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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一生中，有两个人非常重要——司马光和王安石，这里先聊聊他们。

想当初，苏轼参加御试，司马光恰好任考官，自此苏轼和司马光之间就有了交往。

1066年，苏洵病故，司马光亲往吊唁，苏轼兄弟借此机会请他为母亲程氏写墓志铭，司马光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1069年，司马光推荐苏轼为谏官。为了让苏轼得到重用，司马光给宋神宗上疏，大加称赞，称苏轼“晓达时务，劲直敢言”。

王安石变法中，争议最大的部分是“免役法”和“青苗法”，因为实际执行时存在偏差，所以遭到了上到官员下至百姓的反对。

对于新法，司马光与苏轼的态度基本一致，尽管出发点并不完全一样，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两人在政治上站成了一条线，是旧党的核心人物。两人的关系在这段时间还算和睦，也比较聊得来。

只不过，苏轼是旧党中的革新派，一向“只站‘对’，不站‘队’”。

他认为新法中合理的部分应该保留，不能一棒子打死。比如，“青苗法”应只废除强摊硬派的执行部分，扶助百姓的贷款部分可以保留；而“免役法”应保留朝廷出钱雇人的部分。

可是，司马光将“砸缸精神”发挥到极致，认为新法体系的设计不健全，皆应废除。为此，苏轼与司马光的争执时常发生。

有一次两人的争论之激烈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单位吵完，苏轼回家后还气得直叫：“司马牛！司马牛！”

“司马牛”本是孔子的弟子，这里苏轼其实是在批评司马光，说他脾气如犟牛。

可不是，司马光犟，王安石倔，他们是中国改革史上一对著名的冤家。

就好像火星撞地球，针尖对麦芒。

1086年，司马光因病去世。苏轼写文哀悼：“呜呼！百世一人，千载一时。”

苏轼为司马光作祭文，沉痛之情溢于言表。

其实，即使有龃龉，也都是为了国家，哪有啥私人恩怨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