腰”寫成“哈腰”並都讀成hāyāo了。故我頗認爲，《近代漢語詞典》第四卷“蝦”字條應先標注中古擬音*hiā，然後説明它接着就分化爲xiā和hā兩種讀音，而“蝦腰”則以讀hāyāo並寫成“哈腰”爲常式。《現漢》就只立條目“哈2（
）→哈腰hā//yāo”。這並無什麽問題。
江藍生主持各部大中辭書的修訂和編寫，時經常考慮應兼顧歷時和共時的協調。那麽，在《近代漢語詞典》中我們是否應該（和可以）作出類似上述交代“蝦”字中古音到近現代音的演變這件事，使讀者明白“蝦腰（哈腰）hā//yāo”的由來？這是我們很關注的一個事例。
（三）如何辨析字詞的本義和衍生義及轉義
辨析字詞的各種意義，並在辭書中合適地安排其次序，本來是個基本要求。但很多中小型辭書爲照顧當前讀者的實際需要，往往善意地按編者的理解把最常用的義項放在第一位。這原無可厚非。但大型辭書就不能這樣隨意了；即便中小型辭書，若有條件也應該嚴格把關。看到各種大小辭書如何收録和闡釋“暝”字，我感觸很深。這是古漢語中並不罕見的字，在近代漢語甚至現代漢語中還沿用；但其真面目在各部辭書裏卻撲朔迷離。
《現漢》六、七版立了條目“暝”：
暝míng〈書〉①日落；天黑：日將～。|天已～。②黄昏。
這樣一個條目是不合適的。雖然編者説明此乃書面語的表述，但這個條目不能準確反映暝字的讀音和詞義。《現代漢語大詞典》（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0年；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
暝míng①日暮，夜晚。如日將暝；暝色。②昏暗。如晦暝。
這裏的昏暗義比《現漢》的黄昏義好一點。但作爲大書，它這條的内容比中型辭書《現漢》也好不到哪裏去。比觀各種辭書就會痛切地想到：若一個條目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中小型辭書不如不立它。至於大型辭書，也不能因爲有足夠篇幅可用就隨便浪費版面。由於多數辭書於此常有問題，爲免治絲益棼，我們不去列完各書的釋義再來比較，而首先扼要强調兩個原則：一、關注字詞的本義和衍生義；二、關注例詩句中的格律以確定聲調。
《中華大字典》（中華書局1915年出版，1978年重印）：
暝 ㊀忙經切。①幽也。見《集韻》。②廣也……㊁莫定切。夜也。見《玉篇》。
此書以平聲表幽暗義、去聲表夜義的處置是頗爲中肯的。其實，《説文》給“冥”字的定義就是“幽也”。而暝字來源於冥字。王力（1984年）提出詞的本義應是第一義項。我認爲暝字本義幽暗，而且是由冥字之義發展而來。王力身後由弟子們編定的《王力古漢語字典》（中華書局，2000年）給暝字定的兩個義項“昏暗”和“天黑”，符合我們設想的字義發展過程；但它把前一義固定在平聲、後一義固定在去聲，則失之簡單化。又，它説去聲是舊讀，這不妥當。去聲一讀是後出的，不能因爲現在很多人只懂得平聲的讀音（那是普通人從大流的簡單化結果）就把去聲一讀判定爲舊讀。其實，連本字“冥”也早有平聲和去聲兩讀。不過我們得承認“冥”很像英語的evening，既可指傍晚、亦可指夜裏。自然，“暝”字更是如此。該字讀音或有從平聲經上聲直至去聲的演變，而其詞義也有從昏暗到夜晚的發展。有時很難確定程度，從昏暗到天黑日光畢竟有個轉化過程（也存在一種中間狀態，不易決定是晦暗、黄昏還是天黑），而在不能確知時寧可從簡認作寬泛義的晦暗。
此外，我們若能按格律來理解詩句，在大量詩歌例證裏亦可獲得不少有用的信息。可惜這個基本原則一般的辭書編者根本就没注意，更别説重視它並善於運用它。
現在試擬編出“冥”和“暝”的一批詞條，供大家討論。
【冥1】míng，《廣韻》莫經切（平聲，青韻）。㊀〈名，形〉陰暗（狀態）。①（本義）幽暗。《老子》21章：“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晦冥】昏暗。春秋尹喜《關尹子》云：“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楚辭》屈原《天問》：“何闔而晦、何開而明？”王逸注：“言天何所闔閉而晦冥。”東方朔《七諫》：“專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戰國《公羊傳》（東漢何休解詁、唐陸德明音義）：“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晦者何？冥也。”音義：“晝日而冥。冥，亡丁反，又亡定反。”[5]【冥蒙（濛）】幽暗不明。左思《吴都賦》：“島嶼綿邈，洲渚馮隆；曠瞻迢遞，迥眺冥蒙。”王泠然《夜光篇》：“遊人夜到汝陽間，夜色冥濛不解顔。”杜牧用“冥迷”，見《阿房宫賦》：“長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②幽深，深入的（探搜）。傅咸《鸚鵡賦》：“言無往而不復，似探幽而測冥。”孫綽《遊天台山賦》：“非乎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遥想而存之？”高適《陪竇侍御靈雲南亭宴》：“連唱波瀾動，冥搜物象開。”③（擴展義）深[思]，苦[想]。支遁《詠懷詩》之二：“道會貴冥想，罔象掇玄珠。”王建《武陵春日》：“不似冥心叩塵寂，玉編金軸有仙方。”㊁〈名〉夜晚。①（本義）《詩·小雅·斯干》：“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左丘明《國語·魯語下》：“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韋昭注：“晦，冥也。”【冥火】夜晚的火光。枚乘《七發》：“冥火薄天，兵車雷運。”②（隱喻義）【冥寂】靜默。郭璞《遊仙詩》之三：“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弦。”㊂〈動〉（轉義）無形中相通。①（客觀義）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②（主觀義）默契。【冥契】自然投合。《晉書·慕容垂載記》：“寵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冥契之重，豈甚此邪？”㊃〈名〉（空間引申義）①迷信觀念裏的陰曹地府。【冥福】死後之福，如建造寺齋以奉冥福。【冥報】死後的報答。陶潛《乞食》詩：“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②大海。《莊子·逍遥遊》：“北冥有魚，其名爲鯤。”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海”；嵇康云“取其溟漠無涯也”，梁簡文帝云“窅冥無極，故謂之冥”（見《莊子集釋》）。後世用“溟”。③高遠的天空。王令《聞太學議》：“籬禽不天飛，詎識雲漢冥？”【蒼冥】【青冥】藍色的天空。文天祥《正氣歌》：“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屈原《九章·悲回風》：“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張九齡《將至岳陽》：“湘岸多深林，青冥晝結陰。”【冥翳】渺茫的天頂。張衡《思玄賦》：“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④（比喻義）遠大的志向。《後漢書·蔡邕傳》：“沉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㊄〈動〉遠離。陶潛《辛丑歲七月還江陵夜行途中》：“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
【冥鴻】mínghóng〈名〉高飛的鴻雁。比喻高才之士。李賀《高軒過》詩：“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轉義）隱退的高士。陸龜蒙《奉和襲美寄題羅浮軒轅先生所居》：“暫應青詞爲穴鳳，卻思丹徼伴冥鴻。”
【冥會】mínghuì〈動〉自然相合。《荀子·大略》：“善爲《詩》者不説，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楊倞注：“皆言與‘理’冥會者。”郭璞《山海經圖贊·磁石》：“磁石吸鐵，瑇瑁取芥，氣有潛感，數亦冥會。物之相投，出乎意外。”
【冥冥】míngmíng〈形、名、動〉①幽暗，甚至嚇人。《詩·小雅·無將大車》：“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屈原《九歌·山鬼》：“雷填填兮雨冥冥……杳冥冥兮羌晝晦。”《九章·涉江》：“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高適《苦雪四首》之一：“二月猶北風，天陰雪冥冥。寥落一室中，悵然慚百齡。苦愁正如此，門柳複青青。”張籍《猛虎行》：“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繞林行。向晚一身當道食，山中麋鹿盡無聲。”韓愈《答張徹》：“緣雲竹竦竦，失路麻冥冥。”②幽玄而邈遠。《淮南子·精神訓》：“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素問》：“窈窈冥冥，孰知其道？”揚雄《法言·問明》：“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③專誠深思。《荀子·勸學》：“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④（轉義）糊塗。《史記·蘇秦列傳》：“是故明主……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⑤壯闊迷茫。杜甫《題鄭十八著作丈故居》：“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用此迷離生動的疊音詞寫景，不煩盡舉。
【冥器】míngqì〈名〉古代的殉葬器物（亦作“明器”，神明之也）；後世稱給死者使用而燒的紙製器物。而紙錢稱爲冥財。
【冥行】míngxíng〈動〉夜中摸索行走。揚雄《法言·修身》：“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後以此喻做學問不得門徑。
【冥頑】míngwán〈形、名〉（比喻義）不明事理，愚笨。韓愈《祭鱷魚文》：“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劉宰《和李果州道傳同遊茅山贈》：“朅來絜齊俟，一語開冥頑。”
【冥2】mìng，《集韻》莫定切（去聲，徑韻）。〈動，形〉①日落，入夜。《春秋經傳集解》魯昭公六年：“日入，匿作。弗可知也。”杜預注：“匿，奸惡也。日冥，奸人將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陸德明音義：“冥，亡定反。”②（隱喻義）末日將至。古詩《孔雀東南飛》：“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③（比喻義）遠離[而不顧不知]。【冥躬】隱退。《荀子·正名》：“説行則天下正，説不行則白道而冥躬。”（按：躬字原作窮，誤。）
【暝1】míng，《廣韻》莫經切（平聲，青韻）。㊀〈名，形〉昏暗。《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劉向以爲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晝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暝晦。明年……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皆暝……季氏殺公子偃。季氏萌於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爲：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絶去僭差之類也。”《新五代史·唐莊宗紀下》：“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林壑斂暝色（平仄仄平仄），雲霞收夕霏。”㊁〈動〉入夜。宋玉《神女賦》：“闇然而暝，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6]
【暝曚】míngméng〈形〉幽暗模糊。明《清平山堂話本·西湖三塔記》：“薄暮憑欄，渺渺暝曚，數重山色。”此詞由“冥蒙”（見前文）類推而來。該類推詞有個異體：【暝濛】，沈立詠海棠百韻詩（題過長不録，見陳思編《海棠譜》卷上）：“羞隱暝濛霧（仄仄平平仄），輕如淡蕩煙。”但另有人用【暝茫】，楊慎《雨夕夢安公石張習之覺而有述因寄》：“歡愉漸迢遞，晤語落暝茫（平平仄平仄，仄仄仄平平）。”其實淺顯好用的語詞當係“溟濛”（勝於前文的“冥濛”），它意象寬泛（勿見水旁就料它只摹狀小雨），如高適《李雲南征蠻詩》：“將星獨照耀，邊色何溟濛！瀘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
【暝2】mìng，《廣韻》莫定切（去聲，徑韻）。㊀〈名，形〉昏暗。《穀梁傳·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歟？”范甯集解：“星既隕而雨，必晦暝；安知夜中乎？”陸德明音義：“暝，亡定反。”杜甫《行次昭陵》：“松柏瞻虚殿，塵沙立暝途（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仇兆鰲注：“暝，樊[本]作暗。”宋祁《擬杜子美峽中意》：“驚風借壑爲寒籟，落日容雲作暝陰（仄仄平平仄仄平）。”李群玉《漢陽太白樓》：“江上層樓翠靄間，滿簾春水滿窗山。青楓緑草將愁去，遠入吴雲暝不還（後三字宜讀仄仄平）。”史達祖《雙雙燕·詠燕》詞：“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暝。”㊁〈名，形〉夜晚。《世説新語·賞譽》：“謝太傅爲桓公司馬。桓詣謝……因下共語，至暝。”王維《藍田山石門精舍》：“暝宿長林下（仄仄平平仄），焚香卧瑶席。”方干《滁上懷周賀》：“暝雪細聲積，晨鐘寒韻疏（平仄對句相救）。”㊂〈動，形〉入夜，在夜晚。宋玉《神女賦》：“闇然而暝，忽不知處。情獨思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古詩《孔雀東南飛》：“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門啼。”盧照鄰《葭川獨泛》：“山暝行人斷（仄仄平平仄），迢迢獨泛仙。”儲光羲《題虯上人房》：“江寒池水緑，山暝竹園深（仄仄仄平平）。”孟浩然《宿桐廬江寄廣陵舊遊》：“山暝聽猿愁（仄仄仄平平），滄江急夜流。”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别》：“千岩萬壑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歐陽修《醉翁亭記》：“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岩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
【暝靄】mìng·ǎi〈名〉晚上的煙靄。周邦彦《風流子·秋怨》：“望一川暝靄，雁聲哀怨，半規涼月，人影參差。”（詞曲諒不必靠字形美而動人。可比較一下王實甫《西厢記》四本三折：“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煙霧靄相遮蔽。”但又參看【暝煙】條）
【暝暝】mìngmìng〈形、副〉由夜晚轉義指寂寞。劉孝綽《春宵》：“誰能對雙燕，暝暝守空床？”
【暝色】mìngsè〈名〉夜色。杜甫《光禄阪行》：“樹枝有鳥亂鳴時，暝色無人獨歸客。”佚名《菩薩蠻》：“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孤平拗救句）。”
【暝涬】mìngxìng〈名、形〉元氣混沌狀態。《莊子·在宥》：“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郭象疏：“溟涬，自然之氣也。”此疏的“溟涬”實見於同書的《天地》篇。按：書中二詞同義，郭象應是混而用之。但後來嚴遵《道德指歸論》、王充《論衡·談天篇》等書就都使用“溟涬”。杜甫《夜聽許十誦詩愛而有作》亦云：“精微穿溟涬，飛動摧霹靂。”及至朱熹《朱子五經語類》又改爲“暝涬”，不但幾乎把該新詞形固定下來，還衍生出“昏昧無知”這個隱喻義：“心無私主，不是暝涬没理會也；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
【暝煙】mìngyān〈名〉晚上的煙靄。戴叔倫《過龍灣五王閣訪友人不遇》：“野橋秋水落，江閣暝煙微。”韓元吉《水龍吟·題三峰閣詠英華女子》：“回首暝煙千里，但紛紛，落紅如淚。”孔尚任《桃花扇·沉江》：“仰天讀罷《招魂》賦，揚子江頭亂暝煙。”
【暝鐘】mìngzhōng〈名〉晚上（報時的）鐘聲。賈島《朱可久歸越中》：“石頭城下泊，北固暝鐘初（仄仄仄平平）。”韋莊《題袁州謝秀才所居》：“若有前山好煙雨，與君吟到暝鐘歸。”
我們對廣泛收集來的材料（多采自現有的辭書，加上自己找到的例子）經過認真的比觀、鑒别和全盤整理，編成以上的詞條（這是按大辭書目標編寫的，然仍屬示範性質而並未窮盡字詞的全部釋義和附加的單列詞目）。其内容的排列基本遵從傳統做法，但也有變通：如在詞條内隨宜插入某些詞目（辭書有先例）而且不避逆序詞目，以便及時參照比較。此外爲顯示某些字詞的準確含義和正確讀法，有時夾注字詞短句的釋義、旁注中文拼音或詩律平仄，而且不時特意把引例的詞句加長（比一些辭書的苟簡引例更可信）。這樣做都幫助了讀者，也充分發揮了辭書的功用。擬編這些詞條，其工作雖未及江師姊主編多部辭書之勞的億萬分之一，但也幾乎把我累死了。辭書編纂對當事者而言是無情的重壓。若未經辛勞，勢不能産生好的結果。請江師姊審查一下，愚弟的這種嘗試性做法是否還有些正當。
回頭看《漢語大詞典》（2011年）第五卷下册820頁：
暝，《廣韻》莫經切，昏暗；暝，《廣韻》莫定切，日暮，夜晚。
詞典給出了“暝”字的兩個讀音和意義，是客觀的處置。其去聲那裏引詩例尚無閃失；然而平聲處引孟浩然《宿業師山房期丁大不至》的仄韻詩卻搞錯了。書中釋義後附列的詞條裏也有多處讀音錯誤。而觀《古代漢語字典》（2012年），也引用了古詩，但是“暝”字卻仍只有míng一個讀音，那就不對了。其所舉唐人詩詞例證的“暝”全都該讀去聲。《簡明古漢語字典》（1986年）：
暝míng（又mìng）①黄昏，日暮；②幽暗，昏暗。
釋義順序不對，而且並未説明哪個例證裏的字該讀哪個音。《實用漢字字典》（1985年）：
暝（míng，又讀mìng）日暮；夜晚。古樂府《孔雀東南飛》：“暗暗日欲暝。”……
《古漢語字典》（2009年）完全保留上引内容爲①，另外增加了“②昏暗。《新五代史·唐莊宗紀下》‘今〔會〕天大霧晝暝’”。不但釋義不符合歷史原則，注音模糊不定，兩條例證裏還有錯字。《王力古漢語字典》説去聲的“暝”是舊讀。從我們提供的詳細材料可見，此斷言不合事實。“暝”分讀平聲與去聲，而在絶大部分情況下該讀去聲。這種準確讀音並不陳舊（還比較順口，符合王力漢語詩律學著作的精神），也不能棄之不用！
（四）如何兼顧百科知識合理安排古今方國雅俗的内容
再以植物類字詞爲中心看一組複雜的詞條。各種大小辭書，在這個問題上取捨和闡釋差異頗大。有的書無“萍”字條，結果文天祥詩讀不懂了；有的書無“蘋”字條，以致蘋果也没有依靠（《辭源》雖有蘋字條還是不見蘋果）。簡化字把“蘋果”簡化爲“苹果”（讀音和字形都變了，占用了本來獨立的“苹”字而留下後患）。近年進行調整而恢復了“蘋”（草）的獨立地位。但舊賬怎麽處理得完呢？拿《辭海》（音序本）打開至pín那兒，愣找不着蘋字；誰知道它被放到píng那裏了！《漢語大字典》恢復了“蘋果”的地位，而《漢語大詞典》卻把它説成是“蘋婆”（bimba）的譯名。《現漢》立了“蘋”（蕨類植物）、“萍”（蓱，浮萍）、“苹”（蘋，苹果）三個基本詞目，還算比較穩妥；但仍須細化和系統化。這裏主要涉及百科知識和中國人對事物的傳統分類問題。今試把頭緒紛繁的詞條整理重排如下。
【苹1】píng，《廣韻》符兵切（平聲，庚韻）。〈名〉野草（菊科蒿屬Artemisia），通指白蒿。《詩·小雅·鹿鳴》：“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鄭玄箋：“苹，藾蕭。”此抄自《爾雅》：“苹，藾蕭。”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即“藾蒿”；郭璞注《爾雅》：“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戴德《大戴禮記·夏小正》：“湟潦生苹。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lǎo），有潦而後有苹草也。”韓愈《答張徹》：“苹甘謝鳴鹿，罍滿慚罄瓶。”[7]
【苹2】píng，由【蘋2】簡化成的規範字。〈名〉苹果（Malus pumila）。薔薇科落葉喬木。也指其果實。
【萍（蓱）】píng，《廣韻》薄經切（平聲，青韻）。㊀〈名〉（嚴格意義的）浮萍，又稱水萍；常見者爲紫背浮萍或青萍，是浮萍科（Lemnaceae）水草。古本字作“蓱”，見《爾雅·釋草》：“萍：蓱。”郭璞注：“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經典釋文》：“蓱，本又作萍，薄丁反（青韻）。”（音瓶，與庚韻“苹”不同音）江淹《古體》：“君行在天涯（/*ŋi/），妾心久别離……菟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王勃《滕王閣序》：“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庾肩吾《賦得池萍》：“風翻乍青紫，浪起時疏密。本欲歎無根，還驚能有實。”劉長卿《過裴舍人故居》：“孤墳何處依山木？百口無家學水萍。”韓愈《答張徹》：“肝膽一古劍，波濤兩浮萍。”地名：中古有萍縣，見盧綸《送陳明府赴萍縣》詩。近世有萍鄉縣市，在江西省。㊁〈名〉（寬泛意義的）水草。在日常的實際使用中，古人有時會不加分别地使用“萍”和“蘋”[8]。李嶠《萍》詩即云：“二月虹初見，三春蟻正浮。青蘋含吹（去聲）轉，紫蒂帶波流。屢逐明神薦，常隨旅客遊。既能甜似蜜，還繞楚王舟。”【蓱沙王】古印度著名的國王，即頻毘娑羅（Bimbisāra）王。見玄奘《大唐西域記·摩揭陁國下》。
【蘋1】pín，《廣韻》符真切（平聲，真韻）。〈名〉蕨類水草（蘋科的四葉菜或田字草Marsilea quadrifolia）。《爾雅·釋草》：“蓱，其大者蘋。”《詩·召南·采蘋》：“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lǎo）。”《左傳·隱公三年》：“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饈）於王公。”杜注：“蘋，大蓱也；蘩，皤蒿（白蒿）；蕰藻，聚藻（水草）也。”[9]宋玉《風賦》：“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庾肩吾《團扇銘》：“清逾蘋末，瑩等寒泉。”李嶠《風》：“落日生蘋末，摇揚遍遠林。”于武陵《南遊有感》：“東風千嶺樹，西日一洲蘋。”程俱《江仲嘉見寄絶句次韻》：“漾漾扁舟拂水飛，飄飄蘋末細吹衣。”【白蘋】即常見的蘋，開白花，寓意純潔。柳惲《江南曲》：“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華復應晚。不道新知樂，只言行路遠。”王安石《送王介學士赴湖州》：“東湖太守美如何？柳渾詩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擔（禮迎新貴客而爲之卸下重擔子），白蘋洲渚正滄波。”胡應麟《大參維揚張公過訪武林旅邸中賦贈十六韻》：“五馬追風電，雙龍射斗牛。新裁玄草社，舊咏白蘋洲。”
【蘋2】pín，《廣韻》符真切（平聲，真韻）。〈名〉蘋果（今讀爲píngguǒ，字作苹果）。
【蘋3】pín，譯音字。㊀〈名〉蘋婆（頻婆）。初見唐佚名撰《玉皇經》，偈曰：“設使驢顔唇，色如蘋婆果；復能作歌舞，如經故難遇。”而義淨所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一文句爲：“若使驢唇色，赤如頻婆果；善作於歌舞，方求佛舍利。”兩個名稱同義並行；但佛典翻譯一般使用“頻婆”，而文人的日常著述則常見“蘋婆”。按荻原雲來《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和慈怡法師《佛光大辭典》，“頻婆”來自梵語bimba或bimbajā，巴利語bimba或bimbajāla，意譯相思樹，學名當爲Momordica monadelpha。其果實熟時爲鮮紅色，稱爲頻婆果、頻婆羅果（漢譯相思果），以之爲赤色之譬喻。在佛教中該詞常用於讚頌佛的姿容（唇色赤好）、佛座甚至天堂的神聖光彩（此譯詞入華後便傳承不斷，在普通文學作品也有用例，如晚至關漢卿《雙赴夢》劇在唱及關羽的《石榴花》曲裏説“絳雲也似丹臉若頻婆”。而清朝粤人的口語竟把它用到耻笑人的話裏：吴震方《嶺南雜記》云“彼人訾顔厚者曰頻婆臉”）[10]。㊁〈名〉蘋果（頻果）。《漢語大詞典》認爲蘋果是梵語bimba的音譯名。這無充分根據。張凡（2004年）對中國蘋果栽培史作了詳細考證，指出把蘋婆説成蘋果是中印交流中的誤讀。蘋果原産於西域、西亞直到歐洲南部和中部。新疆産綿蘋果。它有個改良品種曾貢於元大都宫廷，隨之流播華北。元文宗朝的忽思慧《飲膳正要》、順帝朝的張昱《輦下曲》、周伯琦《扈从詩》、熊夢祥《析津志》，及明人朱有燉的《元宫詞百章》都提到“平波、平坡、頻婆”等名，全是指蘋果。可見元朝後期蘋果在華北已漸常見。到明朝後期，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56言：“今頻果止生北地，淮以南絶無之，廣[府]固有林檎，豈得有頻婆果耶！”陳仁錫《潛確居類書·藝植部五》亦言：“柰與林檎相似，味甘寒；北地之頻果，南土之花紅即此。”而王象晉《群芳譜·果譜》云：“蘋果，出北地，燕趙者尤佳。接用林檎體；樹身聳直，葉青，似林檎而大。果如梨而圓滑；生青，熟則半紅半白，或全紅，光潔可愛玩。香聞數步；味甘松，未熟者食如棉絮，過熟又沙爛不堪食，唯八九分熟者最美。”（按林檎與蘋果是同類植物，日本至今呼蘋果爲林檎）以上三人可説最早使用“頻果（蘋果）”一名（它嫁接於林檎樹而穫改良都説到了）。還要加上詩僧智舷，清朝改編的《廣群芳譜》收了其《黄山黄蓮》詩：“黄山有黄蓮，甘美類蘋果。不是性味移，頭陀能忘苦。”經過歷代培育改良（包括清朝時美國傳教士倪維思早在山東引進彼方的品種），中國蘋果（苹果）借了蘋婆之稱改字正名、最終脱胎换骨以歐美良種爲主了。
再看另一組植物名“荷、蓮、芙蓉”的糾葛。依《爾雅·釋草》：（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疏云：芙蕖其總名也；江東呼荷，别名芙蓉。《詩·鄭風·山有扶蘇》 “隰有荷華”句注：荷華，扶（芙）蕖也；其華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這樣説芙蕖又不像正名了。實際荷華（花）傾向成爲正名。現代植物學的標準用名即荷（學名Nelumbo nucifera），睡蓮科。荷之實，古稱蓮（指集體名詞蓮蓬）；隨後“蓮”從北方擴散開來也漸成正名，周敦頤《愛蓮説》是强證；故今荷亦稱蓮。該植物異名豐富，利於文學的多樣性靈活表達。但别名“芙蓉”非僅指荷（即水芙蓉），更可能指錦葵科木芙蓉（Hibiscus mutabilis）。屈原《離騷》“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王逸注“芙蓉，蓮華也”。但白居易有《木芙蓉花下招客飲》：“晚涼思飲兩三杯，召得江頭酒客來。莫怕秋無伴醉物，水蓮花盡木蓮開。”這裏的木蓮是木芙蓉。其《長恨歌》：“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貴妃臉若芙蓉！上文又説“芙蓉帳暖度春宵”：那帳非僅掛着或繡着芙蓉；它是用芙蓉花染繒製成的帳子（泛指華麗的帳子，見《辭源》）。芙蓉也是木芙蓉。譚用之的“秋風萬里芙蓉國”句裏的芙蓉各指何物卻引起爭論。《漢語大詞典》説嶺南有木芙蓉三日内花色由白、淺紅變深紅。《辭源》説温州更有一日内從早到晚三變色的芙蓉；但該花之樹高若梧桐，應是木蘭科的木蓮（Manglietia fordiana）。而桑科藤本植物薜荔（Ficus pumila），亦别稱“木蓮”。
辭書編纂任務繁細而艱難，面對海樣的百科知識稍不小心就會出錯。漢語很有包容性而其結構又能靈活運用，同物異名、一詞多義頻見，利弊兼在。這都挑戰辭書編纂者要善於正名辨義釋理導用。在與上述植物名的周旋中我深有感觸，曾賦二詩興歎：“苹萍三辨目朦朧，欲解頻婆技屢窮。千代交流名已正，香甜蘋果譽西東。”“荷與扶蕖古義纏，芙蓉迷你魅嬌天。雅彌（指《爾雅》編者們）分賞焉閒及？糾結水蓮藤木蓮！”
三、爲實現崇高的理想而奮鬥不息
現在來回顧一下中國改革開放至今辭書和百科全書的發展歷程。被稱爲中國“百科全書之父”的姜椿芳，早歲曾爲民主革命冒死戰鬥於敵後多年而立下了很大功勞，在文化大革命中卻被關進監獄。他想起法國啟蒙運動的學者狄德羅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編寫出一套空前的百科全書而對歐洲現代化進程作出了巨大貢獻，就暗地裏對自己説：如果我能活着出獄，我一定要編出中國的百科全書！文革結束後他恢復了自由，就立刻借錢建立了一個百科全書編輯室，而且開始虔誠地親自登門拜訪各領域的學術帶頭人而組織起一個編輯隊伍。他要趁一大批學術骨幹還健在的機會搶時間趕編出書來，決定分學科先出版單科本。隨着1980年天文學卷的率先面世，一大批單科本陸續出版了。當語言文字卷組織編寫之時，鄙人有幸進入許國璋教授爲主編、王宗炎教授爲副主編的“語言學與世界諸語言”分支學科編寫組；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該卷於1988年順利出版。我勤於學習、認真工作，撰寫了若干困難的條目，事後與各位領導一同獲得了國家新聞出版署頒發的榮譽證書。在進入第二版編寫時許老已經謝世，我繼任了分支主編，並再次獲得了榮譽證書。我與參加過語言學編寫組的同志後來又自行組織編纂了《語言文字百科全書》（1994年，在大百科第二版撤銷了分科本後該書能繼續便利於語言學方向研究的需要）。1995年我主編的《中國中學英語教育百科全書》出版，有次我探望因病住院的吕師時曾攜此書向他彙報，他拿着厚厚的書摩挲再三，還關切地垂問我的很多情況。我深知自己還需要拿出一流的語言學著作向老師交代。我要鞭策自己，不能放棄努力。在這方面我必須向江師姊學習看齊。
我國的百科全書事業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一批批翻譯或編纂的書問世，包括具備完整宏大體系大百科全書的和分學科照顧專業的書，也有各種插圖版和兒童版。一般辭書的出版更是你追我趕、迭次登場。回頭看那本小書《新華字典》，它經過不斷修訂完善（現收13000字），是全國小學生必備的工具書，也是外國人學習漢語的良師益友。據2015年7月的統計，其在全球的發行量已達5.67億册，這個天文數字穩居天下第一；2016年4月吉尼斯世界紀録機構在倫敦宣布《新華字典》獲得“最受歡迎的字典”和“最暢銷的書（定期修訂）”兩項吉尼斯世界紀録。江師姊曾主持過這部字典的修訂，在創造這個紀録的征程中功不可没！辭書必須具有文化擔當（如全國辭書學會會長李宇明2019年在上海圖書館書展會上的發言所論），它作爲語言的載體要幫助我們發現世界、描述世界和適應世界。所以，編纂辭書（包括類書即百科全書）的責任不僅是全國性的，而且必須是全球性的。此乃無比光榮的歷史責任！那等待着有志之士來爲之奉獻和創造！
語言研究，包括辭書的研究和編纂，是一批文化精英和仁人志士的歷史擔當，同時也是其高雅精神生活的一項核心内容。它要求從業者具備崇高的理想、實幹的勁頭、理論的眼光和創新的能力。江藍生師姊是在這條道路上的一個典範角色。我們祝願她華年永駐、業績長豐。我們也要激勵自己，在征途上不停頓、不落伍，永遠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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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不妨讀作“勾奔泰安打擂”。
[2] 表面説各人居境優雅，實以諧音暗示李師兄在元曲等近代漢語研究領域有優秀建樹。
[3] 悠音yóu，“優悠”又作“優遊”。
[4] 援用隋朝陸法言參與八位學者在長安聚會暢談音韻的軼事。
[5] 注意：《關尹子》的“晦冥”是廣義詞，用於論道的本質和天下萬物；而《公羊傳》和《楚辭》及其注的“晦冥”是個狹義詞（“冥”讀平聲），專指天象而已（後來專用“晦暝”而“暝”多讀去聲）。
[6] 暝同冥，晦暝同晦冥；加日旁只爲明確表示天象。在早期，加不加日旁，字詞的意義和讀音都不變。暝還讀平聲，後來就主要讀去聲了。
[7] 注意：據《夏小正》，苹應是長在濕地的野草（不過按苹是藾蕭即白蒿的認定，苹草也生長在旱地甚至山坡上）。《説文》云：“苹，蓱也。”但蓱是浮萍，而鹿不可能吃水草！《説文》所據的是《爾雅》的某個文本“苹，蓱[也]”；而該文本的字句其實不足信。見下文“萍”條。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自從食蓱來，唯見今日美。”《文選》李善注引《毛詩》“食野之苹”爲謝詩作解，但謝氏以“蓱”通“苹”的用法仍不足爲訓。《辭海》簡單定義“苹”字“通‘萍’”，不妥。
[8] 這在辭書和注疏家的著述裏都可以看出來。《爾雅·釋草》：“萍：蓱。其大者蘋。”《玉篇·草部》：“蘋，大萍也。”《説文》：“薲，大蓱也。”（這裏用了兩個古字，實即“蘋，大萍也”）古代就有人爲《爾雅》某本的“苹，蓱也”辯護，有人説“萍”字的水旁是後來加到“苹”上造成的，還提出《説文》水部的萍字是後人所增。但《周禮·秋官司寇》就有個官職“萍人”（專管水禁）；此字不可能很晚才造出來。而我們更關注的問題是：由於所謂水草是很籠統的概念，説“萍之大者爲蘋”就常會混淆不同科屬的植物，但這在古代是難免的。若出現這種情況我們不好一概斥之爲錯誤。
[9] 按：《漢語大字典》云蘩是款冬。王建莉（2004年）否之，認爲蘩應指蔏蔞（蔞蒿），認可劉操南的考定（但蒙她近告，她不同意劉氏混淆蔏蔞與茭白）。《左傳》所言可作祭品的植物似應只屬於“蘋、萍”兩類而不涉及“蘩”（白蒿，亦見《豳風·七月》毛傳，那卻是苹！）。《召南·采蘩》：“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孔疏既云蘩非水菜，又説貴婦只采之於水邊。這豈非强解嗎！今按楚辭《九歌·湘夫人》有“白薠兮騁望”句，薠是水草。《説文》云，青薠似莎者（莎草科，常見者香附子Cyperus rotundus）。若《左傳》文句的蘩是薠，則蘋薠蕰藻皆爲水草，貴婦到水邊采之也很自然了。楚辭時代接近《詩經》《左傳》，薠諒在中南通用。漢司馬相如、淮南小山賦中亦有之。
[10] 據説唐三藏從印度把蘋婆子帶回中國令人栽種於韶關的佛寺内（元《大德南海志》殘本卷七即言及之。清屈大均《廣東新語》還説它被種到廣州光孝寺了）。但此説尚待考證，因爲今在嶺南所見名蘋婆果者係鳳眼果（Sterculia nobilis，亦名羅望子、羅晃子，是梧桐科常緑喬木），産於中國南部和印度尼西亞。它並不如上述蘋婆那麽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