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补版序

本书首版于2003年由三联书店刊出，到今天不觉已过去十八年了。多蒙商务印书馆朱绛先生厚爱，希望将此书再版。一方面是朱先生盛意难拂，另一方面是如今还有读者愿意读此书，因此欣然同意了朱先生的提议。

过去的十八年，我依然工作在江南经济史领域中。随着学识的增长，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为了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的“多视角”问题，我从2003年以后刊出的论著中选取了三篇文章，加入本书。关于这三篇文章以及之所以选取它们的原因，容我在这里简单说明一下：

1.《大分流之前？——对19世纪初期江南经济与尼德兰经济的比较》

本文原文系英文，刊于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72，No.4（December 2012）。本文另外一位作者扬·路易腾·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是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经济史学家，斯宾诺莎奖（Spinoza Prize，荷兰科学界的最高荣誉）获得者，合作撰写此文时任国际经济史学会会长。本文的初稿曾提交2010年“亚洲经济史会议”（北京），Lauren Brandt，Stephen Broadberry，Debin Ma，Thomas Rawski，Jean-Laurent Rosenthal和斋藤修等学者对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批评与建议。晚近又蒙张天虹教授和周琳教授译为中文，发表于《清史研究》2020年第6期。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历史研究中进行国际比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个道理，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就江南经济史而言，如果没有比较，甚至连江南是“贫”还是“富”这样最起码的问题，都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而要作正确的比较，就要选取具有可比性的比较对象，采用合适的比较方法。我在拙著《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讨论。本文是以该书和范·赞登及其合作者的Dutch GNP and Its Components，1800—1913为基础写成的，是一个国际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实例。选取这篇文章，目的就是让读者更具体地了解如何在经济史研究中进行正确的国际比较，从而为江南经济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2.《“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

本文原刊于《清华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有一句名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他又说：“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更认为历史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历史学家的作用既不是热爱过去，也不是使自己从过去中解脱出来，而是作为理解现在的关键来把握过去，体验过去。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呢？诺斯（Douglas North）的一段话点明了个中奥妙：“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波普尔（Karl Popper）更是简明扼要地强调：“未来是由历史条件预先注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无双的伟大经济成就，以至于柏金斯（Dwight Perkins）将其称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而在中国各个地区中，江南又表现得最为出色，江南的经济起伏，可以说是“奇迹中的奇迹”。这个“奇迹中的奇迹”之所以发生，是以江南经济长期历史发展为基础的，正如诗人歌德所言：“我认为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事全部隐藏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本文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从而展示了又一种观察江南经济史的新视角。

3.《“壶里乾坤大”：江南史研究长盛不衰的原因初探》

本文曾发表于张海英主编的《明清史评论》第二辑，中华书局2019年出版。

本文是我治史的一点体会。我从事江南经济史研究已四十余年，而始终乐此不疲。为什么江南经济史会使我如此着迷？因为我在其中感受到了创新所带来的无穷乐趣。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其《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Mass Flourishing：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Challenge，and Change）一书中指出：“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深度和广度。”创新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史学的生命力也在于不断创新。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说：“我们希望继续存在和发展。静止等于死亡。”为什么静止等于死亡？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说：“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重写历史，因为每个时代都会产生新问题，探求新答案。”希尔（Christopher Hill）也说：“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身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改变了，每一代人都会提出关于过去新的问题，发现对过去都有一种新的同情，这是和他们的先辈所不同的。”有新问题，就需要新思维、新方法和新视角。

江南史研究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不断创新的领域。在江南经济史研究中，什么是创新？怎么创新？本文提出了一些看法，以供读者们参考。

关于这个增补版，有一些技术性的说明，兹陈如下：

1.常言道：“作品只要发表之后，就不属于作者本人了。”本书初版刊出多年，一些读者对收入的文章已经颇为熟悉，因此此处重版时，仅就朱绛先生审稿时发现的文字错讹之处进行了更正，此外一切保持原貌。新收入的《“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和《“壶里乾坤大”：江南史研究长盛不衰的原因初探》二文也是如此，保持发表时的原样，未作改动。只有《大分流之前？——对19世纪初期江南经济与尼德兰经济的比较》一文比较特殊。此文原用英文写出，行文也是适应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收入本书时，为了方便中文读者，我对译稿做了一些小改动。例如，由于本书对“江南”的地理范围已有明确的定义，因此英文原文中的“长江三角洲”一律改为“江南”，以便和本书其他部分的表述一致。英文原文中有一些注释，现做了删节，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必要的注释。英文原文之后有一个详细的征引文献目录，现都移到本书最后的征引文献目录中。

2.本书初版中的附录《“江南地区”之界定》，现改为正文的第一章，以便使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一开始就清楚我所说的“江南”到底是什么。恩格斯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西方客观主义史学之父兰克（Leopold von Ranke）更是明确指出：“这里涉及的事实，是一种准确的审核，要能够说明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离开了一定的时空范围，也就不成其为史学研究了。

3.本书增补版责任编辑朱绛先生和初版的责任编辑孙晓林女士为此书的审核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在此深表谢忱。

最后，我再回到本书书名的“多视角”问题上。历史本是一个不规则的多面体，需要我们从不同的方面去观察认识，这就需要我们具有多种视角。有一些视角是传统史学没有的，对于史学家来说是需要学习和掌握的新事物。有了新的视角，才能看到历史的更多方面，正如顾颉刚先生一个世纪之前所说的那样：“现在用了新的眼光去看，真不知道可以开辟出多少新天地来，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新的工作可做。……有了一种新的眼光再去看书时，就满目是新材料了。”

采用多视角看历史是认识过去的重要手段。克里吉（Eric Kerridge）说：“经济史是从通史或总体史中抽取出来的，而农业史、工业史、商业史等又是从经济史中抽取出来的。这种专门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集中思考总体史的某一具体方面，以揭示整体的发展。……只有整合的历史才能使我们穿越现时，看到那已逝去的我们不熟悉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对那个已逝世界的知识，与当今世界做出对比，从而加深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家最伟大、最崇高的目标。”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史学家扩大自己研究视野，采用多视角来看历史。而要获得多视角，不仅需要不同领域的史学家之间的广泛交流，而且也要求史学家关心当代为史学研究提出的问题，积极回应这些问题。前面提到的费尔普斯说道：“一个人如果经常去了解他所在的社会或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产生的新思想，他产生新创意的能力也会大幅提高。反之，被隔绝起来的个人或许能在某些时点上突然产生一些创意，但此后就少有了。经济学家兼小说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用鲁滨孙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不能从社会中获取灵感，一个人能产生的思想少得可怜。”

说了这许多，就此而止吧。总而言之，我衷心希望本书的读者和我一起，努力获取新知识、新方法和新问题意识，力求用多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历史，从而把江南经济史研究推向更高的高度。

李伯重

2021年6月27日于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