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行吟与文化
“行吟”一词，出自《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屈原被楚王放逐之后，在江潭闲游，在泽畔吟诗。后世遂将文人的这种生活形态称作“行吟”，即且行且吟，一边出行一边吟诵。其中的“行”是形式，“吟”为内容。“行”与“吟”两者的交融，遂构成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一、行吟与人类的物质生活
行，即走出家门，走在路上，既属于人的物质生活之一，也具有特定的社会内容。
人类的物质生活主要是衣、食、住、行四项，前三者都是为了维持个体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在自身静态的消费中展示着某些文化内涵，如衣服除了蔽体、保暖之外，材质、款式、佩饰的有无和选择；食物除了物料的来源、取得的手段、食用的原料之外，对食物的品种和色、香、味、形的讲究和品尝，对饮食器具和环境的选择；住居除了遮风挡雨、保温御寒之外，房舍的建筑、用材、造型以及室内摆设等，都是在满足实用中体现了某种文化追求。实用是个体性的，而追求则受到一定范围人群的影响。其中的衣、住是借助外物将受事者封闭起来，实用性的目的是防止受事者身体受到自然外物的伤害，文化性的目的是满足受事者某一器官的享受，并借以展示受事者的身份、地位。即如食物最基本的功用是延续吃饭者的生命，在物质生存得到满足以后，再提升到口腹享用；宴会的主要内容是吃饭，但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多的是为了进行人际交流，协调人际关系，属于间歇性而非经常性。只有行吟，显然不是为了满足某种物质的需求，因为例如维持基本生存的讨饭，追求经济利益的经商，尽管也需要行，但却不属于行吟。行吟是为了满足精神的需求，因而需要从个体的封闭环境中走出去，广泛地接触天地自然，将自己融入社会人群之中，将自己对客观外物的感触借助诗文表达出来，在动态中展现出更多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内涵。
因而，行吟已经超越了人的基本物质生活，而成为文人阶层在特定情境中一种精神的释放。
二、行吟与中国的文化背景
古代的行吟，不仅与古人的物质、精神生活紧密相关，也与中国人在特定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形成的独特认识方式紧密相连。
作为农耕民族，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都要在天地之间掘井而饮，根据四季的轮回耕田而食，以获得维持生命的生活资源。这中间必须亲身实践和体验，即所谓“帝力于我何有哉”（《击壤歌》），来不得半点的空虚和幻想。因而，中国古代哲学不同于西方的纯粹理性，而属于实践理性，即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亲身感悟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某些哲理；进而以形见理，将自己所体悟到的哲理，借助于天地万物具体可感的形象，加以展示和阐释。正是这种哲学理念和思维方式，使得古人不仅在书斋中要读前人的著作，了解前人对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知，而且要行，要亲自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感知；更要去吟，去检验前人的认知，以提高自己的感知。较之前者的“行”，后者的“吟”则更为重要，所以古人将只有书本知识者称作“小人之儒”，将具有实践能力者称作“君子之儒”。同时，古代交通不发达，信息不灵通，在书斋中只能阅读经典，了解前人对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的认识和见解。要获得对自己眼前事物的新鲜认识，不可能借助于间接书面的记载，而只能依靠直接的见闻。况且“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世道是变化的，社会现实和应对措施也是在不断变化中，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百闻不如一见。要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走进当政的官场，既要借鉴前人的认识，更要依靠亲身眼见的感知。如此，既要行，也要吟。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肯定要跌倒池子中去。世道变了还不了解，还要用旧办法去应对新问题，肯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三、行吟与社会生活
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古人要平稳地走进社会，要增加感性知识，于是有了漫游和游学以至赶考、赴任这些主动的人生选择；一旦走进社会，绝不可能万事如意，肯定会有被动的人生经历，这就是被贬谪、放逐和漂泊。这些被动的人生经历，是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决定的。
古代士人要实现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就必须入仕，进入官场；而要能够入仕，两周时代是靠选举，凭借的是自己的出身；两汉时代是靠推举，凭借的是家族和个人在社会上的人脉；隋唐以后是靠参加科举考试，就必须从各地到京城赴考。考上以后，进入朝廷任职，不一定都是京官，更多的是地方官，就要赴任。士人漫游和赴考是主动的人生选择；一旦进入官场，就要面临许多被动的接受。因为官场是政治的中心，是权力的场所，是等级的体现，张扬的是共性，需要的是臣子对君主、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尤其是在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社会之中，尤其是在昏君当道的社会背景之中。“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只能将君主的个性扩大为社会人群的共性，否则“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大臣如果违背了专制君主的意愿，重则掉脑袋，轻则被赶出朝廷，这时的行吟也就是被贬谪、放逐或者漂泊。
再加上古代的入仕者，对官场的性质、政治生活的特点和人生的起伏缺乏基本的思想准备，理想化的色彩太浓，把一切设想得太好。他们只是从儒家经典上知道应该“学而优则仕”，一旦真的入仕，便兴高采烈，甚至忘乎所以，一心想着修齐治平，实现自己从书本上读来的政治理想。等到真的面对现实时，眼前却不仅仅是清清世界，朗朗乾坤，也不全是天子圣明，而是仕途坎坷，市朝倾轧，宦海浮沉。面对这一切完全没有想到的残酷现实，他们开始张皇失措，继而忧谗畏讥，被贬谪后则满腹心事地踏上“行”即被贬谪之途。一路上触景生情，感慨百端，发而为“吟”。
政治生活的特点，决定了这时的行吟既有主动的选择，更多的是被动的无奈。
四、行吟与文学艺术创作
古代的行，包含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非常丰富；而吟，则完全符合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定情境。
文学艺术的创作本来就是创作主体通过融入天地自然和社会生活，通过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天地自然和社会现实而进入创作过程。天地、社会、人生的诸多因素，使古人在行吟之途中，眼中接触的是山川景物，心中酝酿的是对自然风物的美感，对社会内容的感知和认知，从而为创作提供了最理想的规定情境。因而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许多千古杰作都是在类似“细雨骑驴入剑门”（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的行吟中创作出来的。
古代主动的“行”如青中年时代的漫游、游学以及为求得入仕的赴考、入仕后的赴任，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人生选择；被动的“行”或是被朝廷贬谪处罚和放逐；或生活无依、居无定所而四处漂泊。行的背景、目的不同，吟出的诗文的思想感情、审美也各具特色。比较起来，主动出行中所吟大多以山水题材为主，借景言情，抒写的尽管是自己独特的审美感受，但思想层面比较单一，因为“文章憎命达”（杜甫《天末怀李白》），他们在“命达”之时对社会生活还缺乏深入的体验与了解，共性多于个性，往往失之于浅显和表面化；而被动出行中的所吟则包含着更多的社会内容，感情更真切，更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因为，正如古人所言的“文穷而后工”，只有在遭遇命运坎坷、人生起伏之时，才能透过社会和人情的表面体悟到某些层面的本质。
因而，探讨和研究古人的行吟生活，对认识和解读古人的生存方式、人生定位、价值追求和文化心态，皆大有裨益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