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水浒传》的历史原型
(1)《水浒传》的本事
《水浒传》改编自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事件,后世史料对此事件的记载成为《水浒传》成书的基础。这些史料中既有宋人私纂的笔记,也有元人官修的《宋史》。前者代表有南宋王偁的《东都事略》、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埴的《皇宋十朝纲要》等。
南宋王偁《东都事略》:
(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卷十一《徽宗纪》)
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
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陷温、台、婺、处、杭、秀等州,东南震动。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卷五十二引《中兴姓氏奸邪录》)
南宋李埴《皇宋十朝纲要》:
(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六月己亥,姚平仲破贼金像等三十余洞。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上苑洞,姚平仲破贼石峡口。(卷十八)
元代脱脱等所编《宋史》: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卷三百五十一《侯蒙传》)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卷三百五十三《张叔夜传》)
(2)小说创作与史料记载的差异
据上述史料可知,早期史书对宋江造反一事的记载与今日读者所见之《水浒传》颇有差异。首先,史料中可见姓名者多为宋江一人,至于“三十六人”等只见数字不见名号。其次,史料记载宋江造反流窜多地,未有固定据点,与《水浒传》中众好汉齐聚梁山泊也不相同。再次,史料中记载的宋江事迹十分简略,多写其受降征讨方腊之事,而《水浒传》则将宋江起义、招安与为朝廷征战等事迹详细写尽,虽据版本的不同有繁简之别,但总体上比史料更加详细。
史书与小说关系密切。明代王圻《稗史汇编·引》云:“正史具美丑、存劝戒,备矣。间有格于讳忌、隘于听睹,而正史所不能尽者,则山林薮泽之士复搜缀遗文,别成一家言,而目之曰小说,又所以羽翼正史者也,著述家宁能废之?”小说常常承担着“羽翼正史”的补史的功能。
史料记载与《水浒传》之间的差异证明,一方面历史中的宋江起义事件为《水浒传》的成书提供了母题,另一方面史料记载对《水浒传》最终的成书影响有限。这就意味着《水浒传》中的主要情节,多不见于史书记载,那么其真实性就必然遭到质疑。
九纹龙史进
清代张琳绘。史进在梁山一百零八好汉中排第二十三位,上应天微星,因肩臂胸膛刺有九条龙,故称“九纹龙”。
为了解决这一疑惑,金圣叹曾就《水浒传》的“史书”属性有过论述。他在第一回回前批中评点道:“史者,史也。寓言稗史亦史也。夫古者史以记事,今稗史所记何事?殆记一百八人之事也。记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金圣叹直接提出“寓言稗史亦史”,并借孔子“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之说,提出“庶人之议皆史”的观点。同时他还从《水浒传》的创作出发,指出《水浒传》“一部书一百单八人,而为头先叙史进,作者盖自许其书,进于史矣。九纹龙之号,亦作者自赞其书也”,点明作者“作史笔法”与“进于史”之本心。
(3)小说创作的自由:“削高补低都由我”
史料文献难以为《水浒传》提供足够的文本借鉴,这一“缺陷”却给了后世创作者广阔的创作空间。从小说创作的视角来看,史料对宋江起义的记载,可供使用的素材十分有限,甚至不同史料间还有相互抵牾之处。没有了史料的束缚,《水浒传》的创作空间变得十分广阔,可以更多掺入创作者的个人意图。金圣叹以“因文生事”概括《水浒传》的创作过程,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提出: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与《史记》相比,《水浒传》并非“先有事生成”,需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而是只需要“顺着笔性”,在写作上拥有极大的自由度,“削高补低都由我”。
创作空间的广阔与写作上的自由,让《水浒传》的文本展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尤其在对其他史料与历史事件的融合上,《水浒传》可谓海纳百川。首先在人物的塑造上,史料文献仅记载三十六人之数目,不见其名号,而《水浒传》中却有一百零八位好汉,这些人物个性鲜明,小说中还分别为其立传,可称为《水浒传》的重要创作。这一百零八位好汉当然不是全部由《水浒传》原创,许多人物都借鉴于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
例如,在梁山好汉中排名第五的大刀关胜,号称关羽后人,擅使一把青龙偃月刀,原为蒲东巡检并领兵征剿宋江,后被设计引入埋伏归顺梁山,在跟随宋江南征北战并投降朝廷后,得封武节将军、大名府正兵马总管,最终因酒醉失足落马身亡。大刀关胜有着同名的人物原型,他也是宋代人,《金史》中有著录:
宋宣和末……是时,山东盗贼满野,豫欲得江南一郡,宰相不与,忿忿而去。挞懒攻济南。有关胜者,济南骁将也,屡出城拒战,豫遂杀关胜出降。(卷七十七《刘豫传》)
根据史料可知,历史上的关胜同样骁勇善战,擅用的武器也是一把大刀,与《水浒传》中的关胜有众多吻合之处。不过考其生平,历史上的关胜的主要事迹,史书仅录其抗金一事。关胜在知府刘豫被金人收买的情况下,守卫济南,最终被刘豫杀害,是个抗击外敌入侵的英雄。
刘兴我本《水浒传》“关胜领兵去攻梁山”
关胜虽然上山很迟,也没有特别大的功劳,但他在梁山好汉中排名第五,还是五虎将之首,大概因为他是关羽的后代,有祖先的光环笼罩。
那关胜是否是关羽后裔呢?关胜是关羽后裔的说法,追根溯源可至南宋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宋江三十六赞》是龚开根据南宋宫廷画家李嵩所绘的宋江等三十六人的画像及民间街谈巷语所写的赞,从中可以窥见水浒故事早期的人物设定。其中“大刀关胜”赞曰:“大刀关胜,岂云长孙?云长义勇,汝其后昆。”龚开此处的说法实际上也是基于人物姓名与绰号的字面猜测,这证明当时并没有这种说法。余嘉锡先生在《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中也说:“其实皆出臆造,无足深论。”但龚开的说法却在水浒故事流传的过程中逐渐被坐实,并成为关胜人物形象的重要元素。
《水浒传》为了增加关胜是关羽后代说法的可信度,从多个方面对关胜的形象进行了塑造。首先从外貌长相来看,《水浒传》中写关胜“堂堂八尺五六身躯,细细三柳髭须,两眉入鬓,凤眼朝天,面如重枣,唇若涂朱”。无论是在高大的身材特征,还是眉目面色的描绘上,都参照了《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诸多学者考证后认为,关胜的形象实际上也参照了宋代的另一位名将魏胜。《宋史·魏胜传》载:
胜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东魏胜”,金人望见即退走。胜为旗十数,书其姓名,密付诸将,遇鏖战即揭之。金兵悉避走。……胜矢尽,救不至,犹依土阜为阵,谓士卒曰:“我当死此,得脱者归报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骑为殿,至淮阴东十八里,中矢,坠马死,年四十五。
魏胜同样也善用大刀,是南宋抗击金人的名将,勇猛忠毅。最重要的是魏胜死于中矢坠马,而《水浒传》中关胜死于酒醉落马,二者有一定的相似度。当然,除了外在描写之外,《水浒传》对关胜形象的塑造还通过各种故事情节的设置,体现出关胜与关羽在人物品行上的相似。金圣叹称赞《水浒传》对关胜的描写:
写大刀处处摹出云长变相,可谓儒雅之甚,豁达之甚,忠诚之甚,英灵之甚。一百八人中,别有绝群超伦之格,又不得以读他传之眼读之。(第六十三回总批)
金圣叹认为《水浒传》中的关胜是“上上人物”。综上可见,《水浒传》在正史材料记载的基础之上,融合相似史料与民间故事,对关胜这一好汉完成了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塑造。
通过解码《水浒传》中的历史,可以看到史料在水浒故事与《水浒传》的形成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无论是整个水浒故事宋江造反起义的母题原型,还是《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位好汉形象的塑造,我们都能从中看到创作者对于结合史料的重视。但客观上史料记载的匮乏,决定了《水浒传》不能沿袭《三国演义》那种演义史书的写法,无法追逐更多的历史真实。也正因此,没有了史料束缚的《水浒传》好似挣脱了枷锁,在史料与虚构之间有了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在文学性上反而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