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柬埔寨民族和解政策的演变历程
（1987—1991）

一、柬埔寨和平谈判进程的开始

选择诺罗敦·西哈努克作为重要谈判伙伴以解决柬埔寨冲突，是金边政权作出的政策回应，因为他们相信在这种形势下，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诺罗敦·西哈努克方面、宋双方面和红色高棉方面）会彻底走向分裂。柬埔寨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韩桑林于1988年7月在克里姆林宫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会谈时，强调了柬埔寨的政治战略，“我们的目标是，如何分化敌人的力量。”而洪森在《柬埔寨十年》一书中也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一次性完全解决柬埔寨问题，应分阶段予以解决。首先，我们可以解决国际问题，而内部问题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能联合诺罗敦·西哈努克集团和宋双集团，届时红色高棉集团将被孤立。另外，西哈努克–金边政权联盟可以加速国际社会正式承认金边政权的步伐，对于西哈努克来说，也为其从红色高棉集团中脱身迈出新的一步，人们已经认清了该集团1975年至1978年执政期间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残忍罪行。正是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到，解决柬埔寨冲突的谈判，主要是在金边政权代表与诺罗敦·西哈努克之间进行的。从1986年起，金边政权正式将寻求柬埔寨和平确立为自己的政策，当时世界局势正迈向正常化，世界超级大国特别是苏美两国以及后来的苏中两国已由对峙转为合作。最终，在越南军队完全撤出柬埔寨，以及柬埔寨国内反对金边政权的各方对继续武装夺权的前景感到绝望后，谈判进程开始不断加速。

1986年阻碍柬埔寨冲突各方接触谈判的重要问题，是没有明确的机制确保红色高棉种族灭绝政权不再重返柬埔寨，红色高棉方面也没有进行和谈及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大选的诚意。当时，越南军队在柬埔寨的存在对遏制红色高棉军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那时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尚不具备足够的力量。

1987年5月，红色高棉军队向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军队发动进攻。这时，金边政权同诺罗敦·西哈努克的谈判出现了希望。在辞去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领导人职务的声明中，诺罗敦·西哈努克强调他本人“将自1987年5月7日至1988年5月7日的12个月内停止一切为民主柬埔寨服务的外事及其他活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还在声明中强调：“红色高棉集团野蛮地实施了侵犯人权的残忍行为，并正在自己的控制区继续压迫高棉人民。”

诺罗敦·西哈努克方面和金边政权方面似乎正努力启动柬埔寨和谈，然而他们在电台、报纸、杂志上展开的“口水战”显示双方似乎尚未朝着握手的方向迈进。那时，金边政权建议同冲突各方分别举行谈判，但反对派不能接受。

谈判进展缓慢，以至于关注柬埔寨局势的人们似乎对有关方面何时能够举行和谈会面都不抱希望了。作为金边政权领导人洪森与诺罗敦·西哈努克会谈的中间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驻朝鲜大使萨法利尼透露：“洪森同西哈努克的会谈原定于1987年6月至7月间在平壤举行，但又推迟了。”事实上，当时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对于与洪森接触一事仍在犹豫，有两个问题使他举棋不定：

一是他仍然抱有这样的幻想，即假如没有越南军队的存在，抵抗力量可以夺取政权统治国家，而不必与洪森进行谈判。

二是他仍然希望维护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使之成为今后夺取政权的力量。如果他同意此时会谈，可能会导致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因在1987年10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失去国际支持而破裂，人们一定会把这个结果归咎于他。凭借自己的政治艺术，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建议将洪森–西哈努克会谈推迟到联合国大会之后进行。

接下来，我要引用洪森所著《柬埔寨十年》一书第169页至180页的一段具有重要意义的表述：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于1987年8月和10月提出民族和解政策与和平建议，旨在寻求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这一点正好与西哈努克的想法不谋而合。西哈努克决心用独立于中国、东盟和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之外的方法解决柬埔寨问题。

1987年7月29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库苏马阿马查博士访问越南。两国就召开关于柬埔寨问题非正式会谈的模式达成共识。会谈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柬埔寨冲突双方会谈；第二阶段，柬埔寨各方和有关国家参加会谈。会谈无政治色彩。在代表印支国家的越南和代表东盟的印度尼西亚达成协议后，泰国等有关国家竭力进行破坏。几天后，他们在泰国曼谷召开特别会议，拒绝了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在胡志明市达成的召开非正式会议的协议。但曼谷会议反而使印度尼西亚更加坚定地想要促成谈判，尽管库苏马阿马查博士的外交部长职务被阿拉塔斯所取代，还要同泰国和新加坡进行斗争和协调，但是印度尼西亚领导人仍然一致坚持朝着他们业已付出努力的方向迈进。

虽然会谈倡议受挫，但这并没有使决心置身于中国、东盟和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之外的西哈努克放弃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代表会谈的念头，相反却犹如火上浇油，西哈努克亲王在与洪森会谈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政治步伐。1987年7月18日，西哈努克给在法国的七位柬埔寨知名人士写信，他们是涅刁龙、春古索、惠干托、钦沃木、农金尼、吞武、东桑奥，委托他们筹备一次柬埔寨冲突各方的会谈。1987年9月4日，这七位知名人士致函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呼吁其同西哈努克亲王会谈。为表示独立，同时因为受到法国的鼓励，西哈努克亲王选择法国作为会谈地点。我方认为，同西哈努克亲王会谈的时机已经成熟，法国也是一个适当的会谈地点。由于我们在法国没有常驻外交代表，我们请求一个友善的法国家庭提供帮助，它就是卡那布鲁和他的柬埔寨血统太太（西哈努克时代卫生大臣方炳桢先生之女）。卡那布鲁原任法国驻安哥拉大使，后来就职于法国总理府。他以法国总理府顾问的身份于1987年来柬埔寨访问。作为一个尊重事实、主持正义的人，他渴望柬埔寨结束争斗，实现民族和解。他与妻子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把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话传递给西哈努克方面，并把西哈努克亲王的话带回来。此外，他还在与会谈有关的其他问题上提供了帮助。

尽管我们得到了卡那布鲁一家全心全意的帮助，西哈努克亲王也承认卡那布鲁先生和他的太太在这件事情上提供了帮助，但是我们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多。困难并非来自西哈努克亲王本人，而是有人在制造麻烦。我们要花费相当多的工夫协调会谈时间和地点。

我们在西哈努克亲王离开平壤前往巴黎之前发到巴黎的一封信，没有能到达西哈努克亲王手中。他的随行人员和警卫设置重重障碍，甚至代替他决定事情。在金边，我们千方百计寻找能把消息传递给西哈努克亲王的方式，最终选择了金边—曼谷—巴黎这条通道。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拉那烈常驻曼谷，我们早就知道他一贯主张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就将给西哈努克亲王的电报发往拉那烈曼谷的地址。拉那烈收到电报时，正好要前往法国教授法律课程。他到法国后绕过警卫，将电报亲手交给了西哈努克亲王。几个小时后，西哈努克亲王给洪森发来感谢电，并表示同意会谈。通过巴黎通道经警卫转交的电报和通过曼谷通道由拉那烈转交的电报内容相同，但得到的回电却不同，我们判断前面的电报没有到达西哈努克亲王手中。

我方选择1987年12月2日作为同西哈努克亲王首次会谈的日子，这一天是柬埔寨团结救国阵线成立九周年纪念日，也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会谈时间和地点虽然已经确定，但是人为的破坏仍在继续。他们污蔑我们代表团的一些成员阻止他们参加会谈，还在两个正在对立的政党会谈的礼宾问题上大做文章。西哈努克并没有计较接待规格高低，他考虑的是如何解决问题。但是他的随行人员却提出了被国外媒体当作笑料报道的问题：洪森应当以平民晋见国王的姿态参加会谈。也许他们要摆出国王在金边凯玛灵宫接见子民的架势？他们忘记了这两个政党正在斗争。我们使用“前往问候”一词，只是为了撕开铁丝网、打破礼宾僵局而已。会谈的时候，如果一方只管教训，一方只能听从，就不是两个对立力量之间的谈判了。会谈的实质是平等地交谈，我们并非要求不分长幼的平等，我们尊重长者，但保留在政治对话中的权利。除了随行人员的内部破坏，红色高棉方面和宋双方面也竭力从外部加以破坏。他们写信给西哈努克亲王，有的甚至假借金边大学学生的名义（但那时金边大学尚未成立），反对西哈努克亲王与金边政权代表会谈。表面上看，红色高棉领导人并没有动作，但他们却在内部鼓动反对西哈努克亲王，甚至企图暗杀拉那烈，然后嫁祸于金边政权和越南，以达到破坏谈判的目的。宋双则想尽办法从中渔利。谈判前，宋双前往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提出要讨论的问题。宋双因援助问题受到红色高棉制约，同时也受到沙索沙康的制约，因此他的目的就是脱身或者渔利。也就是说，如果洪森–西哈努克会谈失败，宋双就可以毫发无损地脱身；但如果谈判成功，他则会立即加入洪森和西哈努克亲王达成的解决进程中来。在这种情况下，红色高棉让宋双活动，让他当传声筒，自己却不表态。实际上，在过去的近九年时间里，红色高棉电台从来不提宋双的名字。

对于东盟，特别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他们在这次会谈上的利益不同。泰国担心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之间合作解决柬埔寨问题会导致自己利益受损。印度尼西亚希望在红色高棉的作用还比较小的时候尽快解决柬埔寨问题，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在为会谈高兴的同时，印度尼西亚也有自己的担心，担心洪森–西哈努克会谈解决问题后就不需要举行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了，也担心会谈导致分裂加剧，使柬埔寨问题的解决陷入僵局。

对于欧洲和美国来说，大多数国家支持会谈。在欧洲，只有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对巴黎会谈感到不悦。西哈努克亲王曾批评罗马尼亚总统“一会儿要他会谈，一会儿又反对他会谈”。

1987年12月2日，在克服了诸多困难之后，我方和西哈努克方面终于在法国巴黎东部的费尔昂塔德努瓦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会谈。1987年12月4日，洪森和西哈努克亲王发表联合声明，这是一个柬埔寨对立党派直接会谈、寻求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历史性事件。虽然双方在解决问题的步骤和方法细节上有不同意见，但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成为双方继续讨论解决具体问题的基础。重要的是，我们一致同意柬埔寨问题应当通过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柬埔寨问题是柬埔寨的内政，应由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自主解决。

这次会谈使柬埔寨革命从单纯军事斗争阶段转化为军事斗争和外交谈判并重的新阶段，即“边打边谈”。从1978年12月2日柬埔寨团结救国阵线成立到1987年12月2日洪森–西哈努克首次会谈的举行，前后历时整整九年，柬埔寨革命进入转折期。

这次会谈标志着外部压力发生了变化，在柬埔寨和东南亚的联盟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前者的变化表现在由要求越南单方面从柬埔寨撤军变为要求柬埔寨冲突各方参加谈判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为越南加快撤军步伐创造条件。洪森和西哈努克亲王于1987年12月4日在费尔昂塔德努瓦签署的声明中提到，两人将举行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谈。但在声明发表五天后，西哈努克亲王发电报给洪森，希望取消后两次会谈。1987年12月11日，西哈努克亲王在会见东盟国家驻法国使节时解释了取消会谈的原因。他把责任推到洪森身上，说相比西哈努克亲王来说，洪森更需要宋双和乔森潘。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次会谈后，我（洪森）

写信给七位柬埔寨知名人士，感谢他们促成了此次会谈，同时呼吁他们继续努力，促使柬埔寨其他派别参与洪森–西哈努克谈判进程。其他派别即宋双和乔森潘，西哈努克亲王由此认为洪森更需要他们二人，而不是自己。西哈努克是通过柬埔寨七位知名人士中的一位、同时也是奉辛比克第一副主席的涅刁龙得知信的内容的。

西哈努克亲王取消同洪森的后两次会谈，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上，柬埔寨问题的产生并非纯粹由内部问题引起，它还受到世界、地区因素的影响；主观上，涉及以下两个问题：柬埔寨有关各方对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进行的柬埔寨民族和解谈判持何种观点？另外，柬埔寨冲突各方对他们能够共处的新体制又持何种观点？因此，柬埔寨民族和解政策需要相关各方的真诚支持，才能解开问题的症结。尽管如此，洪森、西哈努克亲王于1987年12月2日在费尔昂塔德努瓦的会谈已经显示了柬埔寨冲突当事方在新的层面寻求柬埔寨和平的诚意，特别是更加清楚地表明了需要分阶段逐步解决的各种相关问题，并且我们也不能否认军队在平衡双方力量中的作用，因为一切都可能因军事力量而发生改变。

尽管西哈努克亲王通过电报拒绝了同洪森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谈，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仍然继续坚定奉行民族和解政策和越南军队逐步撤出柬埔寨的政策。与此同时，西哈努克亲王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人的会谈以及他拒绝再次会谈的做法引发了国际舆论特别是东盟国家舆论的变化和高度关注。1987年12月14—15日举行的东盟峰会对洪森–西哈努克会谈表示祝贺，同时也对西哈努克亲王取消之后的会谈深表遗憾。文莱苏丹将洪森–西哈努克会谈被中止比作灯泡亮起来后又熄灭了。这里要表明的是，柬埔寨问题应当通过和平谈判加以解决，失去这一机制就好比世界一片漆黑。交火仍在持续，不知何日才能结束，而且还将蔓延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东盟国家的态度极大地影响到反对金边政权的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因为它们是关系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生死存亡的战略根据地，以及物资、食品和武器的来源。

经历过上述事件之后，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政策迅速发生了转变。几天后，西哈努克亲王同意重启谈判，并于1988年1月20—21日在法国继续举行第二轮谈判。这次会谈没有发表联合声明，而是各方分别就谈判结果发表声明。第二轮谈判的重点在于，在没有宋双和红色高棉参与的情况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之间出现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由此西哈努克亲王提出了双方组建联合政府的模式，这令宋双和红色高棉勃然大怒，他们认为西哈努克亲王已经将他们两派踢出了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宋双对西哈努克亲王的抨击导致后者于1988年1月30日第一次宣布永久辞去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主席职务。

在宣布辞去这一职务的同时，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还取消了原定于1988年4月在朝鲜平壤、1988年11月在法国，以及1989年年初在新德里同洪森的三次会谈计划，并决定将谈判推迟至1989年年底和1990年年初。

在柬埔寨民族和解政策进程中，柬埔寨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越南军队驻扎柬埔寨是影响柬埔寨问题解决的关键问题，越南军队一天不完全撤出柬埔寨，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就无法迈出新步伐。在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军队数量较少、经验不足、武器装备有限的情况下，越南军队的撤出对其对抗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军队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尽管如此，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仍然于1987年11月继续推进大规模撤军，两万名越南军人从柬埔寨撤出，1988年的后六个月又撤出了五万人。这一进展极大改变了外界对柬埔寨问题的看法：首先，他们相信，越南会信守承诺于1990年将军队全部撤出柬埔寨。其次，向柬埔寨交战各方提供武器的国家此时也纷纷迫使柬埔寨各方重回谈判桌。印度尼西亚在推动柬埔寨各方回到谈判桌、实现民族和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将在后面章节具体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