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新变法政治思想要旨

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问题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次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刘古愚虽身居偏远闭塞的内陆之地，但其超前敏锐的政治眼光却是走在了许多志士前列。

甲午中日战争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知识界带来巨大震动。刘古愚虽对国事有过精准的预测，但是战争中清政府表现出的软弱无能以及战后清政府面临的严峻形势却远远超出了刘古愚的预期想象。曾经“土瘠民贫”的蕞尔小国却将“天朝上国”打得割地赔款，就连清政府视之为“龙飞之地”的祖宗陵寝也被日本的战靴军马所践踏，而所有这些就连清政府敬而畏之的英法联军也未曾给予如此的羞辱，更何况造成这一切的竟是历史上一直向中国学习的日本，所有这些无疑是对当时知识界士人的当头棒喝。战后的清政府面临的列强环伺、时刻被瓜分的危机极大地刺激了刘古愚，使他开始考察日本变强的原因，对中国的革新问题开始思索：“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嗟嗟！四万万人民之众，两万万方里之广，至今而遂忽消灭乎？”

“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序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鼓吹变法求强，反对割地，主张迁都再战，这与甲午战后刘古愚提出的“陕西为神京右臂，今辽海藩篱尽撤，他日畿疆有事，长安必有驻华地”观点不谋而合。维新派提出的救亡图存的口号，振聋发聩，激动人心，迅速形成了很大的声势，一时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此时的刘古愚更加坚定了向西方学习的信念，但身居交通闭塞内陆的他主要通过阅读维新派的报刊和少数外国翻译书籍。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会出书，刘古愚经门生李岳瑞、陈涛介绍，以书信的方式与康、梁联络，并阅读了《强学会·序》《新学伪经考》《时务报》等书刊文章，自觉地将自己转变成维新派一员。刘古愚在给康有为的信中也提到对“《强学会·序》及《上海强学会·序》，再三环诵”，表达了自己对于康有为维新思想和救国之策的钦佩之情，可见康有为思想对刘古愚影响之重。此时期的刘古愚政治思想已经成熟，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和特点：

其一，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君主立宪。清朝末年，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是专制主义王权社会崩溃瓦解的时代，生活在其中的刘古愚对专制主义的残暴和危害有着深刻的体验，因而对专制的政治体制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尤其是对君主专制体制中“君主以一人而私天下”的君权深恶痛绝。刘古愚将“政刑不修，纲纪颓废”归结于一个“私”字，即社会之坏，起于人各为其私。刘从古代的民本思想借以批判君主权力的合理性，认为君权来源于人民，即“君”来自于民，“民皆为吾兄弟，而天灾人患不得遂其生，不得不合大群以救之，大群既集，必推一人以为之首，则谓之君。君者，群之首也”。既然“君”源于民，由民推选出来，那么君权应该受到人民的限制，而不是毫无限制地用于专制人民。由于专制体制下“富国强兵不从民起见而从君起见”，导致“私心炽而大道不明，……我朝不能改革而更张之，以至今日而适承之弊也。今中国事事不如西人，而其大端则朝野上下之间，各谋其私，以成瓦解之势”。因此，刘古愚认为“中国非变法不能自立”，而他所说的“变法”即主张在中国行君主立宪之法，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上强国之路。刘古愚认为“中国诸事皆可为，为患上之左右牵制，下之虚应故事”，从而导致“上下相隔”。经过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刘古愚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较之清政府的专制制度所具有的独特优越性：“外洋政事均决于议院中国不顾民心得乎？宪法可使天子至于庶人各守其范，……暴君污吏不敢鱼肉人民，……人法相维而长治久安矣”。在君主立宪制度下，“是非决于公论，不钳国人止之口，以为法也……法立必行，不挟君上之势以挠法也”，将人治代之以法治，君主权力亦在法律的规范制约下，正是近代君主立宪思想的核心，“国之大本在法律……无法律斯无国家矣。故泰西各国视法官为极尊、极贵，贵为天子不能干涉之”。可以说刘古愚对近代政治维新思想关于君主立宪体制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这在整个西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都是比较超前的。

其二，以“群”立政，主张有差异的人权平等。所谓“群”即严复将西方名词“sociology”根据《荀子》“人之异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所译，后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借以阐发维新思想，“群”字被赋予了团结国家民族以求自强的救国良药。梁启超曾在《时务报》“全力发挥群学之意旨，于民族国家之重要，并建议立群为学，赞合群之义”，并组建“群学会”。刘古愚作为深具维新倾向的思想家，对合“群”之义更是感同身受。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刘古愚提到“不群不学一语，洞见中国受病之源”，表达了其“佩服不可言喻”之情。刘古愚在劝诫崇实书院诸生时谈到“五大洲之上，人分五种……惟我中国为黄种，知识不亚于白种而日见削弱，其故何也？白种能群各色人不能群也”。刘古愚这种合“群”思想，更多的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思考上得来的，特别是甲午战争中官兵各自为战，不听调遣，统治阶层战和不一相互掣肘，这都显示了团结全民族的重要性。刘古愚认为“群”即是合天下一家，合满汉蒙各民族统一，建立一个各民族联合平等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刘古愚晚年接受陕甘总督之邀亲赴甘肃担任甘肃大学堂总教习，除了立志改变西北教育的落后面貌外，还有着深刻的政治因素，他曾指出：“秦陇一家，而陇居秦上游，西北逼强俄，五方杂处，种族之争，无岁无之，非联汉、回、蒙、番为一体，不足与靖内讧而御外辱，爰谢蜀而赴甘。”刘古愚留下的政论文章虽不多，但是其政治思想从他的实践和言谈中可见一斑。刘古愚试图通过联合各民族从而组建一个强大凝聚力的政府，亦是对当时满人独掌国家命运的不满。虽然刘古愚主张建立一个各民族享有平等参政权的政府，但是关于这个政府中每个人的地位和权力刘古愚却主张尊卑差异。一方面宣扬的是妇女地位的解放，提倡妇女识字，提倡“无论男女胥入里塾也”，并组织“戒缠足会”，抨击残害女子权利的封建落俗“女子之足，果犯何律？……而束缚其足”“是真以妻女供好玩也”；另一方面，由于深受封建传统教育的熏陶，对于西方民主之平等平权之说则深受封建传统礼教的影响，他认为：“平等平权，西人之说。本自无弊，译者乱之耳。夫曰等，则必有尊卑；曰权，则自分轻重。物之不齐，物物之情也。……不平之平，平之至也”。在他看来“尊尊卑卑”之下的“平权”才是真正的民主之权。例如，他虽然积极参与争取妇女权利，但同时又认为“阴必统于阳，妻必统于夫”。又将女子的地位置于男子之下。因此刘古愚的人权平等政治思想是深受封建“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影响的，人与人之间存在权利差异的权利平等观念。刘古愚的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幼稚和可笑的，更多的还在受传统思想的制约。但是就当时来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要他的思想彻底解放，也是很不现实的。不仅仅在内陆的陕西，即在南方、东南沿海省份的维新思想家也是不可能完全冲出传统的。因此，对刘古愚的这一政治思想更多的应该放到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中去探讨和评论。

其三，政教合一，学校与政府结合一体的政治主张。刘古愚作为倡导“经世致用”的教育家，主张把行政管理与社会的教化统一起来，甚至主张实行“官师一体”“仕学不分”，他曾论述到“一村设小学，其师如闾胥，管一村之政令教化，……一县设县学，其师如县令，管一县之政令教化，……府、省、京师类推，……无人不学，无官府非学校”，只有这样，“天下之官民皆如师弟，而天子则以天下官民为弟子，隔阂去而弊何自而生，涣散萃而人心焉有不振。故大同之运尚，何敌国外患之足虑哉”。刘古愚提出的将学校与政府结合一体的政治主张使官民如师弟，进而达到沟通官民、团结上下，改变专制体制下“上下相隔”的弊端，他甚至提出借中国古代的“师保”制度来限制君主，规范官员。这是刘古愚政治思想的特色，诚然，这种思想带有一定的空想性，但对于了解西北内地维新人士在当时条件下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是我们了解戊戌维新时期政治革新的有力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