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诠释的书写形态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文化”始终备受关切。不过究竟“文化是什么”或“什么是文化”，迄今为止，学界也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对此本书后文还有详细论证。在这里需要先引述英国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ns）所理解的“文化”。他认为要完整地理解“文化”的内涵，至少要把握三层含义：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义，也即“就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其次是“文献式”文化定义，也即“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最后是“社会性”定义，也即“文化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注9。就此而言，孕育于中国并形成其“思想和经验”结晶的中医，以及作为“知性和想象作品”的《黄帝内经》也必然成为我们今天进行“文化研究”的选择对象。

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强调事物并育并行、内外协调、致和守中的“中和”思想，既是其重要理论支点，也是其价值旨归。诚如学界所言，如《周易》的天人、阴阳、象数、变易思想；儒家的仁爱、中庸、礼治思想；道家的道法自然、反者道之动、精气学说等均蕴含着一定的“中和”思维与文化精神。那么，这种文化精神和传统中医，以及中医之典范《黄帝内经》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这种关联性又凸显着中医文化的什么特质？这种关联性和特质，对于我们今天发扬传统文化、继承中医学理，发展现代医学事业有什么帮助或借鉴意义？这是本书在后续行文中拟研究的几个问题。

文化研究是一个十分困难和复杂的过程。对于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和经验”的文化阐释更是如此。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既博大又会通的，必须对其内涵和外延做出合理的规定；同时，文化又都具有历史与时代的印记，因此对于文化的研究，应该把握如钱穆所说“推寻与会通”和“入与出”的学问之道，努力达到“相杂交错，头头是道，而后可以有所入、有所得，而后可以有所化、有所出”注10的理想境界。由是，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应从历史与现实、本质与现象、理念与方法、形态与精神等不同视域，以不同方法来进行研究。由这些视域、方法出发，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持续解读与阐释、反思与追问，以期挖掘和探寻其意义框架下的内涵、实质与理性，为不同民族、国家、地域的人们提供和谐共生、相依相伴的精神家园。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文化的会通与互鉴正在成为一种趋势，成为人们理解和把握现实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的有效思想工具。

对于《黄帝内经》“中和”文化精神的研究也理应如此。在思考和探讨的过程中，既要采取“历史分析”的方法，也要采取“文化诠释”的方法，以此自觉地寻求一种更为理性的模式，将“中国传统文化融贯观照”与“中西文化相互映射”内在地统一起来，将“以西释中”与“以中释中”结合起来，采取纵横结合的方法，不仅“照着讲”而且“接着讲”，通过全面解读与发掘，从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理性认识中医文化精神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及内在价值，不断彰显其致和守中的中国文化精神之根。

本书所论中医文化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映照下基于《黄帝内经》医学“中和观”所反映的天人合一、生命关怀、生生不息、和谐统一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诚然，《黄帝内经》没有明确提出“中和”的概念，其理论阐述用语也常常使用“和”而较少使用“中”。但是，其关于理、法、方、药的很多论述均涉及了“中和”思想。如常使用“和”“合”“和合”“平”“平衡”“调和”“过”“不及”“常”“恒”“适度”“有节”“慎”“权衡”“损益”“逆顺”“胜复”“揆度”“奇恒”“相生相胜”“乘克制化”等等。其思想内涵始终围绕着“中”这一基点与主线，“中”是原则，“和”是目标、结果与手段，在每一个“和”的背后都有着“中”这一标尺，“和”的过程、状态都是“中”。因此，在理论阐发的过程中，不能局限于字眼与语词，而是更加注重对其精神本质的分析与建构，“通过对它背后的逻辑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了解，可以增强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注11，从而在越来越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中，深化人们对于中医文化的理解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