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破碎和无序中寻找出路

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制裁与反制裁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制裁不是新鲜事物，但是制裁与反制裁的形式、手段、策略都在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演变。本书想要探讨的就是制裁与反制裁之间的博弈。

今天，我们的世界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多极化的道路，美国战后建立的多方面支配地位将会逐渐收缩，地区性、行业性、军事性、不同科技类别的权威主导地位将由不同国家或跨国实体分享。但是，这个过程不会是一个诗情画意的过程，而是一个新旧势力较量、博弈，国家力量高度介入、重新争夺势力范围的过程。全球性规则、法律和制度将在头破血流的碰撞中重新建立，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将越来越多地体现新兴经济体的诉求，非政府力量——如社交媒体、大型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都在主动或被动地塑造着一个我们未曾预料过的世界。

不仅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经历战后最大的动荡重组，而且主权国家内部也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我们回望过去10年的世界政治，就会发现在政权之外的组织力量已经大得让许多国家政府感到害怕。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币及其生态正在挑战和颠覆传统金融的底层秩序；科技创新巩固了私有性和社会性力量，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从更大范围说，在西方国家，政府的威慑力和执行力在逐渐减弱；信息科技平台公司结合民间组织，积聚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影响力，足以左右一些国家的大选结果，甚至造成国内政局动荡，例如“阿拉伯之春”运动导致大量难民流离失所。

有一点很清楚，与大多数历史时期不同的是，当今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在每一个角落里的反应，不管是理性分析，还是破坏性情绪表达，都能通过现代通信技术瞬间传向全球。因此，几乎所有人都可参与其中，影响和塑造历史。其中，非理性的破坏性声音和势力最具吸引力，可以瞬间释放灾难性力量，将群体之间、国家之间对立起来，甚至走向不可回头之路。无论是否带有明显政治目的，信息平台以利润为导向的“恶性”眼球争夺游戏，选择传播有吸睛能量的极端性信息，大大加深了族群间、不同观点之间及国家间的裂痕，导致理智的政策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特朗普上位得益于这股“群体非理性”力量，他在执政末期用尽各种手段加大中美裂痕，就是要让继任者难以修复，只能照这条路设定的大方向走下去。

与大多数历史时期不同的是，当今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在每一个角落里的反应，不管是理性分析，还是破坏性情绪表达，都能通过现代通信技术瞬间传向全球。

于是我们看到充满讽刺意味的历史一幕，当信息技术把人类前所未有地连接起来，当不同文明和制度之间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往日益深入和广泛，当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得到更多直接交流的机会，更深的裂痕出现了。

我们来看看仍然位于世界老大位置的美国社会内部近乎中毒似的分裂。2016年，利用脸书（Face book）平台，“网红”女主播托米·劳伦（Tomi Lah ren）获得了比传统媒体大得多的影响力，她口无遮拦、语惊四座的愤怒评论如同特朗普干脆的骂声一样，乘着Facebook吸睛算法的“火箭”，赢得了比CNN、Fox News还多的观众。Facebook将无数极端者的“分裂性话语”毫无顾忌地射向千百万人，摒弃了人类经过千百年较量和流血所构筑的文明沟通方式，在国内和国际上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极端的声音重复的次数多了，即使不成为信念，也会成为潜意识里看问题的立场。特朗普与继任者拜登在美国内政问题中的分歧可以用“无法对话”来形容。在二人的唯一一次面对面辩论中，拜登说：“跟这小丑一句话都说不进去。”事实上，在全球化中失去往昔地位的美国，渐渐形成理念上相反的两个极端势力，一个推崇极端个人主义、反科学，痛恨和拒绝任何一种“美国不是世界中心”的可能性；另一个煽动种族斗争思维（critical race theory）分裂社会。这些极端思维孕育在美国人的愤怒中，双方政客和记者或隔岸观火或煽风点火，保全粉丝者众，而真正为美国未来做长远打算的声音反而被淹没。

极端的声音重复的次数多了，即使不成为信念，也会成为潜意识里看问题的立场。

更为不幸的是，从2020年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将战后的世界格局推向了分水岭。新冠病毒起源问题原本是个科学问题，是一个全球健康问题，现在却被严重政治化。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的无知、傲慢和无能，将绝大多数科学家推向了共和党的对立面。拜登上任后的2021年，共和党联邦参议员Rand Paul竟然在国会听证会中暗示：美国科学家组成的政府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了新冠病毒在中国的早期研发，并与中国科学家共谋，掩盖新冠病毒起源，导致现在病毒溯源问题仍悬而未决。美国FOX电台有一个著名记者Tucker Carlson说得更直接：

“负责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的那人（指美国顶级传染源专家福奇，相当于中国的钟南山）原来就是资助中国搞新冠病毒的那个人！”

这句话不光污蔑中国实验室制造了新冠病毒，还把美国的科学家也一起祭上，反正在很多共和党人眼里，科学家就是不懂政治、被人利用的读书人，要好好整治一下，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国家大局”。Carlson虽然只是其中之一，但因其被福布斯多次评为美国最受关注节目的主持人，影响力极大。现在美国的公共舆论空间生态很糟糕，活跃着一大群失意的、愤怒的网民，他们每天要靠攻击别人才能活下去，这些无耻的、用简单叙事煽动情绪的人形成了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虽然这一局面不能跟二战前期的魏玛共和国相比，但美国人选举特朗普为总统这件事，已经让很多欧洲人认为美国选民“不再值得信任”。

2021年年初，在一份对欧盟11国的15，000人的大样本调查中发现，尽管大多数欧洲人对拜登被选为美国总统感到满意，但许多人担心，美国选民会在接下来的4年内投票给另一个“特朗普”。调查结果显示，11国受访者中有32%的人同意“在2016年投票给特朗普之后，美国人不再值得信任”，只有27%的人不同意，其余的人则不置可否。值得注意的是，被善于简单叙事、疯狂煽动的希特勒毁坏过的德国有超过半数（53%）的受访者表示，在特朗普当选之后，美国人不再值得信任。2021年年初，欧盟决定将1600亿美元投入到芯片研发和生产中，摆脱对美国和中国技术的依赖，打造“数字主权”工程，争夺芯片市场，将现有份额扩大至少1倍。

面对美国政治在恶性循环中演化，美国选民能否避免选出另一个“特朗普”呢？难。我们来看看美国极端左派的作为。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下，《纽约时报》一位编辑因刊登右翼争议性评论引起众怒而被迫辞职；本来具有学术和言论独立的教授在学校不敢对种族问题发表不同的看法；“减少警察部门支出”运动在许多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地方获得支持，在纽约市长竞选中任何直接反对此动议的候选人几乎没有希望当选；种族斗争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开始被引进高中课堂，引发激烈的争论。种族斗争理论认为，种族的分别不是基于自然生物性特征，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其目的是用来压迫和剥削有色人种。种族斗争理论认为，美国的法律和法律制度本质上是种族主义的，创造和维持了白人相对于有色人种，尤其是非裔美国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优越地位。这个理论有其可取之处，但忽略了族群文化和个人因素对个人境遇的重大影响。在弗洛伊德被警察杀死以后，美国的种族斗争、警察与黑人的矛盾愈演愈烈，而黑人也是新冠肺炎死亡率最高、经济受打击最大的群体。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富者更富、贫者更贫。极端左派虽然只是小部分，但是正如所有的极端主义分子一样，他们的声音最大，足以激起强烈的恶性情绪，将众多的人推向另一个极端，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而经济和社会从来就无法在一个高度分裂的国家中发展。

从2020年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生命和经济代价、意识形态斗争犹如千金之锤，狠狠地砸在了中西之间的裂痕上，直到今天，仍在铸成制度化的长久对抗。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同于美苏冷战，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化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已经将世界变平。横跨世界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纽带紧密联系，造就了无数个命运相互依存的节点和山头，没有一个国家会在所有的领域占据支配性地位，也没有国家会自愿依附于一个大国，归入它的军事阵营，束缚自己的手脚，除非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美国控制着国际金融的关键性节点；拥有互联网所有的根服务器，对于破解比特币等在暗网中的匿名性有显著优势；中国拥有相对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节点；跨国电信公司如华为、诺基亚、SpaceX等在争夺通讯的基础设施节点；各国对数据主权的控制政策日渐明晰，于是拥有国际性数据的大公司的命运猝然发生变化。掌握大量用户数据的公司Tiktok在美国遭遇特朗普的打压和强卖。

没有一个国家会在所有的领域占据支配性地位，也没有国家会自愿依附于一个大国，归入它的军事阵营，束缚自己的手脚，除非不得已而为之。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被制裁多年的国家会找到更多逃避和戳爆西方制裁之罩的手段，他们技术领域的发展和升级可能会给世界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但是，由于大国之间对如何解决这些安全问题的方式比过去更难达成共识，安理会制裁有可能会回到美苏冷战时的“无能”状态。与联合国一样，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也会因为大国之间的利益争斗而陷入僵局。面对跨国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日益壮大、全球性气候危机、影响国际局势的全球健康问题的频繁出现，这些组织很有可能比过去更加无力应对其面临的挑战。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世界卫生组织被国际政治斗争裹挟，在领导世界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持久战役中受多方牵制，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也将会被更多的大国斗争所拖累，其职能的履行将会受到更多阻挠。

这一乱局导致的结果是，发达国家将会更加倚重单边或多边高压性经济措施（如共同的金融制裁和出口管制），以对付争端、满足民意。同样的原因，新兴经济体也将会更多地使用单边制裁、各行其是，这些力量将在动荡中重塑规则。

美苏冷战早已结束，但局部热战却从未消失。当然，没有人希望看到热战发生，更害怕大国之间发生热战。今天的大国纷争如果能在经济战、网络战中止步，将矛盾积蓄的能量释放出来，并由此构建更适应当今力量变化的新秩序，或许能避免热战。事实上，炫耀经济力量，展示黑客攻击力量，在各种相互搏击中摔打出一个新的平衡，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沟通，都旨在以“非物理战争”的方式渐进地创立新的共处方式，成为伤亡重大的物理性战争爆发前解决大国冲突最后的和平手段。

现在，经济制裁与反制裁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外交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如此分裂的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中国政策上却体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这也是他们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共同语言之一。拜登政府意识到，在后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的裂痕似乎难以弥合，而在中国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能赢得共和党的支持，找到共同的情感依托，可为日后通过民主党提出的交涉方案铺路。因此，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似乎没有多大兴趣改变特朗普在执政最后几天疯狂签署的对华制裁行政令。即将离任的总统在这种“跛脚鸭”时期签署的行政令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只是常常被新任总统直接推翻。虽然拜登上台后撤销了特朗普时期的多个行政令，并重启与伊朗的核谈判，但几乎没有触及制裁中国的行政令。

拜登政府意识到，在后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的裂痕似乎难以弥合，而在中国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能赢得共和党的支持，找到共同的情感依托。

2021年，中美两国在努力寻找新的共存方式，但在新冠病毒溯源、南海问题、涉港问题、涉疆问题、伊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在前所未有的经济竞争、大国地位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美国两党上上下下强大的反华势力十分活跃，中美在寻求新的平衡之路中注定会有很多对抗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