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一部奇书

《水浒传》是一部奇书！

《水浒传》奇就奇在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明代的李贽曾称此书为“天下之至文”，并列为“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之一，赞叹道“批点得甚快活人”。明末清初的金圣叹曾将《水浒传》称为古代“六才子书”之一，清初李渔更是直接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定为明代的“四大奇书”。当然自古也有持不同观点的人，认为这是一部“诲盗”之作，是教人做强盗的书。从明朝的左懋第最早提出，一直到清朝乃至今天，始终有人认为这部书“少年不宜”，充斥怨恨和暴力，打打杀杀，结伙造反，对社会的稳定极为不利，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更有必要正本清源，细说原委。

书名“水浒”字面的意思是水边，指故事发生的地点——山东梁山泊。古代的梁山泊也正是古巨野泽的最北端。若说书名的出处，还可追溯到《诗经·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诗句。该诗记载了周太王率领部族迁徙的事情。王利器与罗尔纲两位先贤不约而同地指出，用“水浒”作书名，是将宋江等人的聚义和周王朝的兴起作类比，证明原作者肯定起义英雄们反抗黑暗统治的正义精神。水浒义军领袖宋江原是基层官吏，后被逼上梁山，与其他梁山好汉一起反抗暴政，“替天行道”，逐渐发展壮大。与周王朝反抗商纣王残暴统治的历程异代同调。

这部小说描写了梁山一百零八将各自不同的故事，从他们一个个被逼上梁山、逐渐壮大、起义造反到最后接受招安招致失败的全过程。《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传说是三十六天罡星和七十二地煞星转世，他们讲究忠和义，爱打抱不平、劫富济贫，不满贪官污吏，最后集结梁山，与腐败无能的朝廷抗争。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宋江、林冲、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物的鲜明形象，也向读者展示了宋代的政治与社会状况。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是非常鲜明的。

首先，《水浒传》堪称中国白话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此前的文言小说虽然也能写得精美雅致，但终究是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要做到“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八字，总是困难的。《水浒传》的作者以很高的文化修养，流利纯熟地驾驭白话，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描述各种场景，显得极其生动活泼。特别是写人物对话时，更是闻其声如见其人，其效果是文言所难以达到的。有了《水浒传》，白话文体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完全确立，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意义极为深远。

其二，结构艺术特点突出。《水浒传》主要是在民间说话和戏剧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把许多原来分别独立的故事经过改造组织在一起，既有一个完整的长篇框架（特别是到梁山大聚义为止），又保存了若干仍具有独立意味的单元，可以说是一种“板块”串联的结构。从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来说固然有不成熟之处，但从塑造人物形象来说却也有其便利之处。一些重要人物在有所交叉的情况下，各自占用连续的几回篇幅，性格特征得到集中的描绘，表现得淋漓酣畅，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

其三，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完美结合。作者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只要表现了生活的本质真实，那么具体生活事件的真假有无都是无关紧要的。这一点，容与堂本《水浒传》第十回评语中有过概括性总结：“《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为他描写得真情出，所以便可与天地相终始。”第九回写林冲被刺配沧州，分派到天王堂看守后，高俅派陆谦到沧州管营，要暗中结果林冲性命。不想林冲在这里遇到以前自己救助过的李小二，李小二正好在此开酒店，陆谦又恰巧到其酒店让其找来管营、差拨，几人密谈谋害林冲的阴谋，被李小二夫妇听得一清二楚，二人忙把此事告诉了林冲。这段故事本属虚构，但作者好似亲临其境，写得细腻入微，惟妙惟肖，给人呼之欲出的真实感觉。

其四，《水浒传》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无疑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以其对社会生活的广泛了解、深刻的人生体验和丰富活跃的艺术想象，在人物塑造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小说人物众多，而人物的身份、经历又各异，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个性。金圣叹说书中“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这固然有些夸大，但就其中几十个主要人物而言，是切中肯綮的。武松的勇武豪爽，鲁智深的疾恶如仇、暴烈如火，李逵的纯任天真、戆直鲁莽，林冲的刚烈正直，无不栩栩如生，使人过目难忘。

其五，《水浒传》语言特色也非常鲜明，能娴熟地运用白话来写景、叙事。例如第九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的“那雪正下得紧”一句，鲁迅就称赞它“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花边文学·“大雪纷飞”》）。因为“紧”字不但写出了风雪之大，而且也隐含了人物的心理感受，烘托了氛围。特别是在人物语言个性化方面，《水浒传》能“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从对话中能看出不同人物的性格。例如第六回写高衙内调戏林冲的娘子时，鲁智深赶来要打抱不平，林冲却道：“原来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时间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鲁智深则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两番话鲜明、准确地反映了林冲和鲁智深两人的不同处境、不同性格：一个有家小，受人管，只能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另一个赤条条无牵挂，义无反顾。这都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水浒传》故事精彩纷呈，跌宕起伏，人物形象各具性情，各有性格，各有特色，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各自的成长经历也不尽相同。《水浒传》以细致深刻的笔触大胆为来自社会底层或被上层人士排挤出来的一批人物树碑立传，各色人物均闪耀着忠义豪迈的水浒精神。他们侠肝义胆，爱憎分明，敢打天下不平。从智取生辰纲、登州大劫牢、三打祝家庄，到兵打北京城、智取大名府，再到“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忠义堂排座次，梁山好汉的团队协作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从鲁智深“遇酒便吃，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金圣叹语），到李逵“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无不折射出梁山好汉的英雄本色，至性至情。

社会不和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何会产生那么多盗贼流寇？谁是罪魁祸首？金圣叹在第一回开宗明义批道：“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第十四回阮小五也说：“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金圣叹于此批道：“千古同悼之言，《水浒》之所以作也。”

“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是坊间流传颇广的一句俗语，意思是：青少年不要去阅读《水浒传》，老年人不要去看《三国演义》。因为这些书可能会在特定人群身上产生某种“负面”影响，造成人生观、价值观扭曲，让人变“坏”。

除了“崇拜暴力”之外，“造反有理”“欲望有罪”等同样被视为《水浒传》的症结，有学者认为其对中国的民族性格塑造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对此，关键是我们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和运用什么样的方法论来认识看待传统文学经典中的这些问题。若是站在社会下层被欺压、被奴役的弱势群体的立场上来看，其实那是一个虎狼当道、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社会，是一个“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的时代，“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李贽《忠义水浒传序》）另外，我们也不应将次要的或负面的细枝末节无限放大，对主要精神视而不见，更不能以现代的标准来要求小说中的好汉形象“高、大、全”。就其主要精神来说，《水浒传》总结了一条社会腐败的主要历史根源：乱自上作。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这个因善踢球而得到皇帝宠信的市井无赖，居然不到半年就升到殿帅府太尉的高位，从此连同他的“衙内”倚势恃强，无恶不作。在全书正文的开端这样写，就寓有“乱自上作”的意味。同时，《水浒传》还肯定了社会一批百姓的报国热情，就是替天行道；描绘了一幅新兴市民阶层平等世界的素朴蓝图——梁山上没有贵贱之分；歌颂了这些英雄人物的人性之美——个个忠义双全，处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对一般读者来说，小说中的英雄气质才是最吸引他们的东西。梁山好汉都是传奇式的、理想化的人物。他们或勇武过人，或智谋超群，或身禀异能，而胸襟豁达、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则是他们共有的特点。像鲁智深好打抱不平，“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松宣称：“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确是豪气干云，令人激奋。黑旋风沂岭杀四虎、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冈打虎一类与社会矛盾无关的情节，同样由于主人公的个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给人以生命力舒张的快感。在污秽而艰难的现实世界中，这些传奇式的英雄好汉，给了读者很大的心理满足。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批评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事实上，皇帝和贪官组成了封建专制社会的利益共同体，皇帝给贪官职位与特权，贪官忠诚执行皇帝的旨意，并为之维护统治、谋取利益。宋江接受招安的选择是对主流社会的一种回归，是对贪腐黑暗社会的一种屈从。细读《水浒传》不难看出，作者是幻想过宋江不接受招安的结局的，但他严格遵循着历史的规律，不得不给水浒英雄一个个安排悲剧的下场。

《水浒传》究竟是在歌颂这种至死不悔的“忠”，还是在影射对专制朝廷“不可忠”？这是留给读者思考的题目。李逵曾说过：“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其实这与宋徽宗时的制度没有任何本质分别，李逵作为极力反对招安的代表，尚能做出这般规划，更何况出身吏胥、对统治阶级内部有一定了解的宋江。只是李逵这一股力量始终处在以宋江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抑制之下，宋江最终把梁山大军引到了投降招安之路。由此观之，无论宋江是否接受招安，本质上都是对贪腐的顺从。接受招安是牺牲于贪腐，不接受招安而自立为王则又有可能成为贪腐的化身，甚至成为第二个宋徽宗。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长篇白话章回体小说，《水浒传》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此后不仅出现了许多续书，如《水浒后传》《荡寇志》《后水浒传》等，还曾被改编成多种曲艺形式。另一部古典名著《红楼梦》中就提到了《鲁智深醉闹五台山》的曲目。评书、苏州评弹和山东快书都有很多经典节目是取材自《水浒传》。在缺乏知识以及大众娱乐活动的年代，《水浒传》往往通过民间艺人，以戏曲曲艺的形式，成为普通民众仅有的文化活动。其中虚构的人物、故事变成了老百姓眼中的“史实”。很多故事如“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等，历来为男女老少所津津乐道。书中字里行间所呈现出来的英雄的各种道德观，如轻生死、重义气、敢作敢为、劫富济贫，乃至忠君反贪等理念，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大众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是否真正值得宣扬，当然可以讨论。

阅读《水浒传》，也有必要略知一下版本情况。《水浒传》的全称是《忠义水浒传》，其版本很复杂，大致可以分为简本和繁本两个系统：简本文字简略，描写细节少；繁本描绘细致生动，文学性较强。这两个系统的先后问题，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但现在认为繁本在先的占大多数，我们也持这种意见。换言之，所谓“简本”，其实是删节本。

在繁本系统中，现在所知的最早版本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即一百回）。另有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所刻行的一百回本，也是较早的刻本，但已经过修改。此本在国内已失传，日本有“无穷会”所藏一种明刻清印本，从其版本特点来看，当是完整保存了“郭本”面貌的刊本。至于现存较完整的早期百回本，有天都外臣序本（序作于万历己丑即1589年），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它是郭勋家所传，以前的研究者颇有因此而认为它是郭本的翻刻本的，其实不确，它的底本可能是郭勋家所藏的未经修改的早期本子。上述百回本在梁山大聚义后，只有平辽和平方腊的故事，没有平田虎、王庆的故事。

繁本中还有一种一百二十回本，是袁无涯根据杨定见所提供的本子刻行的，但增入了一般繁本系统所没有而只有简本系统才有的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并作了增饰，书名因此称为《忠义水浒全传》。过去多认为这种本子刻于天启、崇祯年间，其实明朝“公安派”袁中道在其《游居杮录》中已提到它，其刊刻年代当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以前。金圣叹将繁本的《水浒传》砍去梁山大聚义以后的部分，又把原第一回改为楔子，使其成为七十回本，并诈称是一种“古本”。因为它保存了原书最精彩的部分，文字也有所改进，遂成为最流行的版本。

简本系统的《水浒传》也有许多种，现在只作为研究资料来使用，现知较早的本子有明万历年间余象斗的《水浒志传评林》。

要想读懂《水浒传》，首先必须清楚：水浒故事，包括《大宋宣和遗事》、元杂剧中的许多水浒戏，基本都形成于元代。元代时蒙古族统治中原，当时不仅有“九儒十丐”之说，统治者对包括汉人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南人”，采取的也是残酷统治和武力镇压方式。据有关史料载，元代“南人”与蒙古人、色目人之间，根本没有平等可言。另外，汉民族有着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第一是正统观念，视蒙古人为“异族”；第二是道德观念，讲究“礼仪”和“伦理”。汉人对蒙古人的统治不满，但在高压政策下，不可能公然反抗，于是就通过肯定造反的书，表达他们呼唤英雄、反抗压迫的心声。

其实，自古以来，农民都是易满足、谨慎、安分守己的群体，只要有一口饭吃、有一件衣穿，不把他们的土地、儿女抢走，大都不愿意去造反；而能够被“唤起”的英雄，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能是那些流落江湖的“游民”，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联合起来，上山造反。要造反就要杀人。作者不喜欢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腐朽的朝廷，希望社会越乱越好。这就是《水浒传》鼓吹“替天行道”“造反者即英雄”的真正原因。为此，还必须有一种“黏合剂”，把许多人团结起来，这就是“忠义”。作者在表达思想立意时特别强调了“忠义”二字，并将“忠义”思想贯穿于《水浒传》始终。

《水浒传》是一部描绘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英雄好汉聚义的长篇小说。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忠诚、仁义、勇敢和智慧。在接下来的篇章里，我们将通过阅读和讲解《水浒传》，深入了解这些英雄的故事，感受他们的情感诉求和人生经历。让我们一起走进《水浒传》，走进这些英雄的世界，共同探索他们的成长历程和英勇事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