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变革封建政体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包括宋伯鲁在内的大批开明官绅都曾上疏光绪皇帝，希望“明定国是”，举行新政，挽救民族危机。尤其是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帝国主义国家接踵而来，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迫于局势日棘，变法呼声日高，在维新人士的多方支持、鼓励之下，光绪皇帝终于下定决心变法，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颁下《明定国是诏》，变法维新。宋伯鲁于四月二十九日（1898年6月17日），再次上疏，请求“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指出变法先后有序，最先做的应是讲明国是。他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为“强邻逼胁，蹙地接踵”，且指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长久以来施行闭关锁国政策，拘于成法，不知变通。他认为同治年来的洋务新政，也是变法，但却“其效不睹，侵削且日甚”，是由于洋务派所办新政，变的是枝节，而国是未定，臣民无所讲求，没有目标，而使得洋务新政不能成功，所以他请光绪皇帝多次讲明变国是，“速奋乾断，以救艰危”。宋伯鲁所说的变国是，乃是“在正明中国之在大地为数十国中之一国，非复汉唐宋明大一统之时，其为治，当用诸国并立流通比较之法，不能用分毫一统闭关卧治之旧”，深刻认清国际局势，全面变法，并且指明“变或可存，不变则削，全变乃存，小变仍削”。这一观点，表达了宋伯鲁渴望挽救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救国思想，也反映了他希望中国通过变法走上富强的道路。他的大变全变思想与康有为的思想如出一辙。

同时，他看到中国要想富国强兵，除学习西方，“采集万国良法”，别无他途。于是他请求皇帝随时讲明国是，“咸令维新”，并根据自己的认识，向皇帝介绍了西方的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制度，他说：“泰西论政，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体，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如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体立成事。”以身体作喻，形象地解释了“三权分立”政体。他还认为，变法维新，必须改弦更张，而军机大臣只有办事责任，“无论思之任”，并援引汉、宋和康熙年间故事，请求皇帝“设专一论思之官”，改立新制度，即在宫中设一立法院，“选一国通才为参与”，由皇帝与王公大臣、天下通才共商国事，使得条分理析，纲举目张，而后施行，则可匡正厥失，有利于国家，收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在宋伯鲁看来，仿照“泰西议院之制”，设立议政处，是实施新政“第一关键枢纽”。他说，“时局之棘，莫棘于今日”，所有的军国事务全由“军机大臣议论裁决”，往往“似合而实离，始集而终殆”，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而“泰西上下议院”，问政于民，然后施行，是“其所以强”的原因所在。所以要想切实推行新政，必须选拔通达中西时务的人才作为皇帝的顾问，于是他奏请光绪皇帝仿“泰西议院之制，仍用议政名目，设立议政处一区，与军机军务两处并重”，从京师和地方各省选拔通达时务之才三十人，入值议政处，参与国事。在奏疏中痛陈当下的危机之后，他希望光绪皇帝仿照泰西君主召见通才、商讨国事和康熙皇帝开南书房以及咸丰皇帝开懋勤殿的例子，“特开便殿，妙选通才，儤直左右”，以备顾问。此外，面对通过八股取士选拔的翰林院的官员们，宋伯鲁上疏认为当今时局艰危，翰林院“以其所学达诸所用，南辕北辙”，他们甚至还不如洋买办。虽然他们其中的一部分留心时务，学习新学，但是大部分仍然固步自封，所以他希望光绪皇帝饬下官书局，选择时务书籍，颁发翰林院，令翰林“各员一律讲求”，认真学习，通过考试的形式选拔人才，“可备封疆之选”。如此一来，不仅可以使得施政达到较好效果，挽救民族危机，并且可以为国家储备人才。宋伯鲁根据西方政治制度和中国国情，希望学习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制，使国家独立富强，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尤其是他希望在宫中设立“立法院”，作为新政变法的专门机构，以及三权分立的构想和储备人才的想法，表明了他希望学习西方，通过自上而下改革政体，以挽救国家危亡的愿望。

在朝贡体系下，中国的外交关系实际上是宗藩关系。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开始了近代外交。庚申之役后，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但是长久以来并无专门从事外交的人才，导致“龌龊市井之流”混杂其间，“贻讥邻封”。宋伯鲁认为是因为没有预先选拔外交人才充任总署，以致外交之事棘手，他还说“学必专而精而后可以应变”，主张选拔专门人才从事外交，而这样的人才“非体用兼赅，周知四国者”不可。此外，在民族危机深重，帝国主义列强欲瓜分中国的形势下，宋伯鲁主张提高“总署”的地位，改称为与中央六部同级的“外部”，设尚书、侍郎等职，以固邦交，并让该部郎中作为参赞出使他国，培养训练外交人才，数年以后即可以作为常驻他国的公使，甚至可以作为外部堂官的候补人选。这样一来，可以使更多人才以外交为专门学问，专心从事，以发展国家的外交事业，对国家的长久发展大有好处。宋伯鲁的这一想法虽然在戊戌维新时期没有实现，但在三四年后的清末新政中得到落实，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各部之前。由此可见宋伯鲁思想的前瞻性和实用性。

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光绪皇帝诏定国是，举行变法，宋伯鲁认为“新政之行，当如风行草偃，惟速乃成”，否则时不我待，必无所成。后光绪皇帝多次下诏书，催促地方各省，大力举办学校、农工商务等各项新政。但是地方督抚中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实力奉行之外，其余督抚“或置若罔闻，或奉行不力”，宋伯鲁认为是因为各地方督抚大多是咸同时期老人，迂腐守旧，胸无成竹，浪费大量的钱财物资，于新政毫无益处，但是这些督抚又为国家做出过较大贡献，所以“去之则遗故旧，不去则误国家”，于是他向皇帝建议仿汉朝刺史、唐宋观察提刑、明代御史巡按，选拔通达中外时务政治的人才，每省一人，到地方督办新政事务，准其有专奏之权。这与康有为所说的“勿黜守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裁军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而赏守旧大臣“尊位重禄”如出一辙。实际上，宋伯鲁也看出了地方督抚守旧大臣没有维新变法以挽救危局的意识，而且一意阻挠新政，所以他提出建议改革地方政治制度，因事置官，专任通达时务的人才，督办新政，采取迂回道路来推动地方的变法。向各省派出“钦差”式的人物，监督各省贯彻皇帝变法旨意，应该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可惜由于政变很快发生，他的建议没有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