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崭新的世界

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我们要以一套怎样的分析框架来看待信息时代人人相连的社会经济与组织管理的发展？如今，俄乌冲突正在重塑世界政治格局，巴以冲突又点燃了中东的火药桶，特朗普2020年大选失败后不认输，“特粉”大闹美国国会大厦，导致美国民主制度面临两百年来最大的危机，他也面临诸多犯罪指控。但“特朗普现象”依然存在于美国，特朗普会不会“卷土重来未可知”，甚至“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更加盛行，美国的红蓝分裂愈演愈烈，美国优先竟成了民主党的对外经贸政策。此外，英国脱欧成功通过后，短短三个月里经历三任首相、四任财政大臣，成为这个议会民主发源地少见的政治动荡。

一方面，我们见证了社交网络取代主流媒体后，同类相聚，成见增强，信息茧房现象严重，以至于全球民粹主义[1]兴起，他们的所作所为代表民粹主义挑战着各国国内与国际秩序；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浪潮终于在法国两次大选后暂时得到遏制，马克龙的当选让欧盟的团结得以维系，他和德国前后两任总理默克尔与朔尔茨力抗美国优先政策，极力抗议美国的《芯片和科学法案》及《通胀削减法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然而，民粹主义四处流窜的时代，欧洲极右翼势力崛起，意大利先是五星运动党[2]夺得政权，现在又有意大利兄弟党的梅洛尼领导的政府。连给人印象平稳、重视社会福利的奥地利也出现了极右翼的自由党和人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瑞典极右翼政党成为第二大党，右翼政客当选首相。法国之前也不平静，“黄马甲”运动如火如荼，再次掀起欧盟内部的民粹主义浪潮，马克龙再次成为风暴中心。而就民粹主义浪潮中的街头运动来说，互联网能轻易动员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它们不再是有组织、有集体目的的社会运动，反而多中心式散点爆发，每个抗议者平常都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中，自怨自艾又自娱自乐，彼此难以理性协商。所以马克龙号召全法国举办大辩论，让大家以社区为单位展开沟通，他甚至进入各类社区参加辩论。全世界都在寻找新的治理机制，这或许不失为一个方法，当然，成效如何有待观察。面对信息时代的复杂社会，维持社会秩序与全球治理的原有答案好像都失灵了。当时西方世界似乎进入了马克龙与特朗普对决的关键时刻。

但一定会有人问，马克龙与特朗普真的那么重要吗？他们都是民粹主义浪潮的产物。特朗普就是美国民粹主义者推选出的，因而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没有从政经验的总统；马克龙也是在民粹主义浪潮中因法国两大党派都靠边站，才以39岁自组新党之姿入主爱丽舍宫。他们都只是历史的傀儡吗？他们分别是法国文化与美国文化面对民粹主义浪潮的必然产物吗？历史不是伟人创造的，恰好相反，历史有着自己前行的规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真是如此吗？

本书结尾处将提出问题：特朗普主义似乎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但他的种种主张是美国未来走向的答案吗？过去两百年的工业时代，美国在每一次社会经济大转型中都提出了自己的答案，而且这些答案往往变成全世界最有普适性的，这一次美国有好的答案吗？如今之势，真的很令人怀疑，那答案在哪里？我们要如何思考这些问题？本书试着提供一个视角，请读者思考这些问题。

从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主义出现，到德国极右翼势力崛起，一连串的事件使得已习惯全球化体制的人们瞠目结舌，也让其看到了一个新的社会正在诞生、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远的不说，至少这是30多年来最近一轮全球化的终结，包括很多原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落后经济体的全球化；中程来看，这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秩序的一次大调整；如果探究其更深远的意义，这可能是又一次全球性霸权的陨落与交接。

大航海时代之后，人类迎来了第一轮全球化，19世纪诞生了东西方连接后的第一个霸权国家——英国。19世纪末，英国面对德国霸权兴起的挑战，政治上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上则面对美国的挑战。英、美等国在资产泡沫“硬着陆”的经济大恐慌之后，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贸易保护引发了德国的经济危机、希特勒的崛起，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还是向美国交出了霸权。看看今天的美国，虽然赢了冷战，但在地缘政治上依旧面临俄罗斯的挑战，经济上则将中国的崛起视作威胁，这个场景是不是似曾相识？难怪特朗普高喊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希望回到20世纪50年代那个还没有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与反战运动，初次称霸全球的美国。

但“黑天鹅”事件不是偶发的单一事件，其背后一定有社会、经济与世界秩序的土壤，政治上初见端倪。除美国之外，荷兰、奥地利、日本、法国、意大利、德国与瑞典等都有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崛起，特朗普式的政治人物早已出现，人们为什么“不再理性”？也许，身处全球化中的我们只是习焉不察，当着温水中被煮的青蛙，直到有一天，惊见一连串“大黑天鹅”飞了出来。

几个事件中的部分细节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一是所有主流媒体，至少是“严肃的”主流媒体都被边缘化了。几乎所有美国主流媒体都反对特朗普，对他的负面评论不断。2016年大选前民调显示，大多数主流媒体预测特朗普当选的概率低于5%，最看好他的也只相信他有30%的概率当选。但特朗普越过了主流媒体，在推特与脸书的粉丝圈中直接宣传他的理念，加上他“网红”的气质、出位的言行和“不严肃地赚眼球”的策略，最后让所有建制内的人大跌眼镜。他的研究团队甚至在网上的大数据分析中，挖掘了一大群“沉默者”。这些人几乎在公众视野之外，却被特朗普挑动，重新活跃起来，这促使他在最后关头定下策略，到各个摇摆州“再放一把火”，从而赢得了这些人的选票，最终胜选。在这场大选中，新媒体尤其是社交网站把主流媒体边缘化了，这是我们不能不重视的一个新现象。

二是新的社会“失败者”的出现。这一群“失败者”和过去所谓的社会底层完全不一样，他们基本上是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过程中渐渐被边缘化的中产者。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到希腊、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一度40%～50%的青年失业，罢工抗议活动不断，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们看见了一群本该享受幸福生活的中产者变成了愤怒的抗议者。“占领华尔街”运动喊出的口号是“99%对抗1%”，其实准确地说是“90%对抗10%”。今天，美国前10%的人平均拥有400万美元的资产，占了美国60%多的财富；而后50%的人只占1%～2%的财富；中间的40%也不见得有多好，平均只有30万美元的资产，而且离中产阶层的美国梦（一个男人工作，足以养活全家，妻子照顾两个孩子，有一栋房子、两辆车子，当然还有一条狗）越来越远。夫妇两人忙碌经年，也难以保障这样的生活，更何况年轻的夫妇还在失业中。这是一个被全球化与信息化击败的群体。国际分工带来的低成本生产与信息化带来的自动化，使他们的劳动价值越来越低，他们只能靠越来越长的工时去维系最基本的“美国梦”，还往往求而不得。民主政治的基石是中产阶层，当中产阶层中的大多数不再是“中产”时，社会剧变就临近了。如今，人工智能时代来临，只有极少数人的工作是设计、管控、超越人工智能的，而更多人的劳动可能被信息化技术替代，信息技术的成本越来越低，这些人的劳动价值也将越来越低。未来可能不再是90%对抗10%，而是97%与3%之间的“断裂”。

三是社会分化严重。美国前10%的人是全球化与信息化产业精英，他们连同美国社会的底层成为民主党的支持者，而传统产业精英与逐渐失去美国梦的“中产”则成了共和党的支持者。这和美国一直以来的情况——共和党代表保守势力与精英阶层，民主党代表进步势力（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与环保运动）与草根阶层——完全不同。现在的美国，不但两党几乎反目，两党内的精英与大众其实也是不同调的。特朗普代表的极端保守力量与共和党建制派更是从大选前就开始分裂，特朗普几乎操控了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时的共和党提名，虽然这股力量铩羽而归，“特粉”的狂热却丝毫不减。民主党也同样分裂，年轻人支持的桑德斯势力也和民主党建制派貌合神离。美国社会大选前的激情分裂往往在大选后就会愈合，但这两次大选却不同，特朗普就职的第二天就有500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他连任失败后又有人闯入国会大厦。美国社会产生了严重分裂，而且多数先进经济体中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全球化与信息化带来的多元力量，形成了多样的利益团体，并导致了这些团体之间的分裂。社交网站与圈子文化更加深了同质信息在圈子内的传播，包括谣言与非理性的诉求，这带来圈子内强烈的认同，以及对圈子外强烈的排斥，社会处处是“断裂”。社会上多样的利益诉求团体的严重分裂，成为现今世界不稳定的关键因素。

这些现象造成了原有的全球治理方式失效。长期以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个治理典范涌现——集权的中央、福利国家和大政府；为了避免集权的危害，有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与货币权的分立和制衡，民主的选举，以及全球化带来的自由贸易和区域整合。这些成为过去70年维持全球秩序的“标准答案”。但近些年来，不但民主化进程在东欧、中东和北非遇到挫折，区域整合在欧盟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也受挫，连建立这套国际秩序的西方国家都在背离它。这些信号更加表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社会正在呼唤新的治理思维，不管是世界、国家还是企业、社群，都必须面对新形势、找出新治理方法。

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崭新的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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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对这个议题感兴趣，说起来有三段机缘。第一段机缘是我刚去美国求学时，学的是经济学，那时老师在课堂上讲，如果信息是完整而全面的，那么集中决策的计划经济与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会取得一样有效率的经济成果。当时国内正由于改革开放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辛辛苦苦地用一堆艰难数学模型推导出来的理论和事实明显不符，只因为理论的假设是不完整的。信息从来不是完整的，有的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有的是因为信息具有模糊性特征，还有的是因为人的注意力有限。信息因素之外，经济人也不是“理性”就能概括的，除此之外，人也有情感、认同与尊严等非理性的动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社会学系去听马克·格兰诺维特的课，听到社会网络理论，发觉信息因社会网络结构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流向、不同的流速，以及不同的流动过程。这些新知识让我大受启发，也让我开始了之后20多年对社会网络的持续研究，并以社会网络的角度研究了很多课题，包括组织管理、战略管理、风险投资、交易治理、社区建设，以及社会网络大数据分析等。社会网络研究中的个体网、整体网、动态网及复杂网分析，正是全面研究这张全球人际关系网的方法与工具。

当然，我对社会网络的研究兴趣也包括信息社会的发展。第二段机缘就要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了。那时我刚开始教书，教的正是信息社会的社会学与管理学，还有幸参与创建一个信息社会所。那时互联网开始兴起，电子商务大行其道，大批预言家预言：无纸时代到来了，人们将实现远程办公，所以人们会住在乡野中，大城市因此解体；互联网会打造更平等的社会，共享时代人们将紧密相连，权力去中心化，民主、自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好一派互联网带来的乌托邦景象。当时，曼纽尔·卡斯特刚刚写完其预测信息时代的三本巨作[3]，我也拿这三本书作为我授课用的教科书，里面很多观点都在21世纪一一应验。比如，他预测“城市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成为巨型城市”，今天我们的珠三角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及京津冀一体化，正好验证了这个预言。又比如，他预测“互联网并不会带来紧密的社会网络及更平等的权利，而是会产生很多圈子，认同的力量会崛起，甚至大圈子会形成相争的派系”，看看今天文明的冲突，以及宗教激进组织与恐怖组织在互联网上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得不佩服卡斯特。

为什么他预测得如此准确，被誉为信息时代的“马克思”？他掌握了什么秘密，能够直指信息时代的核心？让我从自己最推崇的《网络社会的崛起》这本书的书名说起。顾名思义，信息时代的特质就是网络社会，这是一个由全人类连接而成的网络结构，而不是像现代工业社会那样，是利用层级结构来管理“原子化”的个人。

“连接”，当然指的是社会性连接，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关系，而非物理性连接，这正是信息社会的本质。当80亿人连接起来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网络结构？由此思考，卡斯特便掌握了关键的分析工具。比如，虽然电子文件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人类的信息量却数十倍地增长，所以纸质文件不减反增，耗纸量只会增加。同样，电子化互动所占比重虽然越来越大，人类的互动量却数十倍地增长，所以面对面互动的需求不减反增，人们因此离不开群居模式，反而更向大城市集中，再加上远程互动的辅助、郊区化的趋势，最终带来巨型城市的兴起。

第三段机缘是我应社会网络学派先驱巴里·威尔曼的邀请，为其新书《超越孤独——移动互联时代的生存之道》写中文版序言时，学习到他以“网络化的个体主义”为信息社会下了定义。我们再次看到，“连接的”“网络化的”是解开信息社会之谜的钥匙。我将在本书第三章中详细谈论《超越孤独》这本书。

威尔曼带来的启发就是，互联网即社会网！

人类的重大改变常与人类的连接方式相关，我们如果再以“上帝之眼”鸟瞰全球人际关系网的动态变化，就会发现，原本只有面对面互动才存在的亲缘团体，由于符号的出现而有了跨时间与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弱连带。随着文字的出现，这些小团体开始“自组织”出范围更大的小型子系统，子系统间也有了一定的连接。文字与组织带来了水利工程、大型聚落与城市，于是大型子系统出现，系统之内开始有较紧密的连接与较频繁的互动，系统之间也有了或弱或疏的连接。“车同轨、书同文”与“条条大路通罗马”又把这些大型子系统组织成巨型子系统，巨型子系统内有了足以使系统不散架的连接。大航海时代，第一个全球社会网络系统成形了。当然，巨型子系统间虽然有了少量的弱连带，却还是一个十分松散的全球系统。随着火车、汽船等机械化运输工具的出现，这个全球系统内部在巨型子系统间有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的“桥”，而电报、电话与汽车、飞机的出现，使得全球真正形成了一张复杂网。互联网的出现使这张网更加紧密，人类第一次大量出现超越空间距离的社群，社群内也有大量多向的互动，这是过去超越面对面互动的信件、电报、电话都办不到的。但是这张全球人际关系网却不是均质的。语言与文化是阻碍连接的第一大力量，所以有了几个连接较紧密的巨型子系统；又由于政治体制与区域整合，所以有了国家、区域联盟等；子系统之下又有第二层的大型子系统，因地理、兴趣、行业、职业等的区隔，所以有了城市、全国性社群、平台、大型组织等；从这些大型子系统中区分出一个又一个小型子系统，如组织、社群、社区等，层层分化，最后变成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个朋友圈。

圈子内总是连接最紧密的，圈子之间或密或疏、或强或弱地连接，于是自组织成一个小型子系统。同样，小型子系统内连接较紧密，而子系统之间或密或疏、或强或弱地连接，又自组织出上一层的大型子系统。在鸟瞰时逐渐拉远，又可以看到层层的自组织终于连接成一个个巨型系统，最终形成一张全球网络。科技始终来自人性。信息科技一方面创造了人们互联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互联中人们会抱团以寻找归属感，因此创造了大大小小各类群体的认同和圈子力量的兴起，以至于在被互联网连接的世界中处处都是大小圈子与结构洞[4]，互联的同时产生了聚群，甚至聚群间的相斥。

最后，也算是机缘的一部分吧！我在美国读书的20世纪90年代正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开始纵横美国，亚洲四小龙发展达到高峰，中国人在国际上开始变得自信的岁月。格兰诺维特就对中国崛起的现象特别感兴趣，会找我谈中国人的特质为什么会有利于企业组织在信息时代的发展，果不其然，中国人在信息化后的网络式组织、平台型企业和产业生态系统上的表现确实令世界刮目相看。之后，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统计系做博士后期间，有一次地理系的安娜·李·萨克森尼安教授邀请我去谈一谈硅谷的IC现象（印度人与中国人充斥美国高科技界的现象），会后她对我说硅谷之所以在全美众多高科技产业区中有特殊优势，一大原因是有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萨克森尼安教授以《区域优势》（Regional Advantage）一书成名，该书就是在比较旧金山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高科技园区[5]的生活、人际网络、企业网络与城市布局，讨论为什么前者能胜出］，我听得乐陶陶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当时却在想，她不会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就讲好听的话给我听吧，还是她真的这么想。

但是这些机缘却使我不断思考，为什么中国人在信息时代中逐渐显出了优势。一方面，我开始看到网络式组织、平台型企业和产业生态系统这些组织理论背后的复杂系统，以及看待这样的系统的思维；另一方面，我的研究开始围绕着关系、圈子及中国人的自组织过程而展开，一晃近30年，终于有些心得，撰写研究论文的同时，写了几本普及性的小书，也就是这套“复杂系统管理学”四部曲——《复杂——信息时代的连接、机会与布局》《中国治理——中国人复杂思维的9大原则》《复杂治理——个人和组织的进化法则》《复杂思维——8大原则打造职场多维竞争力》。本书是这四部曲的第一部。

只是我们要如何分析这张全球之网？如何观察它的动态演化？如何预测它的未来变化？换言之，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概念工具去重新理解这个新的世界？去理解这样一张动态变化的复杂网？本书提出了4个概念——关系、圈子（中国人最常见的小团体形式）、自组织与复杂系统。

关系谈的是人与人的连接。

圈子谈的是一群人的连接，产生了一种连接的模式。

自组织指的是这群人连接后，在互动中维持秩序的治理机制。

复杂系统指的是因自组织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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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成四部分。

第一部分“大势不可逆，但英雄有选择”，谈以复杂思维应对高度不确定的信息时代之道。

序曲，ChatGPT（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的横空出世，让我们警觉一个人人使用AI（人工智能），人人训练AI，AI进入我们工作与生活每一个场景的智能时代到来了。我们的生产与消费形态会怎样变化？工作内容如何重塑？工作流程如何再造？组织结构形态会如何改变？团队、社群、网络与社群平台如何营造我们的生活与生产的环境？这些智能时代的大转型正呼唤着复杂系统管理学的到来。

第一章以一个复杂演化的胚胎发育坡模型作为譬喻，探讨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系统领导者。当外在环境的“大势”崛起之时，各单位、团队、部门会如同巨石一样为“势”所引而纷纷滚落，只有控制思维的领导者总试图控制巨石，这注定是西西弗斯式的悲剧。而好的系统领导者则懂得顺势而为，预先布局，以四两拨千斤之巧劲因势利导，而使“巨石”各就应就之位，从而让系统生生不息。

第二章则谈到复杂思维让我们不只看到个别的人、个别的组织，更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形成的网络结构。因为人人相连，所以人们会自组织出由小到大的层层子系统，又会层层涌现出集体行动及规范。个体加总不等于集体，集体的分解也不等于个体，还有层层自组织及其涌现出的新性质，因此，我们要以总体系统的眼光去看集体及其演化。所以，本书以四个概念——关系、圈子、自组织以及复杂系统来谈复杂思维。

第二部分“关系与圈子：信息社会的底层结构”，谈在全球化与信息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大变局中，如何重新理解其中的关系、关系网络及网络结构。这是全球相连时代的底层运作逻辑。

第三章分析关系。关系是复杂系统中网络构成的基本单位，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从巴里·威尔曼的《超越孤独》谈起，讨论移动互联的社会中互联网即社会网的现象，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生存之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关系社会，重视连接。如何在新时代下认识中国人的关系层次与运作之道，是该章讨论的重点。

第四章分析圈子。最小的圈子是社群，一群人因连接而形成固定、紧密而持续的网络。该章谈到信息时代的朋友圈及其在圈子经济中的价值，也谈到如何定义、建立圈子，以及中国人的圈子经营之道。

第三部分“自组织：复杂思维下的新治理模式”，谈论信息时代的复杂社会的一种主要治理模式——自组织。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组织原则与规章当然会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一个人不喜欢谁、喜欢谁却很难管控。所以，从关系建立起圈子，从圈子连接出子系统，从子系统整合到整体系统，大多靠自组织的力量。

第五章介绍自组织的概念，以及自组织作为一种与市场和层级并立的治理机制如何在信息时代中发挥作用，同时比较三种治理机制的不同之处及适用范围。

第六章则介绍自组织的过程。一群人如何形成一个自组织，发展出自治理机制，从而建立起持续发挥创意与积极行动力的社群。作为一个系统的领导者，如何营造一个让自组织发挥力量的环境，并引导自组织不要成为派系、山头的“负能量”群体，而要成为同系统协作良好、合作共赢的正向力量，是该章的重点。

第四部分“复杂：信息时代的布局和取势”主要谈论复杂系统是什么。

第七章介绍复杂系统、复杂网络与复杂思维下的管理，以及这种思维背后的哲学性预设，并以硅谷这个稳健的复杂网络为例，介绍了如何以复杂思维分析硅谷作为一个系统的优势。最后谈论了复杂系统的动态发展，以及调控这一系统的治理手段。

第八章探讨了一个复杂系统在建立之初应该如何布局。布局和战略不同，布局不是认定一个既定目标，调动资源完成战略目标的过程，而是在一个有很大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把握机会、利用机会、动员资源，建立一个可持续系统的过程。正如围棋定式，在几个落子中奠定大势，在几个飞子占关键位置时，夺得未来胜局的先机。

第九章讲述取势。在一个系统的建立过程中，如何审时度势、应势而作、趁势而起、顺势而变，以四两拨千斤的管理艺术促成一个系统的顺势发展。在常态时，掌握系统内多元势力的平衡，掌握系统的拐点，并做必要的调控，动态地保障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但在非常态时，则要具备创造性破坏的能力，促成系统转型。

当我们以复杂思维鸟瞰的方式去分析“连接进化”的世界时，看到的是一张80亿人因关系而结成的社会网，是一群人因关系强且网络紧密而自组织成的圈子。圈子自组织出一个个的小型子系统，如社区、社群、粉丝群、协会、企业、组织等，子系统又自组织成大型子系统，如城市、产业、生产价值链、族群、利益诉求团体等，进而有了巨型子系统，如国家、经济体、区域整合等，最后集结成全球系统。这张网横向看，人与人之间如何建立起关系，又如何切断关系？网络的结构是什么？密群在哪里？群间的结构洞有多大？子网间如何分、如何合？纵向看，这个网如何变化？变化的因素是什么？变化之大势在哪里？趋势的进展与顿挫中的拐点在哪里？系统是在常态中还是在非常态中？

关系、圈子、自组织与复杂系统这4个概念将帮助我们以复杂思维来了解被互联网“连接进化”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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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粹主义，又称平民主义，是于19世纪俄国萌芽的一种社会思潮。——编者注

[2]五星运动党是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中左翼非传统政党。——编者注

[3]三本巨作分别为：《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

[4]结构洞是知名社会学家罗纳德·伯特提出的理论，是指一张社会网中各个圈子间的“桥”，也就是连接两个圈子的人很少，整张网的结构中就好像有一个大洞。

[5]波士顿128公路高科技园区的真正兴起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冷战和太空竞赛的需要，投巨资进行军事技术开发，通过引导资源流向，使大部分资金落入128公路附近的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经过20年的发展，该地区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电子产品创新中心。但20世纪80年代后，该地区经历了市场转向小型个人电脑的巨大冲击，开始落后于硅谷。——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