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本书是《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1996年）和《古典经济学》（1998年）的续篇，论述的是始于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西方经济学的“边际革命”以及随后以马歇尔经济学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现扩展到“凯恩斯革命”。按照一般的看法，这是经济自由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时期；马歇尔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终结，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代之而起的“凯恩斯革命”则标志着西方经济学开始进入到一个现代经济学的新阶段，其基本特点是新的国家干预主义。

本书问世最终实现了我重写一部西方近代经济学史的愿望，这当然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特别是在经历了这么久的间隔，付出许多辛劳之后；但想到陈岱孙老师已经作古，不能目睹他生前关怀并为之作序的这套著作终卷的出版，又不免使人感到深深的无法弥补的缺憾。

《古典经济学》于1998年问世后，我当即着手对《从“边际革命”到“凯恩斯革命”》作最后的补充和定稿，然而在这项工作尚未最后完成之时，国内经济改革形势的深入发展促使我调整了原先的写作计划，将本书暂时搁置一下，转而集中撰写另一部专著《劳动价值学说新探》。这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在《古典经济学》第三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新分析和评价，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陆续发表的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其他文章和言论，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关注和争议，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和读者希望我能将其中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基础即劳动价值论的论点进一步展开；另一方面，我注意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同现实生活之间的脱节和抵触越来越明显和尖锐地表现出来，它事实上已构成了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深化改革、推进经济学基本理论建设的一种“理论瓶颈”，实践迫切要求在这个重大的基本经济理论方面有新的突破和创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以及成书前后所发表的诸多论文，就是为此所做的努力的主要成果。

当这项成果以《劳动价值学说新探》2001年4月初版问世以后，我原以为可以立即转向最后完成眼前这部著作了，但事与愿违，《新探》问世后的广泛反响使我不得不在迄今为止两年的时间内，包括2002年4月起半年出国学术休假期间，不得不继续致力于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阐述，包括回答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并正面系统说明我对经济学价值论的一系列观点，这些观点是《劳动价值学说新探》的背景、基础和出发点，但当时觉得没有必要在着重清理旧理论基地时加以正面系统的论述，现在则变得非说不可了，其成果就是先后问世的《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增订本（2001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灯火集——劳动价值学说研究论文集》（2002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只有在大体做完了这些刻不容缓的事情之后，我才得以“重操旧业”加紧完成这部拖延已久的著作。

尽管有这些缘由，我还是要为这长久的拖延向关注本书的广大读者致歉，他们中间不少人在过去岁月中曾以各种方式表示过对本书的期待，以及对我在前述著作中已经发表的理论观点的理解和支持；同时我又希望读者不妨将《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和《灯火集》看作对原计划的并非不重要的补充和扩展。

记得当年我将前两部书（《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完稿和本书的详细提纲和部分文稿交给陈岱孙先生审阅并请他作序时，我是颇为犹豫的，岱老当时已逾九秩高龄，精力明显不济，请他费神审阅并作序，实在于心不忍，但想到他对我写作该书始终一贯的鼓励、帮助和支持，想到我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与先生就一些主要人物和学术问题的多次交流与请教，想到他对该书宗旨和意图的深刻理解和精到见解，我还是忍不住提出了请求。令人难忘和感动的是，岱老当即欣然应允，没过几天就让人送来了序稿，还说他此前正忙于另一篇文稿，序言有所延误等等，这再次显示了陈岱孙作为一位导师的品格。每忆及此，不胜感佩，特别是在岱老仙逝后的今天，更不能忘记！好在我始终没有放弃努力，终于可以眼前的这份成果告慰于岱老在天之灵了。至于全书的文责当然自负无疑。

本书同前两部是相互衔接又彼此独立的著作，第一部论述亚当·斯密以前的西方经济学，第二部论述古典经济学，第三部研究的范围则起自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边际革命”，止于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边际革命”的发展，以及将“边际革命”成果同古典经济学传统加以综合的新古典经济学，接着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和修正。新古典经济学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前后半个多世纪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边际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新古典经济学则是“边际革命”合乎逻辑的归宿；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直接批判对象的凯恩斯主义则开辟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新时代。

边际主义思潮的发展迄今经历了几乎两个世纪，其中最辉煌的时期当推19世纪70年代初到19世纪90年代的20多年。在此期间，“边际革命”的兴起以其对古典经济学的猛烈冲击和挑战而引起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和瞩目，到了后来这场革命的发展阶段，它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体系就不仅以其新颖制胜，而且还以其相当的完整和深刻而独占西方经济学界的鳌头，迅速风靡和席卷了欧美经济学界，一时之间大家似乎都成了边际主义者，并以对它的研究和推广为荣。

经济边际主义本质上仍然是经济自由主义，其最大特点在于主张将作为经济分析基础的价值论置于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心理感受之上，用以对抗或补充古典派劳动价值论和生产成本价值论（在一些人那里表现为与之对抗，在另一些人那里则表现为对它的补充和完善）。至于边际分析和心理分析，以及贯穿其中的个人主义倾向，则是对需求分析和消费分析的引申和发挥。应该说，边际主义思潮的兴起，顺应了西方国家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它是对市场经济发展基本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但边际主义浪潮毕竟没有开辟和成就西方经济学的新时代，由于种种理由和条件，它最终走上与古典经济学传统相结合的道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和框架之内存在和流传下来，这也许有悖于边际主义者的初衷，但却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以马歇尔经济学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最终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其基本特征就是市场供给分析和市场需求分析相综合。论述边际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影响，正是本书的主题。

本书关于经济边际主义的论述吸收并改写了本人《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的大部分内容，并且坚持了先前对边际主义思潮的性质所做的基本判断：它既有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辩护性，又有研究实际经济规律的实证性；但对经济边际主义其他方面的看法，同16年前写作《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相比，有了许多不同。其中最值得指出的就是对边际主义学说历史地位的整体估计，我现在提出了进一步的更明确的判断。众所周知，人们通常将边际主义在19世纪70—80年代的发展看作一场“革命”，这种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但不完全准确。因为虽然在价值理论方面边际主义同古典经济学明显对立，但在分析方法和根本的经济自由主义立场方面，他们又是一致的。因为有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根本的相同点，所以“边际革命”虽然有力地冲击了古典经济学，但却没有也不能完全取代后者，反而最终同它当初的对立面即古典派传统融合起来，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机构成部分。

本书关于经济边际主义论述的结构和布局，与先前《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相比，做了大幅度调整，以更清晰地展现经济边际主义发展的脉络和趋势；对各主要人物的评论也多有变动，以反映最新研究成果。本书系统论述了以马歇尔为最大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还以相当大篇幅论述了从马歇尔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期间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这两部分内容在我们的理论著作中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而有的论述至今还视马歇尔经济学为（晚期）庸俗经济学，将对马歇尔经济学的补充和修正视为对它的批判和否定，认为这再次表明了庸俗经济学的破产。我对这些看法实在不敢苟同，历史和现实早已证明，将马歇尔经济学以及对它的补充、修正和发展简单地斥之为庸俗经济学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应当重新给予科学的公正的评价，在指出其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的同时，还应当如实地肯定其一定的科学性和现实的借鉴意义。不错，后来凯恩斯对之发起了挑战，取代了它的支配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成了无用的历史垃圾。连凯恩斯本人也不作如是观，当代经济学家就更不应坚持已被实践证明过时的上述传统的评价和观点了。事实上，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就其核心思想、理论内容和分析方法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应用。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只有了解边际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才能更准确和深刻地把握当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其微观经济学。需要指出，本书论述范围限于该时期在西方经济学居支配地位的学说，而没有包括与之对立的其他学说（例如旧制度经济学）。

作者希望本书的出版，如前几部一样，能有助于大学生、研究生和对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加深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历史和现状，同时也希望得到读者对该书的批评和指正。

晏智杰

2003年3月30日

于北京大学畅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