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书的特点：从多视角出发研究江南经济史

本书收集的十篇论文以及三个附录，虽然具体讨论的对象以及涉及的时间都有颇大差异，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却具有若干重要的共同特点，并服从一个共同的目的，即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历史上的江南经济。因此本书是一组具有共同主题的专论。

这些论文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都以江南地区为研究的空间对象。这里所说的“江南”地区，其地域范围包括明清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以及从苏州府析出的太仓州）。做这样界定的理由，我在本书《“江南地区”之界定》中已做了说明，兹可不赘。

这些论文的第二个共同特点，是虽然各篇论文所涉及的具体时间范围颇有不同，但是除个别情况外，都是在13世纪初叶至19世纪中叶的六个多世纪内注17。在日本的中国史学界，这六个多世纪通常被称为中国的“近世”。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符合整个中国的情况，仅就江南而言，这六个多世纪确实是一个经济成长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即从以前的“广泛性成长”转变为“斯密型成长”。由于“斯密型成长”是此时期江南主要的经济成长方式，因此这是一个具有自己特点的时期。本书所收论文涉及的时间范围都在此时期内，原因也正在于此。

当然，仅是研究对象有共同的时空范围，还不足以充分表明这些论文是一组具有共同主题的专论。从题目可见，各篇论文的具体研究对象颇有不同，从人口、生态环境、技术、农业、工业，一直到农民、妇女、城市化，等等，不一而足注18。这些对象彼此各异，看上去似乎五花八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首先，这些对象不仅都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而且彼此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国际经济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把这些对象尽可能地纳入经济史研究的范围注19。其次，我对这些对象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观察它们与经济之间的互动，而非这些对象自身注20。由于这两个原因，本书所收各篇论文对各有关对象的研究，乃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上述六个世纪中江南经济的变化。本书以“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为名，原因也正在于此。正是因为上述对象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本书对它们的研究又是出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因此不论是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还是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本书都是一部研究13至19世纪中叶江南经济史的专门著作。下面，我对本书所收各篇论文之间的关系作一简要说明。

在近代以前的江南，农业是首要的经济部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业的变化乃是整个经济变化的基础。因此从农业变化入手来观察经济的变化，一向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视角。本书所收的第二篇和第三篇论文，都是讨论江南农业的变化（虽然所涉及的时间有先后）。但是，两篇论文虽然都讨论农业的变化，讨论的视角却颇不相同。第二篇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注21，而第三篇则主要是从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来展开探讨。如柏金斯所言，农业虽然是一种经济活动，但是并非仅只由经济的因素所决定注22。相反，农业生产需要各方面因素（特别是生态环境）的密切配合才能进行。因此从经济学和生态学的视角来看江南农业，可以使我们对江南农业的发展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变化对经济变化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人口变化与经济变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也至为重要。本书所收第二、三篇论文已经对人口变化与经济变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但是对于人口变化自身的情况尚需进行深入的探讨。第四、五篇论文即是在此方面进行的一项专门研究。第四篇主要针对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变化的情况、江南人民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与动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而第五篇则把江南人民所使用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中的一种——生育控制（即堕胎、避孕与绝育），放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进行考察。这两篇论文都希图证实：在明清（特别是清代）江南，人民已经发现了经济变化与人口变化之间的关系，并且有意识地采用各种方法来抑制人口过快增加，以免拖经济成长的后腿。第五篇论文发表后，有读者来信对该文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提出质疑。我对此作出的回应，即该文的两个附录。

同样的资源条件，在不同的经济组织方式或者经营方式下，往往也会产生十分不同的经济后果。在近代以前的江南，小农经济是农业经济的主要组织形式，因此小农经济也是经济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对象之一。以往对明清江南的小农经济的研究，虽然也有不少成就，然而由于受西方中心论及其变种“近代至上论”的误导，往往未能触及更深的内容，也未能发现真正的江南特色之所在。本书所收第六、七、八篇论文分别从农民经济的经营规模、农家劳动的分工模式、农家妇女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清代前中期的江南农民经济的特点等角度，对小农经济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分析，由此得出了一些与流行观点相异的结论，证实了明清江南小农经济这种经济形式并未阻碍经济发展，从而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生态环境、人口及各种生产要素、经营方式等变化所导致的经济变化，最终体现为农民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因此，农民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也成为衡量经济变化的关键性指标。依照传统的观点，到了明清（特别是清代前中期），江南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不仅在农业中，而且在农村工业中，都已经停滞甚至下降，结果是农业和农村工业都出现“过密化”。但是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本书所收的第九、十两篇论文对明清江南农业和最重要的农村工业棉纺织业，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的结论与传统的观点大相径庭：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非但没有停滞或下降，相反比过去倒有明显的上升。至于江南农村棉纺织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在明清时期提高更为显著，所达到的水平之高，在19世纪以前的世界上一直名列榜首。

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主要结果，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以往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对于城市及市镇（特别是后者）的研究一向是一个重点。但是诸如“什么是城市”、“近代以前中国的不同城市类型”等基本概念，却一直含混不清，使得进一步的探讨难以进行。本书所收的第十一篇论文以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城为对象，对明清江南城市的范围与特点、“城市”与“市镇”之间的关系、城市的类型、城市的功能、城市变化的方式、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从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并指出苏州的发展代表了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方向。

因此，本书所收各篇论文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13至19世纪中叶江南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各篇论文中，我都对以往流行的一些重要共识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新见，而把这些论文放在一起来读，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观察江南经济的变化情况，加深对所讨论问题的印象，而且更可使人对学坛以往的各种共识作出进一步的思考，看看这些共识是否真正符合中国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