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世界现代化的主要发展模式
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历史环境的不同导致了多种现代化模式。西欧、北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小政府大市场、掠夺型外交为主要特征，且具有后发国家难以复制的特殊条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东方现代化，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政府指令性经济、扩张型外交为主要特征，并在实践中遭受挫折。东亚、拉美、非洲的被动依附型现代化，以本国经济对外国资本的依附、强政府小市场、依附型外交为主要特征，因不具备西方现代化的特殊历史条件而落入发展陷阱。
一、西欧、北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西方现代化
第一，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小政府大市场、掠夺型外交为主要特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是以“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1]并分属不同所有者为起点的。西欧封建社会末期，在小生产方式解体、自耕农脱离土地成为无产者的同时，土地等生产资料大量集中到少数企业家或农场主手中，由此产生现代私有制，并在法律和意识形态上表现为私有财产权。以现代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在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雇佣劳动制度下才能使资本不断增殖，使生产要素大规模集中，分工、交换、劳动力自由迁徙成为普遍现象并超出国家或民族的界限。因此，西欧、北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发展自由市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权。除20世纪30—70年代盛行于西欧和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外，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期都在提倡小政府大市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便是这种经济利益诉求的典型反映：要求“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2]，政府为雇佣劳动制度、市场交易、私有财产提供制度保障，但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资本的无限增殖性以及伴随产生的扩大再生产模式决定了西方现代化的扩张性，反映在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政策上即掠夺型外交。18—19世纪，西欧、北美征占殖民地，掠夺殖民地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以服务本国的资本积累。20世纪中后期，由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外部压力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改良，西方现代化模式通过主导国际贸易和金融规则，利用更高水平的生产力从全球市场提取剩余价值，并以军事干涉、经济和外交制裁等手段作为补充。
第二，西方现代化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17世纪以来，西欧、北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的现代化具有后发国家难以复制的历史条件。西欧、北美是工业革命的策源地并率先完成工业化，而同一时期的亚洲、拉美和非洲还停滞在农业社会。主权平等的国际秩序尚未建立，西方得以利用其率先完成工业化所带来的先进生产力和军事手段占领世界体系边缘区的土地并建立殖民地贸易体系，通过掠夺殖民地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完成本国的财富原始积累，这也是造成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贫困的重要原因。在凭借率先完成工业化、掠夺殖民地实现财富积累后，西欧、美国成为世界体系的核心区，这种特殊历史条件所带来的优势一直持续到近现代。二战后，美国凭借引领信息技术革命的先发优势进行产业升级，并占据世界科学技术投资、研发和运用的高地，其仅在本土保留高利润产业，并将利润水平低、环境污染严重的低端制造业向世界体系的边缘区转移，这造成西方现代化的又一个难以复制的特殊条件：将本国的生产过剩和过度的资本积累、环境污染成本向其他国家转嫁，[3]即发展成本对外转嫁。同时期，西欧、美国凭借其成熟的金融体系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和有价证券投资并获取分红，分割部分正在高速发展的后发国家的剩余价值。20世纪后期，东亚地区在靠引入外资进行本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流失大量经济剩余。这些都是后发国家难以复制的特殊条件。
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东方现代化
第一，东方现代化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政府指令性经济、扩张型外交为主要特征。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创了全新的现代化模式，该模式因在20世纪中后期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广泛采用而被称为东方现代化。20世纪60年代，厄内斯特·曼德尔在分析苏联的经济模式时认为，东方现代化的“工业、批发商业……整个体系都国有化了”[4]，城市中生产要素实行国有化，生产和交换过程也由政府控制，农业生产活动主要由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负责，并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进生产合作社，为了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西方现代化相区别，东方现代化实行包括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在内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仅在个体农庄、农民自留地中保留比重较小的私有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主流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矛盾，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方现代化模式按照《资本论》的设想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即有意识地调节生产活动，消灭价值规律、市场经济自发作用所造成的生产混乱，但在实践中却演变为官僚机构掌握经济计划的制订权，成为政府指令性经济，政府决定投资、产业结构、产量和定价，广大工农劳动群体却不参与经济计划的制订，即“生产者缺乏自决权”。在国际贸易和对外政策方面，东方现代化模式相对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主要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贸易，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提出“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并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发展模式，以军事手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和阿富汗，扶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武装组织和亲苏政权，发展成一种扩张型外交。
第二，东方现代化在实践中遭受挫折。20世纪8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未能紧跟信息技术革命浪潮进行产业升级，经济增速长期下降并趋于停滞，民众生活水平长期不能提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东方现代化模式遭受挫折。萨米尔·阿明认为，苏联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将“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新资产阶级……手中”[5]，东方现代化模式的执政党是以列宁的先锋队理论为基础建立的，由少数掌握科学理论和具备革命热情的先进分子组成先锋党，领导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先锋党最初与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为行使政治经济权力逐渐建立庞大且层级分明的官僚系统，除最高层级外每一层都是向上负责的，其职权和监督主要来自上级而非群众，这样部分先锋党成员逐渐脱离群众，长期享受特权待遇，蜕变成阿明所谓的“新资产阶级”，这一官僚特权集团为维护既得利益而抗拒改革，维护现有的僵化体制。对于东方现代化在经济层面的主要问题，奥地利学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认为，没有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手段，仅依靠政府指令调节价格、产量和投资“必然是无效率的经济”[6]，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对每一种商品进行定价，作为经济核算手段比政府指令更加灵活、成本更低。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新政府采取了“激进私有化”[7]政策，政府经济调控职能削弱，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产业由少数垄断寡头控制，由此导致寡头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产业结构畸形、民众生活水平下降。
三、东亚、拉美、非洲的被动依附性现代化
第一，依附性现代化以本国经济对外国资本的依附、强政府小市场、依附型外交为主要特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区国家实力相对削弱、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处于世界体系边缘区、半边缘区的东亚、拉美、非洲脱离原殖民地体系建立主权国家，践行了依附发达国家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模式。美国学者保罗·巴兰在分析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时称，这些国家“不可能与发达国家资本的侵蚀相分离”[8]，它们在原殖民时期留下的产业结构和资本短缺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主要依靠引入外国资本、承接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转移，发展以农产品、能源矿产、初级工业品为主的产业结构并主动融入世界市场，这种经济模式更容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依附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和国际贸易规则，导致在国际贸易中流失大量经济剩余、本国企业低利润、工人低工资及环境污染。二战后，取得主权独立的东亚、拉美、非洲国家并未形成18—19世纪西欧、美国那样强大的资产阶级，新的统治集团只能依附国际垄断资本或国内封建、军队势力，政治上表现为军人政府或由少数家族、精英团体长期把持的威权政府，并由政府主导经济活动和社会运行，形成强政府小市场模式。东亚、拉美、非洲的现代化模式在资本、国际贸易、市场等方面依附发达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必然表现为依附型外交，国家主权不能独立自主，只能加入少数大国主导的政治军事同盟，温铁军认为，从二战后不发达国家的视角来看，现代世界体系依然是“统治-依附”结构[9]。
第二，依附性现代化不具备西方现代化的特殊条件而落入发展陷阱。近代东亚、拉美、非洲长期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区国家的殖民地，直到20世纪后期才普遍获得独立国家地位，错失了科学技术革命、率先完成工业化、获取殖民地剩余价值以实现本国财富原始积累、生产和资本过剩对外转嫁的历史机遇，不具备17—18世纪西方现代化那样的特殊条件。西方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现代化，使人类中的一小部分进入现代生活，并垄断了对现代化的解释权：“成功的现代化只有唯一且排他的西方模式”[10]，即现代化只有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文化价值观、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实现。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追赶型现代化，采用了“华盛顿共识所开出的新自由主义药方”[11]，但本国科学技术水平落后、殖民地性质的产业结构、资本短缺、国民受教育水平低和产业工人比重低的现状并未改变，从而陷入经济发展依附国际垄断资本、初级工业品或矿产能源产业比重过高的畸形经济结构、处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中下游并在国际贸易中流失大量经济剩余、缺乏资本积累和科学技术落后导致产业升级困难、广大劳动者低工资和长期内需不足、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秩序不稳定的“发展陷阱”。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依附性现代化模仿西方现代化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后发国家必须基于自身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探索适合本国的现代化道路。
发展中国家正在谋求去依附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二战后，现代世界体系边缘区国家的依附性现代化在实践中失败后，开始谋求非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经济、科技水平快速发展并居于世界体系的“准中心”位置，中国的发展路径和现代化实践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深刻影响。2023年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在南非举办，习近平主席在本次会议上提出，要“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共同走向现代化”[12]，积极推进多边主义国际关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贸易中更多地使用本国货币结算。金砖国家成员扩容，就是在减少后发国家对西方国际贸易规则、金融秩序的依附，打破核心-边缘模式的现代世界体系，寻求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58.
[2]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M］.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02.
[3]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15.
[4]顾海良，张雷声.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583.
[5]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M］.丁开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51.
[6]顾海良，张雷声.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267.
[7]郑永年.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93.
[8]顾海良，张雷声.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331.
[9]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7.
[10]刘志刚.中西方现代化的不同逻辑起点、模式选择与价值追求［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01）.
[11]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M］.路爱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57.
[12]习近平.团结协作谋发展 勇于担当促和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