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虽然这只是一本小书，却也幸得多方帮衬才得以成书。《圣经》说，人生七旬乃一大限，而我直到这个年纪才开始写作，这时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而且从文学角度来讲，更麻烦的事是，书里所讲的都是西部故事。就像一位出版商在退稿时说的那样：“这些故事里面都是树。”

是我的孩子珍和约翰督促我动笔的。他们希望我把小时候给他们讲的一些故事写下来。不过我现在并不想责怪孩子们多事。讲故事的人都知道，一旦决定把故事写下来，写作本身就会对故事产生巨大改变。所以，这本书里的故事和我当年给孩子们讲的故事并不十分相似。其中一个原因是，写作会对事物进行放大和拉长；给孩子们讲故事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哄他们睡觉，而这本书里的故事肯定比达到这个目的所需要的长度长得多。不过故事长也有好处，可以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或自认为是什么样的人，或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当我退休后受到鼓励，开始动笔写作时，另一个问题出来了。这个问题源自一个事实，即人们写作时都不希望让别人知道。他偷偷摸摸地写，连孩子们也不知道父亲已经采纳他们的意见。但这种偷偷摸摸的写作，会令他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怀疑，进而很快产生一种想获得公众认可的需求。说到这里，我又欠下了第二轮人情债。

当我刚写完第一个故事，正不知道写得怎么样、该不该继续写下去时，我隶属的一个学术俱乐部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俱乐部下个月的例会轮到我提交论文。这个学术俱乐部自称“Stochastics”（该词在古希腊语中意为“思考者”），最初是由一群生物学家创立的。后来为了顺应近年来的文化变迁，也吸纳了一批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总的来说，该俱乐部是个成功的尝试。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士，无论在餐前、餐中还是餐后的学术演讲，大家表现出的酒量都旗鼓相当。

我突然从这次邀请中看到一个契机，可以借此摆脱身患的幽闭恐惧症，对自己文学创作产生的幽闭恐惧症。我对秘书说：“我刚完成一篇论文，而且乐意宣读。”我写的第一个故事，是基于我在伐木营地几个夏天的干活经历。秘书回复说：“那太好了。你这篇文章有标题吗？我需要把演讲者和标题印在明信片上，作为通知寄给与会者。”

如果要问我在创作时有没有遇到灵感的时刻，那么我下面的回答至少可以算一个。我当时灵机一动，对秘书说：“那就在明信片上标题那一行写‘伐木兼拉皮条’，演讲者那一行写‘诺曼·麦克林恩，著名权威人士’。”

结果我听到电话那头一言不发，只有呼吸声。为了让对方缓过神来，我又加了一句：“这是一篇学术文章，用学者们挂在嘴边的那句话说，是一篇对增长知识有所裨益的文章。”

演说结束后，秘书告诉我，听我演讲的人数创下该协会有史以来最高纪录。不过我还是有点疑惑，不知道出席这次学术讲座的听众，是冲故事来的，还是冲标题来的。

第二年秋天，我再次应邀参加同样的聚会，发表演说。他们把这次聚会戏称为“异性恋会议”，因为与会者的太太们也获邀参加。当时我已经基本完成了《美国林业局1919》这个故事。在聚会上，为了应景，我宣读了故事中有女性角色的那部分，虽说这个女性角色是个妓女。结果这个女性角色和我本人受到与会者和他们太太们的热烈欢迎。这令我一直到书稿写完，在道义上都不再需要额外的支持了。

退休后，我很晚才明白，在写作这个创作过程中，让书获得出版（算上整个出版过程）本身就是创作的主要一环。除非人到晚年还有朋友点拨，否则迟迟不会明白这个道理。为了长话短说，我还是回到“Stochastics”俱乐部。在出书这件事情上，俱乐部那些年纪轻轻就已有足够写书经验的人士，觉得我这么大岁数，不应该孤立无援地误打误撞下去。所以我要尤其感谢戴维·比温顿、韦恩·布斯、约翰·卡维尔蒂、贾尔·迪拉德博士、格温·诺伯、肯尼斯·诺思科特和爱德华·罗森海姆。我相信，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现在手头上不过是一些冗长的、无法讲给孩子们听的儿童故事手稿。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有个优良传统，不允许图书作者点名感谢出版社员工，并向来以此为荣。我尊重这个传统，不过作为该社有史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原创小说，本书的出版仰仗出版社的某些人士对故事的强烈兴趣。他们大力促成了本书的出版。如果我对这一殊荣毫无感激之意，未免显得麻木不仁。也许我能找到其他途径，譬如用某个古老的西部说法，让他们知道，我对此永远感激在心。

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及其管理层同意出版该社第一部虚构类图书后，我很快又欠下一轮人情债。这本书当然主要是虚构的，不过大多数儿童故事都具有说教这个次生功能。这本书里的故事也不例外。孩子远比成年人更爱听他们出生前发生的事，尤其当这些故事发生在现在显得比较奇异的地方，或者那些地方压根已经消失，但他们的父母过去曾经生活过。所以很久以前我就养成一个习惯，在写作时会不失时机地插入一些场景描写，描写在西部地区人们和马匹是如何干活的。在那里，所谓主干道也不过是一些狩猎步道而已。况且我向来重视带孩子身临其境去真正的森林看看，不是小红帽故事里的那种森林。对我来说，一直以来感到捉摸不透的是如何将这种奇异的现实描述出来。后来有一次在创作中，我的思想经历了一次决定性的转型。我记得苏格拉底说过，假如要画一张桌子的图画，你最好让木匠高手来评判你画的好坏。以下就是在描述这片我所热爱的土地，蝇饵投钓、伐木营地、林业局等这些我年轻时从事过的活动和职业时，我请教过的相关专家。

关于《大河恋》，我要感谢珍和约翰·巴克斯夫妇细致而专业的审读。他俩是大西本绵羊牧场的牧场主。他们经营的这个牧场很大，从赫勒纳峡谷一直延伸到狼溪，最后抵达大泥腿河。这一大片三角形区域覆盖了我人生的很大一部分，也是我笔下好几个故事的背景地。至于苦根山脉和我早年工作过的林业局，我要感谢W.R.摩尔提供的专业意见。他是美国林业局火灾管理和空中行动部的主管。作为一个林业人员，他在我们那片山区堪称传奇人物，甚至被授予若干名誉博士学位，虽然他本人只上过小学。他十三四岁时，冬天就在苦根分水岭铺设陷阱线。那时我刚开始替林业局干活。如今他已从林业局退休，但每年冬天，他还会每周花上两天时间，对从岩溪穿越蓝宝石山脉最后到达苦根山谷的这段陷阱线进行写作、教学和研究。我不建议任何年轻人效仿他，穿着雪地靴横穿这片凶险的山区。

我还要感谢林业局另外三位女专家在我写作时提供的帮助——比弗利·艾耶斯，图片档案员，萨拉·希思和乔伊丝·海莉，制图工程师。她们都是第一流的工作人员，每次都能知道我需要什么，哪怕有时连我自己都还没想到。

我把关于我兄弟和蝇饵投钓的故事送给乔治·克隆能博和戴维·罗伯茨审阅。前者在四十多年前曾帮我们兄弟俩系蝇饵投钓，后者长期从事钓鱼和狩猎，并且每周花三四次时间来写这些经历。他俩是我认识的最好的蝇饵投钓手。

说起他们俩，我又要进行新一轮的感谢了。他们俩和我爱上蝇饵投钓，都要归功于我父亲。我父亲是乔治·克隆能博蝇饵投钓的启蒙老师，而戴维·罗伯茨至今偶尔还在专栏文章里写到我父亲。至于我自己，我写的这些故事都可以看作是对他老人家的感恩致敬。

你们也许会问，我为什么要请夏安印第安人领域的专家彼得·鲍威尔神父来审读我的书稿，毕竟在我的书中只有一个夏安印第安人，而且她还是个混血儿。其实我是需要这位从事圣业的善良而伟大的老人来给予我肯定，让我相信自己回忆中的某些片段还是受到了精神生活的感染。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出版的所有书籍，都从玛丽·波罗夫的批评（她称之为“建议”）中获益良多。玛丽是耶鲁大学英语系第一位女性正教授。如果你认为让一位女士花时间去读半个世纪前关于伐木营地和林业局的故事，纯属浪费时间，那我只好来引用她曾对我说过的话。不过在引用之前，我要补充一句，她本人也写诗。对于我写的第一个故事（关于伐木那个），她说我光顾着讲故事了，结果没时间做个诗人，用诗歌来稍稍表达对那片历经沧桑、我所挚爱土地的感情。你们只要把我前后写的两个长篇故事和第一个故事做个比较，就不难发现我认真采纳了这位耶鲁女士的忠告。

简而言之，这是一本写给孩子、专家、学者、学者夫人们，以及诗人学者的西部故事集。我希望本书读者中还是有一些人不介意书中有那么多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