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三个父亲

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因伤势过重去世，当时他的儿子阿尔贝才1岁。加缪的母亲是个半聋的文盲，无力独自抚养两个儿子。因此，加缪在外祖母卡特琳—玛丽亚·桑特斯的家中小心翼翼地生活，逐渐长大成人。外祖母很严厉，经常打他，而且坚决反对他继续学业（她很有可能是《局外人》中那个无人悼念的母亲的灵感来源）。和他们同住的还有加缪的舅舅，一个近乎哑巴的制桶工人（他是短篇小说《沉默的人》的主人公原型），以及加缪的母亲和加缪的哥哥小吕西安。加缪一家和桑特斯一家总共5口人住在一套带室外厕所的小公寓里。加缪和他的哥哥小吕西安以及母亲住一间房，两兄弟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直到去世时，父亲吕西安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随着父亲的去世，年幼的加缪便被法国政府收养，而收养并不是象征性的。收养后，加缪和哥哥立即受到国家监护，两人都享有终身免费的医疗保障和少量的津贴。加缪的母亲做了清洁女工，而且作为阵亡士兵的遗孀，她每年能领取800法郎的抚恤金。这笔钱虽不及黑脚的平均月薪，但与阿尔及利亚劳工在田间劳作一日仅能获得1法郎的收入相比，仍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加缪有两个主要的导师：他的小学老师路易·热尔曼，以及他中学和大学时期的老师、哲学家让·格勒尼耶教授。他们在加缪的人生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正如法国教育世俗化倡导者、免费义务教育制度的创始人茹费理（1832—1893）所言，“教师实际上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士兵”，他们的使命是成为家庭主人的助手，有时暂代一家之主之职。

在加缪的遗作、一部近乎自传的小说《第一人》中，他多次提到他与路易·热尔曼的关系，以及后者在他心中超出了教师角色的地位。热尔曼很快就注意到了加缪。为了帮助加缪赢得奖学金并顺利升入中学（否则就得支付非常高昂的学费），热尔曼来到加缪家，私下给他补课，却分文不取。同时，热尔曼的要求非常严格，经常用体罚来管教学生，年幼的加缪也不例外。当加缪被中学录取后，热尔曼劝说他的外祖母准许他继续学业，尽管这意味着他不能工作，没办法为家庭的收入出一份力。这个失去了父亲的孩子在民风彪悍的黑脚街区长大，在热尔曼（有时粗暴严苛）的培养和鼓励下，最终凭借奖学金升入中学，之后又完成了大学教育。这一切都归功于热尔曼的支持。我们能够想象，学校教育，尤其是法国文学这门加缪所擅长的学科，成为他摆脱沉闷的环境和贫穷的家庭的一条出路。

加缪对热尔曼的感激之情不是一时的。30多年后，他把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献给了这位小学老师，并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致辞：“没有您，没有您向我这个可怜的孩子伸出的援手，没有您的教导和表率，我绝不会成功。”

17岁那年，加缪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部分考试。时值1930年6月，恰逢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驻扎百年庆典活动期间，对于近百万黑脚来说，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狂欢。法国政府组织并资助了众多游行和音乐会，还为纪念碑和牌匾举行了揭幕仪式，开放了博物馆。这些活动都是为了赞颂法国的“开化使命”的荣耀。甚至是法国著名的左翼导演让·雷诺阿也受邀拍摄了一部颂扬殖民者的冒险电影《内地》。在600万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中，参加庆典活动的寥寥无几。加缪是否参加了这些庆祝活动？人们对他在这个阶段的生活细节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和许多17岁的年轻人一样，喜欢加入当地的球队踢球。

1930年秋，加缪开启了本应是中学阶段最后一年的学习，但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2月的一天，他开始咯血。医院的诊断结果不容乐观：肺结核。肺结核的治疗手段仅限于保暖、休息和加强营养，而且这种疾病伴随终身。多年后，加缪告诉一位朋友，在医院的那天，他非常害怕自己性命不保，而医生脸上的表情是对他的恐惧的证实。他之所以恐惧不安，也可能是由于他待在穆斯塔法医院的一间公共病房里，那里的大多数病人都是阿拉伯人。一位传记作家表示，加缪被医院里恶劣的环境吓坏了，他想立刻回家。

从这时起，加缪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无法忽略死亡的随意性和必然性。年仅17岁的加缪就已经意识到他自己终有一死。这种对死亡的突然认知会产生许多未知的影响。在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西西弗神话》中，对死亡的敏锐意识与他的荒诞主义理论密不可分。在他的小说中，死亡的逼近和随机性也是核心内容：在《卡利古拉》中，死亡的形式多种多样；在《局外人》中，死亡是注定的结局（但也是解脱）；在《鼠疫》中，死亡源于疾病。

由于加缪长期缺席学校的课程，他的哲学课老师让·格勒尼耶教授亲自前往他的家中探望。对一个教授来说，这并不是寻常之举。加缪和格勒尼耶之后的通信以及格勒尼耶的回忆录都提到，在这次探望中，加缪寡言少语，似乎非常冷淡。但根据加缪事后的描述，他深受老师到访的感动，无法用言语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这次探望标志着两人之间长达一生的友谊正式开启。格勒尼耶也许是加缪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导师。对年轻的加缪来说，格勒尼耶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引路人和政治导师。加缪后来将自己的第一本书——名为《反与正》的散文集献给格勒尼耶。

格勒尼耶不仅是一位大学教授，更是一位完全拒绝正统或制度的自由思想者。在认识加缪以前，他已经发表了两篇哲学论文。最关键的是，格勒尼耶在巴黎也有些人脉。他曾在著名的《新法兰西评论》杂志社工作，这本刊物的特色是刊登法国文学黄金时代最优秀的作家们的作品。他认识安德烈·马尔罗、安德烈·纪德、亨利·德·蒙泰朗和马克斯·雅各布等杰出的文学大家，并曾与他们共事。在年仅19岁的加缪的一则日记中，可以明显看出格勒尼耶在加缪思想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阅读了格勒尼耶的著作，他在书中的形象令我心生敬意和爱慕……与他共度的两个小时总是能带给我更多的启迪。不知何时我才能够完全领悟到自己对他的亏欠。

但在1931年年初，年轻的加缪不得不直面肺结核迅速带给他的切实后果。医生建议他搬离位于阿尔及尔贝尔库尔街上的那套狭小公寓，那儿不是一个适合长期疗养的地方。很快，加缪搬到了他的姨父古斯塔夫·阿尔考特的家中。阿尔考特也住在阿尔及尔，他的妻子是加缪的姨母安托瓦妮特·桑特斯。从此，加缪再也没回自己家。阿尔考特是一个性情古怪、留着八字胡的屠夫，他很喜欢在当地的咖啡馆里高谈阔论。此外，他热爱阅读，书架上摆满了伏尔泰、阿纳托尔·法朗士和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

加缪读着阿尔考特的藏书，并在阿尔考特的肉铺里帮工，姨父有意将他培养成接班人。在与没有子嗣的阿尔考特夫妇相处的日子里，加缪的生活比起在外祖母家里时相对宽裕。他拥有自己的房间，每天都能吃到红肉。（吃红肉是医嘱：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医生认为红肉是治疗肺结核的良方。）多年后，当被朋友问及这段时光时，加缪认为阿尔考特在他的人生中扮演着“某种”父亲般的角色。

肺结核对加缪生命的持续威胁在某种意义上给予他一种解放感。在阿尔考特家中，加缪在格勒尼耶越发大力的指导和支持下全身心投入学习。加缪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将自己对死亡必然性的认识与自由联系起来，这一主要悖论成为他未来作品的核心。

休养6个月后，加缪返校完成了中学阶段最后一年的学习，之后他获得了奖学金，得以参加为期两年的法国国家大学考试预备课程。这一课程非常严格，成功通过考试通常意味着能够进入巴黎的精英学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而且同时几乎可以自动获得法国教育体系中最有声望的职位。但是，仅学习了一年预备课程，加缪就放弃了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个目标。在阿尔及利亚，没有任何地方能提供第二年的预备课程，若要完成学业，他只能住在巴黎，但这样的话，他的经济压力就太大了。同时，不断恶化的健康状况也成为他继续学业的一个主要障碍。

这次挫折并未击垮加缪，他继续探索不同的道路。在格勒尼耶的激励下，加缪似乎已经下定决心凭借自身能力成为一名作家。他在阿尔及尔继续自己的学业，注册入学攻读了相当于文学硕士的学位。然而，一年后，他改变了研究方向，转而专攻哲学。由于放弃了预备课程，加缪失去了高额奖学金，不得不通过工作来赚取学费。他一直是这么做的：在中学期间，他夏天在一家杂货铺打工，后来在他姨父的肉铺里帮工；上大学后，他做过家教，夏天在阿尔及尔市机动车注册管理办公室兼职。他尤其讨厌这份体制内的工作，认为它让人思想麻木。他一直处于经济拮据的状态，直到1934年娶了富家女西蒙娜·伊埃为妻。

伊埃是加缪世界里的谈资，她因大胆的着装和轻佻的行为而名声在外。在20世纪30年代父权制盛行的阿尔及尔，行为轻佻无异于秽闻。加缪对她一见钟情，但是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她是加缪的好友马克斯—波尔·富歇的未婚妻。马克斯经常为社会党的一些激进任务东奔西走，就在他有一次完成任务回来之后，加缪告知他，伊埃不会再回到他身边了。

1934年，加缪与伊埃成婚。彼时，加缪21岁，伊埃20岁。伊埃的母亲是一位成功的眼科医生，因此，在价值观和阶级方面，伊埃代表着另一个世界，这也许正是她的部分魅力所在。当然，一个清洁女佣的儿子娶了一位富有医生的女儿，在这个世界里也算是一种进步。二人刚完婚，伊埃的母亲便出资给两位新人在城里一个好地段买了一套公寓，公寓离让·格勒尼耶的住所很近。这件婚事让阿尔考特夫妇印象深刻，他们给这对新婚夫妇寄了一些钱，并借给他们一辆车。

然而，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不和谐的，经历了多次决裂与和解。与加缪不同，伊埃没能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也似乎缺乏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她还对阿片类药物上瘾。随着婚姻的持续，她的药瘾越来越明显，在康复中心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1936年，在前往欧洲的旅途中，加缪发现了一封寄给他妻子的信。写信人是一位为她提供阿片类药物的医生，也是她的情人。这封信是压垮加缪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和目的，总之，他们短暂的婚姻结束了。一回到阿尔及尔，加缪就搬出了公寓。两人最终于1940年2月办完了离婚手续。

加缪在阿尔及尔继续他的学业，同时顺利准备另外一场全国性考试：高校教师资格会考。如果通过这场关键的考试，加缪就能够像让·格勒尼耶一样，跻身重点中学教师的队伍，获得政府雇员的身份，拥有大把的空闲时间来追求文学梦想。对加缪来说，学校教育和自身学习从根本上讲只是一种手段来实现最终目的：有时间写作。甚至他的良师益友让·格勒尼耶似乎也质疑他对学业的专注。后来，在另外一本赞美他这位最负盛名的学生的书里，格勒尼耶提到，加缪“并非一个手不释卷的读者”。尽管如此，在大学的学习常常影响着加缪。比如，一门关于罗马皇帝的课程可能激发了他对第一部戏剧《卡利古拉》的主题内容的创作灵感，他大概在上这门课时就开始了这部戏剧的创作。

尽管加缪对学习缺乏热忱，但为了参加考试，他不得不完成一篇真材实料的毕业论文。论文名为《基督教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圣奥古斯丁和普罗提诺》。加缪的授权传记作者奥利维耶·托德详述了加缪对很多资料来源未标明出处，有时甚至把其他学者的作品冒充为自己的。托德淡然总结道，加缪是一个“pompeur”（法语俚语，意为剽窃者）。审阅过加缪论文的学术委员会（成员包括格勒尼耶）似乎并不在意这种违规行为，于是加缪拿到了文凭。

1936年春，22岁的加缪手持毕业证书，准备参加高校教师资格会考，想要与格勒尼耶一样，加入精英中学教师的行列。然而，这没有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