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西关记忆

2019年7月14日，小时候在西关附近的师范附小六年四班的十几位老同学，在分别53年之后，相聚在一起，欢声笑语中，唤醒了沉睡半个多世纪的记忆，着实让人感慨万千。

一

前几天，兄弟们和大姐一起商量，在母亲百岁冥寿之时，回乡团聚，祭奠父母。计算好时间，大概还有一点时间，通过微信，约好和中学同学聚一聚。期间，中学和小学都是我的同学的秀琴说，她和小学同学前几天刚刚聚过。我一听，就急了。因为从1966年夏天小学毕业之后，我和小学同学除了极少数后来在中学一个班的几位之外，其他的同学都没有见过。过了半个多世纪了，心里很想见上一见，畅谈一下。

前几年，在偶然的机会，小学同学阿艳给我打电话，问我记不记得她。我说怎么能不记得呢？你不是总要跟我争第一的吗？她的家在福建泉州，后来我到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时，约好在福建师大见面。见面之后，才发现根本无法跟50年前在我记忆中的那个阿艳相联系，心里感慨万千。是啊！岁月催人老，十三四岁的孩子，和今天60岁的男女，怎么会是一样的呢？阿艳问我其他同学的消息，我说绝大多数同学跟我没有联系，我无法告知。她很遗憾，嘱咐我想办法联系上老同学，能让她通过与老同学建立联系，以解乡愁。

我跟秀琴说，有多少人啊？怎么联系啊？等等。她说，有一个老同学群。我说，你把我拉进来吧。她说，她不会。我说，你太笨了，就教了她具体方法，很快就把我拉了进来，接着，就看到了一个、一个在记忆中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熟悉名字。待到秀琴把聚会的照片发给我的时候，才发现，照片里的人似乎都是陌生人，只有名字还是熟悉的。

我在群里说，我最近要回老家，如果有机会可以聚一下，因为只有半天的时间，因此，晚上是否可以晚一点，也要聚一下好。结果，同学们反应热烈，一致同意。接下来，就安排好了，在与中学同学聚会之后，接下来，就进行小学同学的聚会。

说完这些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算起来还有两天，50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就要见面了，心情真的有些激动。后来洪德说，那天晚上到了下半夜，他也没有睡着。问他为什么，他说心里激动呗，因为50多年来，他一直都在想念着我。

二

乘坐14日上午的航班回到家乡，祭奠完母亲和父亲，兄弟姐妹、嫂嫂弟妹以及侄孙子女、侄外孙子女将近20人聚在一起，吃了一顿大团圆的饭。下午，赶到白鸡腰子，跟中学同学在山沟里、溪水旁吃了顿农家烧烤。中学的同学理解我晚上的活动，早早结束了晚饭，我和秀琴回到市里，赶往晓荷塘饭店。

进了饭店最大的包房，已经坐了八九个人了。看到我俩进来，大家都站起来迎接。我赶上前去，跟同学一一握手。但是，仔细打量，却不敢叫上名字。一位同学问我：“怎么样？还能记住名字吗？”我摇着头说，不行啊，名字和形象是真的对不上号了。

“我是中颖！”中颖上来抓住我的手，我赶紧握着，一时有些激动。中颖是班里的文艺委员，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我们在一段时间里还是同桌，关系是相当的好，甚至还有一点点小小的“绯闻”。我俩抱了一下，其他同学一阵起哄。

被拉过来的是新春。同学问我，这个你认出来了吗？我摇摇头，疑惑起来。咳！你在群里不是说新春最聪明吗？这就是她啊！我再仔细看看，眉宇间的神态似乎还是看得出这就是新春。她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脑袋极其聪明。我说，新春啊！如果不是“文革”，凭着你的脑袋瓜儿，绝对是大学的教授啊！

玉琴挤了过来，问我知不知道她是谁。我使劲地想着，不敢说。她说：“我是玉琴啊！”“啊！我知道了。”我说，“你不是跟中颖和新春都住在一个胡同里边吗？”“对呀！”她说。我说：“你不就是一个假小子吗？”“那是当然的。”她坦然承认。

玉琴拉过来凤兰，问我能不能想起来这位是谁。我说：“我不敢认了。”玉琴说：“她不就是你对面胡同里的凤兰吗？”“是啊！我就是凤兰。”凤兰跟我说。我说：“我想起来了，你就住在我们对面的胡同里，我们都使用一个公共厕所的，对吧？”“对呀！对呀！”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这样的同学关系和邻居关系，还真的比较少见，可见我们当时城市的落后状况。

月秋站在身边，一直没有说话，这时候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不上来。月秋鼻子哼了一下：“想必你是记不得我了。是周月秋，在客运站边上住的。”我想起来了，是住在阿丽附近的，在1965年学习雷锋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客运站帮助打扫卫生，护送老年人回家。月秋说：“那个活动就是我安排的。”有人说了一句，她爸爸是客运站的站长。然后大家就回忆起那时候学雷锋的各种活动。

其实，我最记不起来的，是丽君了。她问我记不记得她，我说记得名字，但是看不出来你就是丽君。她说：“我就在棉织厂那条路边上住啊。”我说：“对了，就跟阿玉住在附近。”她说：“就是啊。”我完全想起来了，她就是丽君。

最晚过来的女生是丽侠。她让我看看她是谁。我看了又看，还是想不起来。她一嘟嘴，说“我是丽侠。”我说：“不会吧，丽侠是班里最小的女生，你这一米六多的个子，怎么会是丽侠呢？”不过仔细看看眉眼，还真是能看出丽侠的影子。她就说：“是嘛！我后来就长高了！就不是那个排头的小女生了。”

秀琴我就不说了，我们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后来经常来往，是小学同学中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一个。

女生都说完了。我跟男同学走到一起。最先看到的就是可正。可正个子小，当时与丽侠都是排头兵。后来，丽侠长高了，但是，可正却一点没长似的，还是小个子，模样基本没有变。

可正身边的是洪德。他问我还认识不认识他。我说：“你是老边，你们家在东门外住，应该是煤厂子那附近。”“哈哈！你记得这么清楚！我们一起写作业，经常到你家去。”我说：“那是啊，我们最熟悉了。”他的父亲腿不好，在东门外修鞋，让别人穿上合适的鞋，健步如飞，特别值得尊重。

景志个子很高，肚子也比较宽阔，看着就是福相。他问我能不能认出来他。我说，不行。他说：“我是景志。”我说：“怎么可能？”“为什么？”“因为景志没有你这么威武雄壮。”“哈哈！后来我就变啦。”丽君说：“我俩是同桌，原来景志挺窝囊的，经常哭，我就打他，掐他。”景志说：“都是让你给打笨了，连中学都没有念完，就去工作了，挺没有文化的，就怨你。”景志和我是一个学习小组的，经常在我家写作业，我妈挺喜欢他，对他很好。

少纯我好像还能认得出来，样子没有大变。只有一点，他说，过去他比我高，现在好像我比他高。他家住在城后的环城街上，我们当年是经常在一起的，也是经常到我家，我妈、我爸都跟他熟。

守俊最后走过来，他说：“你是好学生，我是坏学生，不过我们还是很好的。”我说：“你怎么可能是守俊呢？他不是这样子的。”他说：“前些年，我大病一场，植物人一年多，后来真的缓过来了，就好了。”我特别惊讶，有感于他的幸运。

就坐后，我介绍了我的情况。大家一起感慨着，边喝边聊。

三

其实，我们这个班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老家西关生活着，我们的学校就在西关的西边。

我们老家通化原来是一座不大的小城，有三个城门，东边有东门，西边就是西关，南边是南关，北边没有门。东关、西关和南关交界的地方，就是县衙门。我小的时候，经常去县衙门那里去玩，是制鞋厂的厂址。大门是原来衙门的门，两边是两个石狮子，一个嘴里有球，另一个脚下踩着一个小狮子，小狮子与母亲纠缠着。我经常去摸狮子嘴里的球，狮子和它嘴里的球，都亮闪闪的，磨的，用术语说，是包浆了。

老家的城由于没有北关，衙门后边就是城墙，因此，少纯他们家住的地方就叫城后。我小时候还真的看到过残断的一小段城墙。据说城墙是土堆的，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盖干打垒的房子，就是拆了城墙的土，盖的房子。好端端的文物，就都毁了。不过，那些文物无论如何也保持不到今天。

东关、西关和南关都是有城楼的。不过，我没有看到过，早就拆了。我是在后来的老照片上看到了家乡原来的城楼，真的是很好看的。

我小的时候，西关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向东是民主路，向西是通往红星电影院的路，想不起来叫什么路了。向南是通往棉织厂的路，我们都叫棉织厂路，在伪满的时候是叫窑子街（念gai）的。向北，是文化街，一直通往小北沟。文化街是市场，就叫文化市场，很热闹，到处都是摊位，熙熙攘攘，充满生活气息。

我在西关一直住到18岁开始的时候，接着就下乡了，就当兵了。从当兵回来后，又在西关住了一年多，搬到地直机关的家属宿舍，离开了西关。

以西关为中心，小学的大多数同学都在附近住。中颖、新春和玉琴，好像还有庆华，住在红星电影院街北边的胡同里。守俊、炳连和忠鑫住在这条路的南边，靠近西关。丽君、阿玉在南边的街上住，少纯向北，拐一个弯，就到了城后他的家；再向北，就进了小北沟，里面住的是迎春和福香，她俩都是个子高高的。西关向东，是我和凤兰，还有宝富，再向东，就是景志、兆菊、洪德。可正是在通往南关的路边胡同里住。

看到一个一个的同学，回想着每一个人住的位置，以西关为中心，把每一个同学都串了起来，因而，西关这个概念，使重逢的老同学一下子就都回忆起来了。尽管有半个世纪的分别，似乎又没有那么远的距离。过去十三四岁的少年，今天都是花甲老人——岁月就是这么不留情。

四

我们小学的这个班，其实是挺不容易的。1960年一开学，我们的民主路小学就改为九年一贯制的学制，上来的语文第一课，就是：“开学了，开学了，妈妈送我上学校。打开书本细细瞧，共产主义风光好。”不过，这个瞧，可不是在我们班里瞧的，而是在别人的班里瞧的。原因是，一开学，我们这个班的班主任就不能上班，学校也没有办法安排新班主任，我们从第一天入学，就被分成几个组，每个组七八个人，分别到别人的班级寄读了，一下子就是一年。说起来，这是学校的严重不负责任，要是在今天，早就去告他们了。可是那个时候，家长也不管这些，我们就成了没有人管的寄读生。

第二年，终于好了，宁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好好地念了一年书，我被选为班长，一直当到小学毕业。就在三年级开学的时候，我们班被叫到一起，站好队，校长宣布我们要到隆发小学去念书了，原因是，我们招生的时候不是九年一贯制的，隆发小学是十年一贯制，比较适合我们。到了隆发小学，孙淑蕊老师对我非常好，让我戴上了三道杠，除了批评我上课爱讲话以外，其他的都说我好。不过，好日子不长，大概一个多月，还是因为我们的学制问题，认为在隆发小学读书不适合，结果整个班又被分到师范附小。因祸得福，自此，我们到了全市条件最好的小学读书，因为师范附小原来是老的师范学校的校舍，是暖气楼，后来师范学校升格为师专，搬到了山上的新校舍，这里就成了师范附小了。

在师范附小，三年级和四年级在河西的平房校舍，条件比较差一点，五年级和六年级，就搬进了暖气楼，最后成了六年四班，是学校最了不起的班级。在这里，一直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我们毕业了，却没有及时升进中学，在革命的浪潮中，围绕着西关，游荡在市区的各个角落。

五

回北京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思考我们这一批人，思考我们这一批已经步入老年的人。

回到家里，清晨，沿着小区花园的甬道散步，低头看到甬道边上的矮石墙的根部，挤挤压压，长着一些小草，虽然是从底部石缝中长出来的，却也顽强地伸出叶片，迎着清晨的阳光。我一时倒有些恍惚，不知道这是小草，还是我们的人生。

仔细回顾起来，我的这些小学同学，乃至中学同学，哪一个不是鲜活的精灵？哪一个不是充满理想的才子？可是，我们这一辈人，哪一个是顺顺利利走过来的呢？运动、失学、插队、计划生育、下岗、失业……，哪一样都是一块又一块的巨石。在这些巨石下面的小草们，在沉重的覆压之下，还都能挣扎着活过来，真的是十分庆幸。我们都老了，都成为老草了！看着每一个人脸上的皱纹，在每一条皱纹的间隙中，都写着大半生的心酸和搏斗。

但愿我们今后的日子里，每一棵小草们都能够健康地活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