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

母亲腹中的孩子第一次有了胎动。仅仅是很轻微地踢了一下，感觉却十分明显，它传达着这样的信息：我，是我。托芙·扬松的母亲西格妮·哈马斯滕·扬松此时正走在巴黎街头一条叫作“欢乐路”（Rue de la Gaité）的街道上。1未出生的孩子恰好在“欢乐路”宣告自己的存在，这是不是一种预兆？它是否表明这个孩子会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无论如何，这个孩子一定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欢乐。

那是个艰难的时代。战争的威胁在欧洲上空盘旋，如同预示着滚滚雷声的阴沉天气。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如此，人们的艺术生活充满了激情。20世纪初的巴黎萌生了很多新的艺术流派，如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野兽派等。巴黎城内也住满了后来扬名后世的作家、作曲家以及美术家，比如巴勃罗·毕加索、乔治·布拉克、萨尔瓦多·达利及很多其他艺术家。几个月前刚结婚的芬兰艺术家维克托·扬松和瑞典艺术家西格妮·哈马斯滕·扬松也在其中，还有他们当时尚未出生的女儿。1914年8月9日托芙·扬松出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

写传记时，往往不可避免地需要进入另一个人的世界，又像进入某种平行时空那样，开始将另一个人生命中的每个时刻都经历一遍。进入托芙·扬松的生活是一种丰富而美好的体验，尽管也必须时刻谨记，也许这样的闯入并不那么受欢迎。关于托芙的研究作品有很多，比如传记、研究文章和博士论文，写作角度也各不相同。她在世时允许这些写作，尽管她自己对这些不是非常感兴趣。她常说，如果要写传记，如果非写不可，最好是在作家去世后再写。尽管如此，她显然也为未来关于自己的研究做好了准备，因为她整理好了自己绝大部分的手稿日记、书信，还有记事本。

我第一次和托芙见面是在1995年，那时她已经81岁了。几年前，我策划过一次关于已故艺术家萨姆·万尼的展览，对于托芙和萨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共同度过的那段时光很感兴趣。萨姆也是我的一位非常亲近的朋友，几年前我在博士论文中也写过他。一开始，我很担心托芙没有时间或精力跟我见面，但她很愿意接待我。我们坐在她乌拉林纳街的塔楼工作室，聊起艺术、生活，还有萨姆·万尼。托芙讲述了她的青年时代，马娅·万尼和意大利之旅，萨姆的教学方式，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托芙回答了我的很多问题。除此之外，她还承诺，会为我们的展览目录提供她记事本中记录的故事，讲述了萨姆（那时还是塞缪尔·贝斯普罗斯万尼）是如何教她画画的。意外的是，托芙提议我们喝一点儿威士忌。之后我们喝着威士忌，抽着香烟，就像那些年的艺术家习惯的那样。被采访的人变成了提问题的人，我开始给托芙讲述很多关于萨姆的细节，他的妻子和孩子，这些都是托芙知之甚少的。我们发现，由于我的工作原因，托芙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人，也与我的人生有一定的交集。比如塔皮奥·塔皮奥瓦拉，就是我非常了解的一位艺术家，我与图丽琪·皮耶蒂莱、薇薇卡·班德勒也都见过好几次面。

之后某次我去了托芙的工作室，当时我正在写书，同时在研究托芙的资料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她的书信和记事本。我独自一人在乌拉林纳街的塔楼工作室，翻阅了好几个月她的书信，因为我不能复印这些书信，也不能将它们带离那里。工作室与她在世时几乎一模一样。画架上是她的自画像《山猫围巾》，画中的托芙直视着我。桌子和窗台上摆着很多贝壳与树皮小船。墙上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由地板延伸至天花板，一摞摞画作堆放在一起。卫生间的墙上贴满了托芙从不同报纸上剪下来的图片，都是关于灾难、沉船以及海上暴风雨的。一切的一切，都和托芙还在时一样，她的存在如此明显。

托芙在近30年的时间里写下的书信非常多。比较重要的是寄给住在美国的埃娃·科尼科夫的信件：一整摞薄薄的信纸，上面用极小的字迹写满了内容，其中一些信件被战争审查员涂黑或者彻底毁坏。埃娃的回信不在其中。这些信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唤醒了一些20世纪40年代的记忆，还有关于战争和战后的恢复的记忆。它们展示了战争及其结束在一个本该享受青春、发展事业和规划人生的女性生活中引起的种种感受。除了给埃娃的信，我还获准查阅托芙的记事本和其他的书信，其中她与薇薇卡·班德勒、阿托斯·维尔塔宁之间往来的书信，对这本传记的写作非常重要。托芙的很多短篇小说取材于这些信件和记事本中的内容，很多时候关联非常明显。

当我更深地进入托芙的世界后，我便希望更大程度地从她本人、她生活的时代和她所处的圈子的角度来看待她的作品。这决定了我写作的方式和这本传记的视角。战争和紧接着到来的和平时期，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托芙觉得那些年非常艰难，以至于不想回忆战争。尽管托芙有时会称那些年毫无意义，但其实并非如此。托芙人生和事业上最重要的一些节点，都出现在那个时期，并在那个时期找到了出路。战争时期，也是在战争的影响下，她创作了最初的姆明故事，绘画风格逐渐成熟，创作了非常精美的自画像系列，同时勇敢地绘制了很多独具风格的战争主题的画作。

这部传记的芬兰语名Tove Jansson：tee työtä ja rakasta（意为“托芙·扬松：工作与爱”）来自托芙藏书票上的文字“labora et amare”。[1]创作与爱是贯穿托芙整个人生的最重要的两个主题，并且创作排在爱之前。托芙的人生与艺术创作紧紧交织在一起。她的写作与绘画都是在表现自己的人生，她同时从自己身边的很多事物中寻找灵感，比如友情、岛屿、旅行，还有个人的很多经历。托芙一生创作的作品极为可观，实际上可以从很多个角度来讨论，因为她同时在好几个领域施展才华，既是成功的童话作家、插画家、画家、作家、舞台设计师、剧作家、诗人、政治漫画家，同时也是出色的连环画家。

托芙的作品数量繁多，以至于每个要介绍它们的写作者，往往会瞠目结舌。我觉得自己就像托芙在短篇小说集《倾听者》（Lyssnerskan）[2]中描绘的耶尔达阿姨一样。那个老妇人决定画一本关于亲朋好友的图集，记录他们之间不同的关系。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用红色线条连接，爱情关系用粉红色线条标记。如果某些关系不同寻常，或是不为外界所接受，则用双线条来表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项工作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人际关系总在变化，图画需要一改再改，甚至也没有任何纸张能提供足够的空间，用来描绘这些关系。2

耶尔达阿姨的工作终究未能完成。生命长河中，没有任何事物会停滞不前，而时间也会改变过去。有时候甚至会让人感觉，过去恰恰是最容易改变的。对个人和艺术的探究视角数不胜数，而生活却不存在任何情节。存在的不过是一些或是零散或是连续，或是平行或是交叉，或是彼此凸显或是互相遮盖的事件而已。对它们观察、探究得越多，拼凑出来的画面就越复杂。托芙的人生正是如此，她在同一时段做着很多不同的事情。她几乎一生都在进行艺术绘画创作，写了三十多年的姆明故事书，发表了很多插画和连环画作品，也进行了数十年的成人小说写作。

托芙艺术生涯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也影响了本书的结构。本书的框架主要基于时间和主题这两个维度，且试图在二者间取得平衡。如果仅按照时间顺序展开，那么很多事件的叙述就会杂乱无章，而托芙生活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各种文化现象又十分重要，也深深地影响了她艺术和生活的主题，无法忽略。

很多人做过托芙的研究，在这里我只列举其中的一小部分：大约20年前，埃里克·克鲁斯科普夫从托芙作为美术家的角度详细介绍了她的作品。瑞典学者波爱尔·韦斯廷做了很多姆明的相关研究，且出版了一本内容详尽的托芙传记。尤哈尼·托尔瓦宁多年来写了很多与托芙的连环画创作相关的文章……与姆明相关的书籍和博士论文数不胜数，其中，最新发表的应该是茜尔珂·哈波宁那部细节翔实的作品。托芙作品中体现的同性恋主题，也是很多学者感兴趣的话题。

我不仅想关注托芙的艺术创作，也想将她与她所处的时代，以及那时的价值观和文化历史，一同呈现给读者。其中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她的社交圈对她的影响。托芙的人生故事引人入胜。她挑战了当时芬兰社会传统的思维方式与道德准则，尤其是那个时代与性行为相关的保守偏见。她充满了革命斗志，但从来不是传教者或大众鼓动者。她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但从来不是旗手，只是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安静却毫不妥协地生活。女性应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独立性、创造性和声望，这对她的价值观而言至关重要。无论是职业还是生活方式，她从不屈从于普通女性的角色。在很小的时候，托芙就写道：“自由是最美好的。”这一信念贯穿托芙的整个人生。

《送给我亲爱的特林卡》，自画像，油画，1939年

在母亲怀中的婴儿托芙

[1]对托芙来说，“工作”在更具体意义上也指创作。——编者注

[2]若无特殊说明，本书括注的书名均为瑞典语原名。——译者注（如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