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生活水平（standard of living，也称为生活标准）是衡量一个社会或个人发展水平或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准，国民生产总值（GDP）或人均GDP不等于更不能代替生活水平，后者具有相对独到的观察视角。正如《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所说，生活标准是“一个往往被——错误地——与个人或社会的经济产量水平或收入水平等同起来的概念。但是，生活标准是一个较为广义而模糊的概念，更为正确的定义应该包括增加福利等项目，但不涉及正常的经济业务，这些项目包括工作条件、家庭和外部环境，可享有的闲暇时间的数量，保健以及其他等等”1。当然，生活水平的定义也是开放的，本卷主要指人们的生活条件或环境的变化，主要围绕着需求、匮乏、生产、收入、消费等层面进行实证研究。
欧洲生活水平的研究是从现实问题开始的。19世纪40年代，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论证了欧洲劳动群众的贫困化。1843年1月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2根据德国摩塞尔河沿岸地区酿造葡萄酒农民的贫困状况的大量材料，分析了劳动群众在物质上的极端贫困，用摩塞尔记者的名义抨击了普鲁士的社会制度，公开地为“政治上、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进行辩护。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不够，于是奋发研究这门科学。此后，马克思还在《资本论》第1卷第23章中将英国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作为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进行考察。31845年，恩格斯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向其德国同胞介绍英国工业革命后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恩格斯最初打算将该书仅仅作为一本内容比较广泛的关于英国社会史的著作中的一章来论述，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很快就使他不得不对它进行单独的研究。恩格斯之所以选择英国工人阶级进行研究，主要是由于英国是欧洲唯一具有典型的工人阶级和丰富的文献材料的国家：“……只有在大不列颠，特别是在英国本土，无产阶级的境况才具有完备的典型的形式；而且也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了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稍微详尽的阐述所必需的。”4该书唤起人们对劳动群众生活水平的巨大兴趣，各种研究随之产生。
在恩格斯后，德国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恩格尔继续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问题。在1857年出版的《萨克森邦的生产与消费》一书中，他通过对比利时、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做的统计调查，发现了工人收入与家庭生活支出（生活费）的比例关系的法则，亦即恩格尔法则。根据这个法则，家庭收入越少，用于饮食费的支出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即恩格尔系数）越大。而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用于饮食费支出所占的比重越小，用于服装、住宅、取暖和照明支出所占比重变化不大（但支出数量会有较大增长），而用于满足文化、娱乐等需要的支出则会占越来越大的比例。1895年在论文“比利时工人家庭生活费的过去和现在”（《国际统计学会会刊》1895年第9期）中，恩格尔利用这个法则比较了比利时工人家庭生活支出后发现，1853—1891年，工人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用于食物的支出普遍下降，用于教育、文化娱乐、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则相应上升，这表明近四十年间比利时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大有改善。5应该说，恩格尔的研究揭示了19世纪下半叶即工业革命后欧洲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他所发明的恩格尔法则和恩格尔系数已成为当代衡量生活水平的主要标准。
19世纪历史学家也开始涉足生活水平的研究。1841年古物学家特纳编辑的《13—15世纪的习惯和家庭支出》出版，通过整理以往历史学家未曾使用的贵族家庭账簿，展示了对生活水平研究的兴趣。6罗杰斯（James E. Thorold Rogers, 1823—1890年）是最早整理和解释中世纪中期至早期现代（16—18世纪）英国价格数据的学者。作为一位激进的社会改革者和自由党下院议员，他将历史研究与关注工业革命后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结合起来。对他而言，现代工人阶级的先驱是中世纪至早期现代的农村雇工。作为工资劳动者，雇工需要购买生活用品，而中世纪中期以来庄园账簿和阿瑟·扬（Arthur Young）的游记等史料中保留的物价和工资数据为了解他们的工资购买力提供了可能，开创了历史上农业雇工生活水平研究的先河。他以非凡毅力搜集了1259—1793年六个世纪有关价格和雇工工资的大量档案，并于1866—1902年出版了七卷本的《英国农业和价格史》，包括谷物、原材料和干草、劳动力、牲畜、羊毛、农产品、农业材料、建筑材料、农业用具、纺织品与服装、金属、鱼、外国产品等各种的商品价格，其中劳动力价格（price of labour）即为工资，“全部由原始或同时代档案编辑而成”。7
长期趋势是生活水平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罗杰斯最早比较了农村雇工生活水平的长期趋势。他在《英国农业和价格史》第1卷第1章“导论”中说，他打算撰写一部英国农业史，提供从最早的有连贯记载开始到18世纪结束的价格、特别是谷物价格和雇工工资的证据。“总之，我想将某些价格制成表格，以便展示中世纪至早期现代某些年代的货币购买力，并与19世纪的相关事实进行比较。必须承认，这些事实和评论的历史价值与英国人民的社会进步和偶尔的社会倒退密切相关。”8
在该书第1卷第29章“论工资购买力”中，罗杰斯尝试根据谷物、饮料、肉类和服装等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阐述农民是如何进行消费的，特别是比较英国历史上三四个时期雇工的工资购买力变化的长期趋势，即将黑死病之前、黑死病之后、18世纪中叶与19世纪第一个20年及60年代中期进行对照。具体而言，黑死病前农民家庭的生活水平并非后人所设想的那样贫困。相反，一个持有20英亩土地即中等农民的自由持有农的四口之家，一年消费的4夸特小麦、2夸特麦芽酿造的啤酒、800磅肉类和若干件衣物，货币价值约为3英镑，相当于其土地产出的全部净收入（如果按照黑死病前农民主要消费混合谷物或大麦计算，总支出还会减少）。此外该土地持有者打工挣的1英镑可以作为家庭储蓄或零花钱，这不包括其妻子和儿女的打工收入。此外，依据工资和物价数据，黑死病前雇工的生活消费和现金结余与中等农民基本相同。黑死病后农民生活得到改善，雇工尤其如此。鉴于食品价格低廉和工资优厚，中世纪晚期工资购买力到达相当高的水平，雇工可以生活得很富裕并且能积累财富。18世纪下半叶雇工生活水平则明显下降，与中世纪晚期相比，物价上涨8—12倍，而工资涨幅不超过4倍。该时期小麦价格较贵，但其他食品价格则比较便宜。19世纪早期雇工的生活水平不仅不及其五百年前的先人，甚至还落后于阿瑟·扬时期（1741—1820年）。尽管小麦价格比阿瑟·扬时期上涨不多，但其他食品价格和房租上涨较快，例如房租上涨2倍，肉类价格增加接近3倍，而工资涨幅却较少。9
以上著作内容浩繁，不便卒读，有人建议他将其中的评论部分加以整理出版。1884年罗杰斯出版了《六个世纪的劳动与工资：英国劳动史》，对13—18世纪农村雇工工资购买力演变的长期趋势进行了最后总结。他主张，从该书收集的第一份工资档案的1259年到亨利八世去世的1547年期间，雇工生活状况经历了超过一个半世纪（大约14世纪末至16世纪上半叶）的持续改善。在几乎整个亨利八世在位时期（1509—1547年），即超过三十九年的时间雇工工资购买力一直保持最高水平。此后，工资购买力大幅下降，除了18世纪上半叶外，在超过一个半世纪（即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下半叶，以及18世纪下半叶）里，雇工工资可以勉强度日，但需要时常接受救济。直到19世纪80年代早期，由于特殊原因，雇工的部分状况才得到较大改善。10换言之，直到19世纪80年代前，15世纪雇工的实际工资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不仅如此，在该书第2章“劳动与工资”中，罗杰斯还放弃了以往将18世纪上半叶作为黄金时代的观点，第一次正式提出“15世纪雇工的黄金时代”的概念：“我曾不止一次谈到，15世纪和16世纪的第一个25年是英国雇工的黄金时代。如果我们要解释他挣的工资与生活必需品支出的关系，相对而言，任何时代的工资都不会这样高，食物不会这样便宜。”11黄金时代是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论述人类种族不断退化时率先使用的概念，指永无休止的暴力和战争使人类从黄金时代沦为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12罗杰斯借此寓意表明早期现代以来雇工的工资购买力大部分时间不断下降，如果说15世纪是雇工的黄金时代，那么16世纪下半叶至17、18世纪下半叶和工业革命后一段时期，则分别为他们的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
20世纪以来，罗杰斯的中世纪以来雇工工资购买力的研究模式得到传承与发展。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二战”以后贝弗里奇、布朗和霍普金斯等学者都有英国雇工工资购买力的研究成果问世，其中布朗和霍普金斯将13—20世纪的消费品价格与英国南部建筑工人的工资进行比较后认为，它始终处于一个大致相同的水平，1380—1510年才有所突破，直到1820年后才开始上升。13较早为中世纪晚期经济危机的传统观点平反的经济史学家布赖德伯里评价说，罗杰斯也许是最卓越的中世纪史学家之一，尽管与他相似的统计工作仍在继续，但没有人可以挑战他的发现。历史学家所做的解释1264年以后时期的任何其他工作，似乎都确认了罗杰斯的研究结果。14此外，罗杰斯铸造的15世纪英国雇工黄金时代的概念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生命力。《中世纪中晚期的生活水平：1200—1520年英国的社会变迁》的作者戴尔认为，尽管我们不同意罗杰斯对所有中世纪雇工都持有乐观估计，但他将15世纪等同于“英国雇工的黄金时代”则是一个有价值的洞见，这种观点仍构成我们对那个时期解释的组成部分。15不仅如此，15世纪的黄金时代也不局限于雇工阶层。几年前，戴尔发表了“黄金时代的再发现：15世纪的雇工工资”一文，指出雇工的黄金时代的概念作为灯塔不仅在经济史写作中存在了130年，甚至还扩展为同一时期“农民的黄金时代”和“妇女的黄金时代”等。16
20世纪以来，早期现代以来生活水平的变化趋势仍受到重视。大体来说，尽管学者们在有些具体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但基本上同意早期现代生活水平的长期趋势，即相比于人口剧减1/3至1/2的14、15世纪来说，早期现代雇工工资购买力显著下降。例如布罗代尔认为：“从15世纪晚期直到18世纪初期，欧洲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如果可能，对在此之前的14世纪和15世纪的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或许是有趣的。大体上说，这两个世纪的情况要好一些。是否真如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在我们已提到但未说明其来龙去脉的反复发生的暴乱之前，正值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随后的16世纪及17世纪早期的确就是一个贫困的时代。”17布罗代尔所说的贫困的时代究竟怎样，可以从他对15—18世纪物质文明的研究著作中找到答案。布罗代尔从食物、饮料、住房、服装以至时尚几个方面描述了早期现代生活水平的变化。他对早期现代生活水平下降的论述主要集中在食品方面，例如不能像以前那样大量消费肉类，特别是鲜肉消费减少，代之以腌肉，但英国的鲜肉消费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与此同时，布罗代尔也注意到早期现代食品消费的改善，小麦取代其他廉价谷物成为主食，啤酒和葡萄酒、白糖、咖啡、茶叶、香料、奶制品、海产品等消费量上升，越来越讲究烹调质量和餐桌布置等。18由此可见，布罗代尔所谓的贫困是与15世纪的黄金时代相对而言的，并非我们理解的饥寒交迫的含义。
工业革命是否导致了英国工人阶级贫困化，学者们存在各种不同观点，但德国和英国的比较可以在一定意义上作为参考。缺少工业化的德国导致广泛的贫困化，甚至贫困化波及中产阶级，出现所谓的白领无产阶级、官员无产阶级、饥饿的大学讲师等。德国工人阶级的工资购买力大大低于英国。1844—1846年英国平均工资每天3先令或每年300泰勒（thalers，德国旧币名），而德国每年平均工资仅为100泰勒。因此，如果按照两国货币兑换率计算，英国工人的工资可以购买两倍于德国同事的生活必需品。即使英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天2.5或2先令，英国工人的处境仍好于德国同事。19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改善受益于工业化，前述的恩格尔对19世纪下半叶比利时工人阶级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工业化彻底摆脱了农业社会中制约生活水平持续改善的土地报酬递减率，从而确保工资快于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增长，即工资购买力的提高。
那么，如何看待欧洲生活水平的长期趋势，中世纪以来欧洲生活水平是如何改善的，原因何在，值得反思。本卷认为，欧洲生活水平的长期趋势大致为，中世纪晚期欧洲只有个别国家告别了糊口经济，早期现代解决了温饱问题，现当代过上富裕生活。那么，欧洲生活水平的长期趋势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卷各编的前两章集中论述了这个问题。在这些因素中，生产力水平无疑是长期起作用的重要力量，它决定着一个社会总供给的数量，是生活水平改善的物质前提。人口数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人口数量决定着社会总需求，当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生活水平必将下降，反之则会上升。中世纪晚期至工业革命开始，英国人口出生率较低，生活水平得以改善。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也像生产力水平和人口数量一样影响着生活水平。欧洲收入分配具有悠久的法治传统。中世纪领主对农奴的经济和超经济剥削无不依据庄园习惯法，习惯法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神圣性，双方发生纠纷时则诉诸庄园法庭并依据庄园习惯法由农奴组成的陪审团裁决。庄园习惯法和庄园法庭具有二重性，既维护了领主利益，也限制了他们的恣意盘剥。中世纪国王通常依靠自己领地收入生活，如因战争等原因向臣民征税必须得到议会批准，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不能擅自征税，因而横征暴敛很少发生。应当说，中世纪以来统治者依法进行收入分配为生活水平的改善提供了制度性的条件。
中世纪以来欧洲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是如何改善的，是本卷各编后三章分别讨论的问题。中产阶级是早期现代和现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主体，他们起源于何时，中世纪中晚期是否出现了由中世纪早期的两级（祈祷和打仗的教俗贵族与劳动者）社会结构向贵族、中产阶级和传统劳动者的三级社会结构的转变？他们的生活水平乃至生活方式与底层劳动者和社会边缘群体相比有何特点，对此本卷着力进行了考察。此外，本卷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经济学家关注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传统，将雇工或工人等底层劳动者作为考察重点，他们的工资购买力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判定生活水平改善与否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本卷还特别关注退休或逐步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通过他们是如何养老的来反映边缘群体的生活水平，体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过，由于我们学识所限，以及各国的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分布极不平衡，本卷有关生活水平的研究以英国为主线，其他国家的内容相对为弱，望读者谅解。
“生活水平卷”系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欧洲文明进程研究”的子项目，笔者受总主持人侯建新教授委托担任该卷主持人。2012—2016年，笔者曾参加了“欧洲文明进程研究”课题组多次研讨，获益良多。2016年下半年，笔者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王超华副研究员、河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崔洪健副教授加入子项目课题组，与我分别负责欧洲中世纪、转型时期和现当代生活水平的研究与写作。他们在百忙之中慨然应允加盟子课题组，并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保证了本卷得以顺利完成，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本卷的分工如下：全书框架和主旨由我设计。前言和第一编的执笔人为徐浩，第二编为崔洪健，第三编为王超华；此外王超华还负责整理了全书的参考文献和索引。还需要说明的是，姜启舟博士、赵运华博士和杨东东博士曾帮忙在国内外搜集材料，杨东东还负责子课题组人员繁琐的经费报销，费时费力，十分辛苦，在此也要特别对他们致以谢意。
徐浩
2019年10月初稿
2020年3月8日修订
1 〔英〕A.布洛克等编：《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5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0—243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11—764页。为了论证工业革命后工人阶级的贫困化，马克思搜集了19世纪中期各种调查报告中对英格兰农业工人的食物和住房的统计资料，其中包括雇工食宿的大量细节。例如1863年，农业工人每周营养量为蛋白质17.73盎司，碳水化合物118.06盎司，矿物质3.29盎司，总计139.08盎司。以每盎司28.4克计算，等于3 949克，约合每天550克。再如，1851年，中等农业工人每周消费卡路里40 673大卡，蛋白质1 594大卡（合计42 267大卡，平均每天6 038大卡）。1865年调查的英格兰5 375座农业工人的小屋中，2 195座只有1间卧室，2 930座有2间卧室，250座有2间卧室以上。工业工人的饮食状况也可作为参考。据1863年对英国各类工人的调查，有半数完全得不到啤酒，28%得不到牛奶，每个成年人每周消费的面包平均总量为9.9磅（8.9斤），糖8盎司（227克），奶油5盎司（142克），肉类13.6盎司（386克）。同上书，第751—752、745、746、72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5 李惠村：《欧美统计学派发展简史》，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73、74页。
6 T. H. Turner,ed., Manners and Household Expenses of the Thi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London: Roxburgh Club, 1841.
7 J. E. T. Rogers,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7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66-1902.
8 J. E. T. Rogers,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Vol.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66, pp. 1, 9-10.
9 J. E. T. Rogers,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Vol.I, pp. 683, 689-690, 691, 692-693.
10 J. E. T. Rogers, Six Centuries of Work and Wages: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bour, London, Leipzig: T. Fisher Unwin Press, 1912, Preface, p.4.
11 J. E. T. Rogers, Six Centuries of Work and Wages: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bour, p.326.
12 〔古希腊〕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6页。
13 W. Beveridge, Prices and Wages in England: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I, London: 1939（由于战争等原因，该书只出版了第一卷）；Henry Phelps Brown and Sheila V. Hopkins, “Seven Centuries of the Prices of Consumables,Compared with Builder’s Wage-rates”, Economica, 1956, p.306.
14 A. R. Bridbury, Economic Growth: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Press, Introduction, pp. vii-viii.
15 Christopher Dyer, Standards of Liv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c.1200-15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
16 Christopher Dyer, “A Golden Age Rediscovered: Labourers’ Wage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Martin Allen and D’Maris, eds., Money, Prices and Wages: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Nicholas Mayhew,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14, p.180.
17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284页。
18 参阅〔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与不可能，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4章。
19 Wilhelm Abel, Agricultural Fluctuations in Europe: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Oliver Ordis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pp.243, 251-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