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子何以产生？

公元前771年，西周的最后一个君主幽王被犬戎所杀，西周结束。第二年周平王率众迁都洛邑，开始了历时500余年的东周时代。以公元前477年为界，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前后两期；战国时代结束于秦朝统一。

孔子，名丘，前551—前479，生活在春秋晚期。他所处时代有两个特点：一是“礼崩乐坏”，二是“百家争鸣”。“礼崩乐坏”指西周所建立的礼乐制度的崩溃，而“百家争鸣”则是一场空前的文化论争。这不是两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礼崩乐坏”是“百家争鸣”产生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礼崩乐坏”就不会有“百家争鸣”。

一个文化辉煌时代的产生竟然是以礼乐文化制度的破坏为前提，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历史文化现象。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一靠文化环境的营造，二靠文化创造者的创新。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了。能够营造环境的最主要因素，则是政治，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权力、政治生态、政治格局等。总之，都与政治和权力有关。春秋以降，以分封制和宗法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摇摇欲坠，因而带来了政治权力体系、政治生态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

这个变化的源头是周王权力的削弱，也就是处于政治制度中心的王权地位动摇了。削弱或动摇的原因，是周王被迫东迁成周洛邑，丢了大本营宗周。大本营的丢失，不但实力大减，而且威信也大大下降。此外，时间的风雨也把分封制和宗法制吹打得千疮百孔。许倬云说，西周分封，诚然有其巧妙之处，却也有先天带来的弊病，分封越多，宗周越弱；时间越久，亲情越疏。到西周晚期，厉王、幽王两代，即使中间夹了一代力求振作的宣王，终究因为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宗周灭亡，王纲解组，那一个庞大的网络，一旦崩散。

百家争鸣，是一场持续数百年之久的对周人政治和文化遗产的大思辨和大争论，实质是肯定还是否定；是维护还是打破。肯定和维护，是肯定和维护周的制度和周的文化，否定和打破，是否定和打破周的制度和周的文化。肯定和维护，是对周政体和文化双重肯定和维护；否定和打破，对周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否定和打破。所谓百家，是对诸子蜂起，学派林立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西汉的司马谈列举了主要的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而东汉的刘歆列举了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

无论哪家，都具有鲜明的文化目的性：救时之弊。梁启超说他们“皆起于时势之需求而救其偏敝，其言盖含有相当之真理。”胡适也说：“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并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

孔子是拉开“百家争鸣”时代大幕的人。他是周制度和文化的维护者，推崇礼乐文化，主张效法三代先王和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定位于周文化的传述者。正是他的传述，给周文化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而由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则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绵延不绝。

孔子出身寒微，他原本是破落的“士”阶层，在宗法制的等级社会中，根本没有出头的机会，是什么让他能够脱颖而出呢？

从外部环境看，时代给孔子提供了一个宽广的舞台。周王室的衰微，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知识阶层从宫廷走向民间。过去知识阶层在礼乐制度的体制内是为王室服务的，如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吃官饭的知识阶层，许多人不得不离开体制。如身为周王室守藏史的老聃，“见周之衰，乃遂去”，西出函谷关，在终南山著书兴学。知识阶层走向民间，自食其力，自谋职业，从而带动了私学的兴起。从“学在王官”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打破了贵族对知识文化的垄断，平民阶层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鲁国乐师师襄、郯国郯（tán）子、郑国的邓析，以及苌虹、王骀（dài）等都纷纷开办私学，私学规模蔚为可观。孔子也以办私学为业，并以此作为拓展事业的基础。

另一个后果是，周王室对诸侯失去了控制，诸侯国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众多的政治实体意义在于，由于这些政治实体拥有自主权，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需要知识阶层的智力和其他方面的帮助，这样就为知识阶层的增值和流动提供了很大空间。而私学兴起，一批庶民中的佼佼者，通过接受教育，掌握了专业技能，也跻身于士的队伍。他们与旧士不同，较少受宗法关系的束缚。实际上，他们都是社会中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知识阶层。由于各个政治实体间的竞争，使得知识阶层的价码飙升，也使他们摆脱各种人身依附关系，拥有独立的身份，而成为特殊的人才商品，寻找机遇一展自己所长和抱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正是在这样时代空间里，找到了自己的舞台。进可以参与政治，退可以守护学业。

从孔子成长背景看，处在一个礼乐文化浓厚的环境之中。他生于鲁国，长于鲁国。鲁国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而周公就是主持制礼作乐的人，所以鲁国是实行礼乐文化的模范国家。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的儿子伯禽到任后，“变其俗，革其礼”。一方面，孔子一直受礼乐文化的熏陶，丰富的礼乐文献，良好的文化传统，对他的成长产生极大的影响，塑造了他的政治和文化的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他又目睹了太多的“乱臣贼子”，犯上作乱几乎是家常便饭。上有周王室的王子朝攻逐敬王；中有鲁昭公被季氏驱逐，卫国有蒯聩出公父子争国，齐国有崔杼、陈恒先后弑君，楚国有平王弑杀灵王，吴国有阖闾弑王僚；下有卿大夫的坐大，相互算计或残杀，如鲁国有三桓（孟孙、叔孙、季孙），郑国有七穆（驷、罕、国、良、印、游、丰），齐国有高、崔、田、庆，卫国有孙、宁，晋国有六卿（范、中行［háng］、智、韩、赵、魏）……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置礼乐制度于不顾，而社会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成为礼乐制度的维护者和捍卫者。

从孔子自身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非常好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而且边学习边打工，他三岁丧父，很小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种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三十而立”，确立了人生的远大志向。他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个道就是道义，是关乎社会的公道和正义，是大道，而不是个人升官发财的小道。这个志向明确后，他没有动摇过，一生为之矢志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