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如坐针毡的华盛顿之行
Pins and Needles
in D.C
我马上要在美国国会就“人工智能”的话题做证，我坚信人工智能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无论如何，我都要让大家知道，科学的力量依然值得我们满怀乐观。
酒店的大堂朴实无华，反映出这次行程安排更重视便捷，而不是住宿的奢华。大堂内气氛温和、秩序井然：客人和礼宾员礼貌地交谈，滚动的行李箱轮子嗡嗡作响，不时开合的玻璃门呼呼有声。但我却忐忑不安，靴子踩在薄薄的地毯上，发出急促的咔嗒声，就像我此刻的心情。作为一名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学者，我马上要在美国众议院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就“人工智能”的话题做证，自然难免紧张不安。就在此前一天，我刚从美国西海岸乘坐红眼航班抵达华盛顿，几乎一夜未眠，一遍又一遍紧张地演练自己的发言。这是2018年6月26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我越来越接近职业生涯的又一个里程碑：到国会做证。
我走出酒店，来到人行道上。华盛顿特区的清晨阳光苍白，街道两旁联邦政府的办公大楼鳞次栉比，风格朴素，色彩单调，与我习惯的加州街景截然不同。在加州，目之所及是大片的住宅区和时髦的办公园区，偶尔可见一些教会风格的建筑。而在这里，即便是砖石建筑，也显得更有质感、更加古老。首都不愧是一座将历史刻在街头巷尾的城市。
我不禁想到自己第一次来这里时的情形，当年我还不知人工智能为何物，还没有进入学术界，与硅谷也没有任何联系。当时我的整个身份（至少对外部世界而言）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移民”。对一个经济拮据、英语蹩脚的家庭来说，出门旅行困难重重。大多数活动可以按照免费和太贵来筛选安排；而且所有活动都是英语讲解，英语非母语的阴霾始终笼罩着我，似乎永远难以消散。即便如此，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场景仍在我的记忆深处熠熠生辉。博物馆里实物大小的展品展示了波澜壮阔的航空航天发展历史，让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想象力也随之飞扬。我意识到，即便身为一个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少女，我心目中的理想国度依然是科学世界。
尽管当时看起来遥不可及，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来到了科学世界的最前沿。这个领域不是航空航天，而是心智科学，以及对智能机器的初步探索。我的职业生涯开启短短十年之后，一项名为“深度学习”的突破性技术开始创造历史，人工智能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算法、大规模数据和原始算力等在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技术，在21世纪初汇聚在一起，形成合力。虽然这些人工智能发展的必要条件用了半个多世纪才得以融合，但它们释放的能力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就将整个世界改头换面。商业模式彻底变革，相关行业投资额高达数十亿美元，人工智能似乎一夜之间从一个小众的学术领域爆发成为推动全球变革的力量——从行业分析师到政治评论员再到哲学家，所有人都在竞相解读这项技术的意义。人工智能的崛起速度和影响范围可谓史无前例，仅仅从这个角度看，也值得我即将面对的立法者们予以关注。
当然，人工智能的发展并没有这么简单。短短几年内，这个技术行业的繁荣发展就受到了质疑和抵制，因为媒体、倡导团体甚至政府机构的担忧都与日俱增。媒体开始持续报道算法偏见造成的日益加剧的危害、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的大量失业，以及这一技术被用于监控带来的不安。相关报道使公众对人工智能形成了负面看法，这在整个科技领域都是非常罕见的。
几个月前，我曾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尝试总结这些紧张关系。虽然文章只有800字左右，但我分享了我对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前景的兴奋之情，分析了批评者提出的合理担忧，尽自己所能实现两者的平衡。我写道，人工智能对世界的真正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推动这项技术发展的动机——在人脸识别功能和定向广告投放不断发展的时代，这一观点挑战了现有认知。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拓宽对人工智能设想的边界，明确提出人工智能需要“对人类和社区产生积极影响”的要求，如果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可以包含类似提法，我相信人工智能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时至今日，我对这一点依然深信不疑。
这种对未来的信念似乎是我受邀做证的部分原因。我前不久刚与几位伙伴联合创立了非营利教育组织AI4ALL，推动向处于高中阶段的女生、有色人种和其他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开放大学实验室，提高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领域的包容性。事实上，国会表示，他们有意让我做证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我正在努力推动人工智能领域参与人员的多元化。鉴于人工智能的功用令人担忧，如果我能带来些许积极的改变，会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我对未来充满期待，愿意为此付出，无怨无悔。
我加快了步伐。国会大厦赫然耸立于我的眼前，一如照片上那般雄伟，尽管此时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里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不过，我的确留意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周围的游客没有一个人在用纸质地图，而我十几岁来这里旅游的时候，纸质地图几乎从不离手。在此后的这些年里，智能手机已经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旅行自然也不例外。但与人工智能一样，智能手机也显露出其负面影响，在2018年代表科技界宣扬以人为中心的乐观主义，时机不对。
不管怎样说，我的专栏文章发表时正值“科技抵制浪潮”高涨之际：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硅谷的野心已经走向了巧取豪夺的极端。在我职业生涯的其他任何时候，类似的争议并不会波及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学者。但事有凑巧，作为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我在21个月的学术休假期间担任了谷歌云的首席人工智能科学家，任期才过半，我就被卷入争议的中心。除了和家人经营过一家干洗店，谷歌是我第一个学术界以外的雇主，当时距离我彻底重返大学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但那天下午，我在公众眼中的身份已经无法改变。
矛盾的是，一方面，我担心自己会被误认为是科技产业内部人士；另一方面，我又作为一个局外人，经历了漫长的奋斗和挣扎。像许多移民一样，我感到被各种纵横交错的文化鸿沟所束缚。一些鸿沟不可名状，另一些则清晰地横亘在我的面前，难以跨越。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但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必须用英语来交流；我是一名女性，而我所在的领域由男性主导，“帽衫男”一直是科学领域的典型形象，以至这个词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讽刺的意味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自己是否真正属于哪个世界，而国会似乎不太可能是一个能让我放下警惕的地方。
如果委员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感到担忧，就会更加凸显他们与我之间的共同点，因为我也同样忧心忡忡。我一直都对科学的力量持乐观态度，从未改变，但之前那些动荡的岁月让我明白，乐观的结果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未来可能是光明的，但不能守株待兔，前行之路尚不明确，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在城市中穿行之际，还有一件事压在我的心头。不到24小时前，我还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医院里，陪在母亲身边，这样的陪伴已经持续了几周的时间。几十年来，她的健康面临无数的威胁，有些是慢性病，有些是急症，而这是她最近一次住院。实际上，我大部分的书面证词都是在重症监护室外一张狭小的椅子上起草的。身穿蓝色手术服和白色大褂的医生在我身边来回穿梭。我甚至远程参加了听证会的准备会议。我们隔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交谈，而我周围是护理员走动忙碌的身影和医院寻呼系统断断续续的声音。
我是家里的独女，是父母唯一的经济支柱，同时还要担任他们与看护人员之间的翻译。想到这些，我不禁觉得真不该安排这次行程。但是，能出席这次听证会让身为移民的母亲感到无比骄傲，相比之下，疾病根本不算什么。在来到美国仅仅20年后，她竟然可以看到自己的女儿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这样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母亲自始至终坚定地支持我，所以我相信她会坚决要求我参加听证会。
因为她的鼓励，我决定前来出席，但我的担忧丝毫没有得到缓解。万一母亲到时需要我，该怎么办？从登机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害怕接到关于母亲的电话，如果这个电话真的打来了，我该如何选择？万一抛开与技术、文化或者政治相关的种种原因，这次听证会之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呢？
仿佛是为了让我抛开思虑，举行听证会的雷伯恩众议院大厦高耸的灰色外墙突然映入眼帘。雷伯恩大厦不像街对面俯瞰着国家广场的圆顶国会大厦那样具有标志性，但也完美体现了华盛顿建筑的新古典主义风格。我从第一次上美国公民课起，就非常欣赏这一特点。靠近大厦正面时，高耸的柱子和饰有老鹰图案的山形墙气势恢宏。
进入大厦，穿过金属质感的双开大门，我加入了访客队伍，随着大家一起缓步前行。登记信息，领取证件，接受安检。此前的行程好像一阵旋风，匆忙预订的旅行安排、心绪不宁的准备工作，以及过度活跃的想象力造成的神经紧张，似乎终于都得以停息，只需等待听证会开始。我在大堂内找个座位坐了下来，从早上醒来到现在，第一次完全呼出了一口气。我伸长脖子望向拱形天花板和随处可见的高悬旗帜，顿感庄重，就连门厅也彰显着大国的威严。
母亲要求我来参加听证会是对的。我确信人工智能未来所依赖的机构范畴远远超出科学界，还包括教育机构、行动组织，当然还有政府。从硅谷的角度看，华盛顿是一座古朴的城市，它和斯坦福大学、谷歌一样，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尽管美国的立国理念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并没有得到完美的实践，但这些理念看上去正是构建科技未来的智慧基石：尊重个人尊严，重视群体代表性的内在价值，相信人类努力的方向应该是由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引领，而不是少数人。
一想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将由公共和私营领域、技术和哲学领域结合而成的联盟来指导，我就倍受激励，在城市穿行时芒刺在背的感觉被一阵兴奋之情所取代。我注意到会议厅的入口是开着的，便忍不住想在听证会占据我的注意力之前先进去四处看看。我偷偷向左右扫了两眼，确认没人注意到我，然后走了进去。
听证会大厅庄严肃穆，窗户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木制百叶窗和流苏窗帘相互映衬。会议厅内摆放着一排排的观众座席，并设有专门的媒体区，周围的墙壁上挂满了装裱好的肖像画。最前侧是一个华丽的讲台，俯瞰整个大厅。讲台的软垫座位上配备了麦克风和即将入座的委员会成员的名牌。会议厅中央是证人席，在等待着我入座。我看到自己的名字“李博士”用新罗马字体稍显随意地印在一张21.6厘米×27.9厘米的纸上，塞进一个可重复使用的席位卡里。在如此令人生畏的场景中还有这么一个朴素的小东西，这种反差让人忍俊不禁，我悬着的心顿时放松了许多。
沉寂又持续了几秒钟，然后被会议厅内的窃窃私语声打破：代表们及其助手、媒体记者以及另外两个证人——美国政府问责署首席科学家蒂姆·珀森斯（Tim Persons）和刚成立的初创企业OpenAI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格雷格·布罗克曼（Greg Brockman）——鱼贯而入。大家各就各位，一切准备就绪。
我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了下来，瞬间感到肾上腺素飙升，流遍全身。我深吸了几口气，努力保持平静。我提醒自己：这不是我的教室，这些人也不是我的学生，我不是来讲课的。我今天要阐明的观点只有一个，我在脑海中反复默念，像在重复自己的信条：“在科学和工业领域，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动机是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认为这个动机必须明确地以人为本。”我试着不去想任何其他事情——人工智能的阴暗面、科技抵制浪潮等等，甚至有那么几分钟，连母亲的病情也被我抛到脑后。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信条：发展的动机最重要。
“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听证会现在开始。”会议室广播系统第一次传出了声音，瞬间把我拉回现实。“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听证会。今天听证会的主题为‘人工智能——威力越大，责任越大’。”
我把焦虑抛到脑后。无论等待我的是什么，我都确信一件事：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虽然实现愿景的具体路径仍然悬而未决，但已经明确的是，即将开始的这场对话和类似的交流是我们解答这个问题的最佳机会。既然我已经乘飞机横跨美国，离开母亲的病榻来到这里，我就必须清晰准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
不管委员会当天的议程是什么，我自己的议程已经非常明确了。会议厅座无虚席，摄像机正在录像，麦克风已经打开。还有几分钟，我就要向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听众发表演讲了。现场的一切像慢动作一样在我面前不断重叠，我决意毫无保留地分享：我的希望和恐惧、信念和摇摆。我要把一切和盘托出。我要让大家知道，科学的力量依然值得我们满怀乐观，但要真正安全、公平、可持续地利用这一力量，光靠科学本身是远远不够的。
我相信人类文明正处在一场科技革命的风口浪尖，这场革命将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几千年来，人的不懈奋斗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石。如果无视这一点，而像本世纪的很多技术创新那样，仅仅追求“颠覆”却不考虑后果，就会犯下严重错误。科技革命必须深深植根于人类奋斗的基础之上，必须尊重全球社会的集体尊严，必须始终牢记自己的起源：人类的身体素质在自然界中并不起眼，只是因为人类拥有无尽的想象力，人类社会才取得长足发展。人类对自己的本质如此困惑，以至现在希望用硅重塑自己。因此，人工智能革命必须明确地以人为本。
20多年前开启的一段旅程决定了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道路漫漫，时而荆棘遍地，时而柳暗花明。我漂洋过海，从中产家庭陷入贫困，又从贫困重返中产；我在常春藤盟校讲过课，也在硅谷高科技企业董事会任过职。不知不觉之间，这条人生之路塑造了我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所有认知——鼓舞人心、充满挑战，但也令人恐惧——也决定了我对下一步发展方向的判断。最重要的是，我的人生道路是一堂长达20年的课程，让我认识到在定义21世纪的人工智能技术探索中，人性所扮演的核心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