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伊斯坦布尔，康有为见证了一场正在发生的变革。这位60岁的哲学家和改革家因为政治主张逃出中国，四处游历。1908年夏季，他进入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地带，身处骚乱之中。此时流言四起，称俄国和英国接管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领地的一部分——马其顿。奥斯曼军队中的一部分人将此看作政府缺陷的进一步证据，便发动起义，希望建立议会。他们甚至还打算恢复帝国第一部成文宪法，这部法律于1876年实施，但很快就被废除。1908年7月27日，康有为抵达伊斯坦布尔，正是在这一天，军队的起义者成功了，正式恢复了宪法。他穿过这座拥挤的城市，尽管语言不通，但仍能感受到人们的兴奋之情，他看到“星月旗高悬，民欢饮击鼓，载歌载舞。万民高呼万岁，昼夜不止，大街小巷、园林内外，概莫如是……令人瞠目”。随后他记录了起义领袖最后通牒的精髓：“彼等皆下跪敬告苏丹，‘万国皆有宪法，唯土耳其先宣而后废，万民因此不悦。军心已变矣’。”[1]

这一幕解释了本书的核心主题。军人在这场宪政危机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事实上，这场危机由外国入侵的威胁和对其的担忧所促发；其中也有康有为自己的态度。作为渴望在中国实现宪法变革的政治家，他依然认为有必要密切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实验与政治思想。他最为喜爱的私章上镌刻着“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2]和本书中介绍的其他活动家一样（但更为极端），康有为意识到，要想制定一部成功的宪法，仅靠一个单独的国家反省当然是不够的，必须借鉴和学习其他国家。这种立场到了20世纪初期已变成常态。

不过，在康有为的记录中，军队起义者驳倒奥斯曼苏丹的论据最为惊人。正如他所说，军人们坚称，“军心”（即便在帝国普通士兵之中）已经“变矣”。他们还有一个断言更引人注目，那就是现在（1908年）“万国皆有宪法”。这些说法在相当程度上是正确的。从18世纪中期起，新的成文宪法已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传播到各国和各大洲，这有助于形成和改造多种政治体系与法律体系，也改变和瓦解了思维模式、文化习惯与大众的期望。

当然，政府规章汇编绝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它们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早在公元前7世纪，一些古希腊城邦就颁布了此类法律文本。而在多个不同的社会中，成文法典出现的时间还更早。公元前1750年之前，刻有《汉谟拉比法典》的石板就已存在；汉谟拉比是美索不达米亚（位于今中东地区）的统治者。但这些古代法律文本通常是单一制定者或君王的手笔，多数法律都更加注重制定规则约束臣民行为，对破坏规则者实施可怕的惩罚，而疏于限制当权者的行为或规定个人权利。而且，大部分早期法典和法律汇编都未大量复制，也不考虑广泛的受众。即使有些国家开始将法律文本抄写在羊皮纸和纸张上，一些地区印刷业和识字率有所发展，严格限制法典流通的情况也依然在延续。1759年，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还抱怨，即便约翰国王的《大宪章》是一部著名宪章，且在五个世纪前就已出现，但长期以来依然缺失“完整、正确的抄本”。[3]

不过，布莱克斯通急躁的抱怨说明，到这一阶段，情况有了变化。从18世纪50年代起，旨在约束政府行为、承诺各种权利的标志性文本和单一文件广泛传布，日益增多，地位也越发显要，在一些特别受到战争破坏的国家（如瑞典），这种现象出现得更早。此后，这类文件呈指数式增长，如同接连的波涛越过重重国界。一战后，新宪法数量激增，二战之后还更多，奠定了未来的基础。到1914年，这种立法手段在南极洲以外的世界各大洲还在发挥影响。此外，正如康有为对伊斯坦布尔青年土耳其革命的叙述所言，成文宪法也被普遍视为国家实现现代化或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本书研究和讲述的，就是全球的这些变革，以及它们与变动的战争和暴力形式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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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并不这样理解成文宪法的发展。因为人们往往从特定法律体系的视角去看待宪法发展，加上爱国主义热情，对宪法的分析通常只针对单独的国家。在这个层面，人们一直认为宪法是一种逐步跨越海陆边界蔓延的政治文件类型，这种蔓延大体上归功于革命的影响，而非战争。特别是，人们将成文宪法的出现归功于1776年后美国革命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史诗般的革命的冲击：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久以后催生的海地革命、19世纪第二个10年爆发于中南美洲西班牙及葡萄牙殖民地的起义。由于新宪法的出现与这些著名的革命紧密相关，人们往往以选择性的眼光看待新宪法的根本推动力，认为它们的起源和日渐盛行与共和主义崛起和君主制日渐式微是并行的，并将其与全球民族国家的不断兴起、民主制度不可阻挡的进步发展联系起来。[4]

大西洋沿岸发生的这些伟大变革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宪法文本和思想，仍然是本书诠释的重要内容。但如果认为宪法本质上与某些重大变革、共和主义思想、国家的建立和民主制度相关，就过于狭隘了，容易误导人。到1914年，成文宪法已成为各大洲的常态，可除了美洲国家，当时的大部分国家仍是君主国（包括一些最为开明的国家）。1914年，包括美洲在内，只有少数国家有全面的民主（即便到今天也是如此）；而在一战前夜，全球最强大的那些国家实际上也不是民族国家，而是陆地或者海洋帝国（也可能两者兼具）。

过多地以特定的经典革命的眼光去看待宪法，在另一方面也引起了误导。我们可能觉得革命比战争更有吸引力，更具建设性。但革命与战争这两种大众暴力表现形式之间的区别往往是不稳定的，并在1750年之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及后来的海地革命和南美革命，都是由跨大陆战争推动和加速的。由于更多的战争爆发，这些革命在思想、规模和后果上也有了进一步的革命性变化。[5]战争本身成了革命。而且，即使在1776年和美国宣布独立之前，战争与制宪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也变得日益重要和明显。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也是最持久的原因就是战争与跨边境暴力的地理范围、频率、强度和要求的增加。关于一些地区的详细信息仍然不完备，但当地所发生的情况似乎有清晰的大致轮廓。在世界的某些地区，18世纪初的武装冲突总次数可能有所下降，可正如马克斯·罗泽（Max Roser）、彼得·布雷克（Peter Brecke）等人的细致记录，1700年之后，全球范围内显然更经常爆发大规模战争。这种大规模战争频发的模式持续到了20世纪中期。[6]

所谓的“伞形战争”（umbrella war）变得更为频繁，也就是说，战斗冲突的发生率有所上升，如七年战争（1756—1763年）、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这类战争不仅在生命与金钱上的代价极大，而且扩展到不同地区的海上与陆上，在此过程中涵盖和加剧了各种局部冲突，从而变得更加危险、更具破坏力。[7]这些“伞形战争”传统的西式年份（我在上面介绍了一些）具有欺骗性，因为对于卷入战争的许多人来说，与此类公认年份相比，实际上战斗要么更早开始，要么持续得更久，或者两者兼有。18世纪起武装冲突的节奏越来越快，规模也日益扩大，促使军事技术逐步变得更加致命。就海战而言，这一点在17世纪50年代已变得更加明显。1800年特别是1850年之后，陆上战争的机械化水平也迅速提升，杀伤力也更强了。更频繁、更有弹性的大规模战争与更致命的作战方式的结合持续到了20世纪中期，到这个时期，推出成文宪法或以其为目的成了几乎所有地方的常态。

从某个层面上讲，战争模式的这些变化对制宪的影响是结构性的。现在，国家选择参与或被拖入超大规模战争的情况比以往更司空见惯，这些战争常常涉及大批海军和陆军部队，蔓延到多个大陆，（即便是次要和不情愿的参战国）在人员和金钱方面的代价也极大，使许多国家反复处在沉重的压力之下。结果是，一些政权被严重削弱而变得不稳定，其他一些政权则分崩离析甚至爆发内战和革命。在这些战争危机中出现的新政权越来越多地选择实验新的成文宪法，作为重新组织政府、宣称国家疆域、宣告和主张其国内国际地位的手段。

即使是在战争中取得了更大胜利、避免了崩溃或严重分裂的国家与政权，也发现有必要重组国内政府，提升地位水平。因此，对这些更具适应力的国家（不仅在西方）而言，颁布新的法律和政治文本的诱惑力也越来越大。起草和发布成文宪法成为各国政府合法化其全新制度的手段。宪法文本能够争取更广泛的支持，证明不断扩张的财政需求与人力需求的合理性。这正是成文宪法诱惑力的关键部分。

广泛印发的新宪法，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纸面上的交易。男性国民可能得到某些权利，包括选举权，作为接受更高税赋和征兵制度的补偿。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认识到的那样，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一战后，韦伯深陷祖国的宪政辩论之中，他向学生们讲述了多年扩张“军纪”的需求如何带来“民主制度的胜利”。他认为，不同的社会都“希望并被迫确保非贵族大众的支持，因而将武器和政治权利一起交到他们的手中”。[8]如果一个男人愿意听从统治者的命令开枪或者在军舰上服役（这些事从18世纪起变得越发必要），他就能够得到投票权和其他权利；这笔交易可以通过成文印刷宪法而生效，在成文印刷宪法中得到概述和宣传。

韦伯直截了当的分析提供了一些答案，解释了为何（尤其是1850年之后）除了欧美，亚洲、非洲部分国家颁布的宪法，在规定义务兵役制的同时，同样授予了全部或部分成年男性公民（只有男性公民）以选举权。这是战争规模加速扩大与宪法不断涌现之间密切联系的进一步结果。女性被认为没有能力服从“军纪”，因而一战爆发时，她们仍然被绝大多数宪法文本明确排除在积极公民之外。

暴力活动的升级在另一个重要方面也影响了宪法的传播与特质。从18世纪起，随着冲突的水平加速上升，规模加速扩大，帝国的竞争与征服活动也更加频繁。每个大陆（包括欧洲本身）都暴露在帝国入侵的高度威胁之下。传统上，人们将成文宪法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新国家的建立相联系，这只是事实的一部分；不可避免的是，帝国在宪法的构思与扩散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到1913年为止，世界上人口最多的12个政治管辖区中，有10个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帝国：英国、俄国、法国、德国、荷兰、哈布斯堡君主国、奥斯曼帝国、日本、意大利、美国。此时的美国拥有联合的大陆帝国，并且控制了东南亚菲律宾群岛。[9]

在此过程中，为了各自的利益，上述所有帝国（包括英国）都曾实验了成文宪法，为宪法的传播与多样化做出了贡献。不同帝国利用大量印发的官方文件合法化其统治，管理其军队和移民占据的领土。一些帝国颁布新宪法，压制和歧视那些阻碍其领土扩张的民族，尤其是非白人。在有些情况下，帝国当权者也会颁布新宪法，在其属地上尝试他们不愿在本土核心地区冒险的政治计划与社会计划。与此同时，处于守势的帝国（正如许多面对压力的民族国家）在19世纪之后越来越多地起草和实施新宪法，作为重塑国家的手段，希望——如康有为1908年在奥斯曼帝国首都所见——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保住臣民和领土。

然而，事情永远不是那么简单。就其本质而言，成文宪法是变化多端、极不稳定的政治技术。它们提出了诱人的承诺，其中的文字与条款将带来新的改良。新宪法提供（或者看起来提供）了良性、令人兴奋的转变的前景。因此，促使1750年后宪法传播与吸引力扩大的因素，远不仅仅是压力沉重的政治家和国家、野心勃勃的帝国自上而下的反应。其他势力与游说团体也受到宪法这一政治文件类型的强烈吸引，逐步参与其制定过程；而战争与暴力模式的变化又一次在这方面起了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战争和侵略规模扩大造成的负担、破坏、危险，导致政治精英逐步将注意力转向新宪法，也能鼓动有时甚至激发下层民众——被统治者和属民。不断发生的战争耗尽了资金，还索求更多，损耗越来越多的士兵、水手、平民的生命，往往损害人们的生计，并一次次破坏贸易和社会的正常运转。这一切都促使人们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审视和讨论权力结构，并激起人们的愤怒和憎恨。反过来，这可能（也确实）引发了下层民众要求在新的或修订的宪法中增加权利。

出于同样的理由，以西方为主的帝国主义扩张规模膨胀，导致西方以外处于西方武力威胁之下的国家实验防御性的独特宪法。到19世纪第二个10年，这种趋势在一些地区已变得显而易见，不过不一定陷入对西方政治法律的思想和万能妙药的亦步亦趋。相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通过采用和修改成文宪法，西方之外的一些国家和民族面对西方强权的压力，能够做出调整并有望强化其政府与防御体系。宪法为它们提供了机会，使之在纸面上宣告自身是能够独立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因而并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目标。宪法还为它们提供了机会，可以推进对国家、民族、现代化的不同诠释。

1750年之后成文宪法日益普及，不应该将这种现象仅仅视为自由和民族主义思想与方法从大西洋两岸不可阻挡地向外传播的简单案例。借用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对启蒙运动（本书也将介绍）的诠释，宪法的全球传播这种变化是“许多不同行动者的成就”。这些“行动者”往往是“受到地缘政治与力量分布不平衡影响”的人。他们的理念和行动往往也“源于厚望和乌托邦式的期望”。但宪法的制定者和倡导者同样几乎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威胁和暴力”的影响。[10]

因此，密切关注不同时期、多个地区起草的宪法的条款和措辞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发现、确定、剖析其中涉及的各种愿景与思想。所以，本书大量援引了多部宪法的文本，它们最初是以不同语言起草的，来自全球六个大陆。我也一直专注于一些宪法制定者及相关活动家的思想、个性、行为，那些人（在1914年之前主要是但并不总是男性）往往痴迷于暴力、枪炮、舰船，但也运用手中的笔进行研究。

因为制宪活动与战争和暴力活动紧密相连，本书中这些写作者和思考者不一定符合你的期望。君王、政治家、法学家、政治理论家当然常常会出现，但陆海军军官和帝国官员、曾经的奴隶、银行家、教士、医生、知识分子、记者以及各种类型的文化人士也可能出现。由于我的意图是跟踪和分析不同时代与地区的态度和策略的变化，所以我不仅关注宪法的官方制定者，还关注民间行动者，他们参与此类文件的起草，可能是因为渴望或野心，也可能是希望推进特定政治、知识、社会议程，或者仅仅是痴迷于写作和文字。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宪法往往被人划分出来，被当作有别于其他写作与创造性活动的单独类型。但本书中出现的许多宪法起草者、思想家、拥护者也参与其他的文学及文化活动，从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到加尔各答的拉姆·莫汉·罗伊，再到委内瑞拉和智利的安德烈斯·贝略、日本的伊藤博文、塔希提的波马雷二世、塞拉利昂的詹姆斯·阿弗里卡纳斯·比尔·霍顿，都是如此。我们最先提到的康有为，除了研究和编制宪法，还痴迷并擅长书法。[11]

而且，在战争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之下，1750年之后的这段时期既见证了成文宪法的创制与接受方面的关键进展，也见证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识字教育的加速扩散、印刷品的激增和传播、报纸数量的大增、无数新书面语的发明、翻译活动的频次增加以及小说的越发流行，这绝非巧合。毕竟，宪法和小说一样，关心的是创作和讲述国家及民族的故事。这些文件的意义超出了文本本身，也超出了法律与政治的范畴，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它们需要重新评价和重新发现，需要跨越国界的限制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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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跨越大洋与陆地疆界的有关宪法的创制、辩论、后果，直到今天仍在影响着国界、政治、思维模式，没有一本书，当然也没有一位作者，能够涵盖这一非凡的研究领域。对于这些发展阶段，可以也应该写下许多不同的历史作品。我的策略是专注于一系列重要主题和标志性的紧要关头，它们影响着新宪法与各种各样的战争和侵略行动反复的纠缠联系，并从这种联系中浮现。接下来的每个章节按照粗略的时代顺序，围绕一个重要的主题和节点展开。在每一章的开头，我都将追忆特定地区宪法创制的特殊情节，然后探索该主题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的更广泛影响。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我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涉足这个主题的。我出生于英国，它与新西兰和以色列一样，是世界上罕见的没有法典化宪法的国家。①20世纪末，我移居美国并在那里工作，该国将成文宪法变成了一种信仰，因此在政治和其他许多方面，这种经验都让人印象深刻。这也唤起了我的好奇心，因为在我出生的国家，宪法文件显得非常奇特。我的立场超然，不过我也想要更好地理解这些文件。历史学家们没有以更具雄心的方式，将它们放在全球背景下做不同的研究，这令我大惑不解。本书就源于这些早期的好奇与疑问。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已成为成文宪法的皈依者，或者至少是它坦率的朋友。宪法始终是不可靠的人类脆弱的纸面作品，不管存在于何时何地，只有政治家、法庭、广大民众能够去关注，且愿意投入精力思考，在必要时加以修订并实施，它们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宪法也显然不是一种清白的手段。从一开始，成文宪法在限制权力的同时，也在授予种种权力，这一点之后将变得显而易见。

但我相信，宪法仍然可以有多种用途。我也相信，宪法发展与传播的方式仍继续影响着全球的思想与政治，曾帮助宪法机制运作并吸引人们注意和参与的一些力量，现已削弱并面临日益增长的压力。然而，这是本书最后要谈及的问题。现在，我们所要做的是回到18世纪的地中海，开始我们的讨论。

注释

[1]Giray Fidan, ‘The Turk Travelogue: Kang Youwei’s Journey to the Ottoman Empire’, Bilig 76 (2016), 227–243. 奥斯曼的背景资料参见Erik Jan Zürcher, ‘The Young Turk Revolution: Comparisons and Connection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55 (2019), 481–498。

[2]Aida Yuen Wong, The Other Kang Youwei: Calligrapher, Art Activist, and Aesthetic Reformer in Modern China (Leiden, 2016), 86.

[3]William Blackstone, The Great Charter and Charter of the Forest (Oxford, 1759), i.

[4]这一论题的经典解释参见R. 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2 vols., Princeton, NJ, 1959–1964)。这部著作的影响力经久不息，在如下书的引言中依然可见其影响：David Armitage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The Age of Revolutions in Global Contexts, c.1760–1840 (New York, 2010)。

[5]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1979), 186.

[6]Max Roser et al, ‘Global deaths in conflicts since the year 1400’, in Max Roser (2020) ‘War and Peace’. Published online at OurWorldinData.org, Retrieved from https://ourworldindata.org/war-and-peace, consulted in 2019.我很感谢罗泽教授允许我重现这一图表。

[7]“伞形战争”这一概念归功于杰里米·布莱克教授。

[8]Quoted from the book of these lectures: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trans. Frank H. Knight (London, 1927), 325.

[9]Jürgen Osterhamm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NJ, 2014), 118–119.美国进军海外帝国及其更广泛的背景，参见G. Hopkins, American Empire: A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NJ, 2018)。

[10]Sebastian Conrad, ‘Enlightenment in Global History: A Historiographical Critiqu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7 (2012), 999–1027, at 1027.

[11]See Wong, The Other Kang Youwei.

①英国内战时期的类似宪法的文件最终失效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