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对“力士”及“尚力”倾向的思考

秦执政者抬举提升“力士”的地位以促成其强兵强国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对于“力士”文化局限乃至“尚力”文化倾向之是非的认识，也较早见于秦人言论文字或在成书于秦的论著中发表。

《商君书·错法》说：“乌获举千钧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商君书·弱民》有同样的话：“乌获举千钧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战国策·秦策三》载范雎语：“乌获之力而死，奔、育之勇焉而死。”《战国策·燕策二》所见苏秦语则曰：“孟贲之勇而死，乌获之力而死。”这些说法，都指出“多力”的历史作用是有限的。

对于秦政治走向影响深刻的《韩非子》书中，也可以看到“力士”的“力”需要多种配合和策应才可以显示作用的意见。《韩非子·观行》：“有乌获之劲，而不得人助，不能自举。有贲育之强，而无法术，不得长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乌获轻千钧而重其身。非其身重于千钧也，势不便也。”这种对于“力士”的“力”的外在配合条件，可以理解为“势”。根据秦执政者对韩非学说的高度推崇，推想这样的认识，也可能当时即对秦政的设计和推行有一定作用。

在吕不韦执政的年代，他集合诸多宾客，完成了《吕氏春秋》一书。这部论著是在战国以来知识人游学各地、自由争鸣的时代即将结束时的一个文化标记。《吕氏春秋》面对即将来临的“大一统”时代，对文化形态提出了涵容百家的要求。高诱的序文是这样表述的：“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就是说，《吕氏春秋》对战国思想有所继承，有所总结；对于汉代思想有所启示，有所引导。曾经领略过东方多种文化因素各自丰采的吕不韦及其宾客们，明智地发现了历史文化进步的方向，意识到秦能够一时取胜的文化基因，或许不适宜实现了统一的新的帝国的管理。《吕氏春秋》可以看作在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即将形成的时代，为推进这一历史进步所进行的一种文化准备。在政治文化的总体构想方面，吕氏为秦的最高统治者进行了设计。理解其中基本的文化理念，我们应当注意到《吕氏春秋》否定了对“力”的绝对尊崇。

《吕氏春秋·重己》写道：“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桊，而牛恣所以之，顺也。”这里强调，“勇力”使用的方向是更重要的。这样的认识，确实可以说是我们在考察“力士”的历史意义时必须重视的文化真知。

《吕氏春秋·慎大》说到孔子对于“力”的态度：“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说文·力部》：“劲，强也。”《说文·弓部》：“强，弓有力也。”孔子自身“有力”却“不肯以力闻”，是因为他自有更高等级的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正所谓“善持胜者，以术强弱”。论者又借孔子评论赵襄子事说，“有道之主能持胜”，强调“道”的政治文化理念。又指出：“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发表“持之其难”的见解，举示“福及后世”的榜样，或许可以看作对统一的秦帝国有某种预警意义的告诫。《吕氏春秋·不广》所谓“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又进行了更明确的提示，强调了更高境界的“文”“德”方面的优势应是最可贵的真正的优势。

《吕氏春秋》的作者还进行了秦史的回顾，对秦崛起历程中的光荣记忆也进行了反思。《吕氏春秋·悔过》写道：穆公时代，秦军远征偷袭郑国，师行过周，王孙满批评说：“过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为天子礼。今袀服回建，左不轼，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力则多矣，然而寡礼，安得无疵？”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力士”得到尊宠的秦武王时代，秦国又一次以兵车队列来到周天子面前。《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有学者以为是“在周王室前耀武扬威”（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248 页）。《吕氏春秋》借王孙满所谓“力则多矣，然而寡礼”，在这里提出了“力”和“礼”的对应关系，暗示“礼”远远超越“力”的意义。

又有一则可以读作政治寓言的故事，见于《吕氏春秋·顺说》：“惠盎见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说者勇有力，而无为仁义者。客将何以教寡人？’惠盎对曰：‘臣有道于此，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有力，击之弗中。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所欲闻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击之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不敢击。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击，非无其志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愿也。’惠盎曰：‘夫无其志也，未有爱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此其贤于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独无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对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无地为君，无官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今大王，万乘之主也，诚有其志，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贤于孔、墨也远矣。’宋王无以应。惠盎趋而出。宋王谓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说服寡人也。’”《吕氏春秋》的作者接着说，“宋王，俗主也，而心犹可服，因矣。因则贫贱可以胜富贵矣，小弱可以制强大矣。”上古笑话多有以宋人为讥刺对象者（参看王利器录：《宋愚人事录》，王利器、王贞珉：《历代笑话集续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吕氏春秋》引宋人故事，亦往往具讽喻性质。此言“孔、墨”“贤于勇有力也”的意见“说服”了宋康王，又说“宋王，俗主也，而心犹可服”。读者自然可以联想到，如果自以为“英主”者，也应当有相应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