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古老土地上的旅人

当你到达第一个金字塔的入口时，你放了几枪，吓跑蝙蝠：之后你让两个阿拉伯人进去，清除几乎完全堵塞通道的沙子。[1]

——弗雷德里克·诺登，1757年

公元前47年夏，在埃及最后一位女王的陪伴下，尤利乌斯·恺撒成为埃及的第一位游客。他在尼罗河上航行，开创了一种潮流。在随后的两千年里，探险家都追随着他的足迹。在罗马占领埃及期间，诸多军团士兵和高官参观了埃及一些最壮观的古迹，这些古迹上残存的涂鸦就是他们游览的证明。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哈德良皇帝与他的情人安提诺乌斯于公元130年在埃及进行的一次长途旅行。年轻的情人随后在尼罗河中溺水身亡，这促使一个全新的异教组织建立和一个新的皇城安提诺波利斯落成，以示对逝者的怀念。

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在拜占庭统治时期（公元5世纪和6世纪），外国人访问埃及的记录少之又少。相比之下，阿拉伯人于公元641年对埃及的征服使其成为一个多元文化和多元信仰的崭新帝国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建立在贸易、地理探索和知识探究之上的帝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图德拉的拉比本杰明在1165—1171年的旅途中，从阿比西尼亚进入埃及南部进行访问。几十年后，一位来自今伊拉克的学者阿卜杜勒·拉蒂夫·巴格达迪（Abdel Latif el-Baghdadi）抵达开罗，作为一名教师在那里定居。约1238年，贾迈勒丁·伊德里西（Jamal al-Din al-Idrisi）写了一本关于金字塔的书，这是已知最早的关于埃及最具标志性的古迹的著作。

虽然埃及——尤其是开罗——在阿拉伯学者的认知范畴中确实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它更容易到达，但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人而言，尼罗河谷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实际上都更加遥远。最早的欧洲大陆旅行者因为《圣经》中关于埃及的叙述而被吸引到那里。这些朝圣者大多将旅程局限在亚历山大和开罗，从未冒险前往金字塔以南。例如，1441年，出生于苏黎世的多明我会修士费利克斯·法布里（Felix Fabri）到达港口城市亚历山大，写下了关于克娄巴特拉方尖碑的早期文字：“一根非同寻常的立柱，由一块完整的石头制成，却又高又宽，令人讶异。四面自上而下雕满了人、兽和鸟，没有人知道这些饰带上的图案代表什么。”[2]

从16世纪初开始，欧洲的贸易帝国在公海上与阿拉伯船只的接触越来越频繁，由此产生的冲突往往十分血腥。1501年，葡萄牙海军击沉了停泊在印度西海岸卡利卡特（今科泽科德）的埃及舰队；七年后，它袭击并摧毁了整个埃及红海舰队，对苏伊士作为贸易和转运中心的重要地位造成了致命打击，迫使商船绕过葡萄牙人控制的好望角航行。这是埃及具有战略位置的潜力以及欧洲占据贸易路线主导权意图的早期体现。这两个因素将以某种方式决定未来四个半世纪欧洲与埃及之间的关系。埃及的舰队被摧毁，经济被削弱，处于弱势地位。1517年，土耳其人入侵埃及，将尼罗河谷纳入其不断扩张的领土，开始了对埃及长达400年的宗主国统治。

埃及被并入奥斯曼帝国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喜欢冒险的欧洲人能更容易（而非更难）地走进埃及。西方国家与“高门”（奥斯曼帝国宫廷）保持着积极的外交关系，这促进了前往奥斯曼帝国的旅行。结果，到16世纪末，一群群游客来到了尼罗河谷。1583年，波兰贵族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拉齐维尔王子在为期两年的圣地朝圣之旅中，在埃及逗留了大约两个月。他参观了亚历山大和孟菲斯，购买了两具木乃伊，描述了狮身人面像，爬上了吉萨大金字塔。他做的意义最重大的事情是，将这次旅行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并于返程后出版。1601年，此书的拉丁文版出版；1603年和1605年，德文版出版；1607年，波兰文版出版。《耶路撒冷朝圣》（Hierosolymitana peregrinatio）是最早提及埃及古迹的欧洲著作之一。在拉齐维尔逗留三年后，两名英国人来到了埃及。约翰·伊夫舍姆乘坐商船“老虎号”（Tyger）抵达亚历山大港，而伦敦商人劳伦斯·奥尔德西则冒险前往更远的地方，参观了开罗周围所有的名胜古迹。最后，在似乎是自罗马时代以来欧洲人前往埃及旅行最频繁的十年间，一个不知名的威尼斯人于1589年一路向南，抵达上埃及。他向将信将疑的读者解释说：“多年来，我一直非常渴望看看塞得港省（上埃及），一直走到埃及土地的尽头。我唯一的动机就是想看看那数不胜数的宏伟建筑、教堂、巨型雕像、方尖碑和立柱。”[3]

进入尼罗河谷变得容易一事，恰逢文艺复兴思想初兴之时，所以16世纪前往埃及的欧洲游客不仅仅是闲来无事随意游览，他们还开始对该国的独特之处产生了兴趣，尤其是那些历史悠久的古迹。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这一趋势加速了。1610年，约克大主教的第七个也是最小的儿子乔治·桑迪斯（George Sandys）于长期环欧旅行期间，在土耳其、埃及和巴勒斯坦度过了一年。他像之前的游客一样，爬上了大金字塔，不过，他还煞费苦心地仔细观察了它的内部，研究了吉萨的第二座和第三座金字塔。他的游记《1610年始旅行记述四部曲》（A Relation of a Journey begun An. Dom. 1610, in Four Books，1615）值得注意，不仅因为其中令人讶异的对鳄鱼的描述，而且因为其中断言金字塔不是犹太人建造的，也不是约瑟夫的粮仓，而是古埃及人为他们的国王建造的陵墓。因此，他可能是第一个推断出金字塔真正用途的欧洲人，驳斥了流传下来的神话和中世纪传统，并借助他自己的第一手观察来证实他的结论。

这种开创性的方法是由另一位英国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约翰·格里夫斯（John Greaves）建立的。与同时代许多一时兴起的业余爱好者不同，格里夫斯是一位严肃而坚定的学者，毕生致力于在他所选择的学科领域开疆拓土。例如，为了能够阅读古希腊、阿拉伯和波斯的天文学著作，他学习了多种东方语言，并在奥斯曼帝国四处游历，搜集科学手稿。17世纪30年代，他从君士坦丁堡行至希腊的罗得岛，然后从那里进入埃及。他携带着数学仪器，从亚历山大港前往开罗，对金字塔进行精确测量。他对金字塔的用途有了自己的看法，认同桑迪斯的观点，即它们是用于埋葬王室的陵墓。他还探索了大金字塔内部，测量了石块的尺寸，非常准确地画出了金字塔地面以上部分的横截面，并正确地识别出邻近的建筑物为一座墓葬庙。格里夫斯在一本名为《图解金字塔》（Pyramidographia, or a Discourse on the Pyramids in Aegypt，1646）的书中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这本书受到了他的同时代学者的严厉批评，但今天却被誉为超越时代的里程碑式作品。

在桑迪斯和格里夫斯等专业人士的引领下，对古埃及的研究慢慢开始从神话和传说的迷雾中浮现出来，进入科学探索的视野。然而，对法老纪念碑的更具想象力的解释尚未成为主流。从表面上看，他们在17世纪毫无疑问的拥护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是一位德国牧师和古文物研究者，他加入了耶稣会，学习哲学、数学和许多东方语言。1635年，他被任命为罗马学院的数学教授，不过，他是一位真正的文艺复兴时期代表性人物，他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单一学科。他可以阅读希伯来文、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并正确地推测出科普特语——埃及东正教的礼拜语言——与古埃及语的关联。基歇尔本可以为深入研究法老文明奠定基础，但他对当时流行的宗教哲学学派“赫尔墨斯主义”（Hermeticism）的兴趣和坚持，导致当时的任何进展都无疾而终。

公元纪年初的几个世纪，一群在埃及的希腊作家可能以亚历山大为基地，采用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的称谓，并以之为笔名撰写了大量作品，其中包括宗教和哲学、魔法和炼金术方面的内容，反映了当时活跃在亚历山大的多元文化，即柏拉图主义、斯多葛主义和大众哲学的混合体，外加一点犹太和近东元素。为了给这种混合文化赋予某种权威性，这些作家声称他们的作品历史悠久。在亚历山大，与他们同时代的希腊人很少会相信这种诡计，但当文献传到早期教会神父手中时，他们相信了这些作家的说法。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被认为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他的著作集被称为《赫耳墨斯文集》（Corpus Hermeticum）。此外，欧洲神学家在语料库中看到了基督教基本真理的预示。于是，该文集被赋予了神圣的地位，最终在1460年被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随后又被译成许多种欧洲文字。

在整个中世纪，赫尔墨斯主义对西方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歇尔对赫尔墨斯主义的坚持影响了他对他在罗马周围看到的古埃及纪念碑的解释。在1652年发表的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埃及的俄狄浦斯》（Oedipus Aegyptiacus）中，他确信象形文字一定表达了深奥的赫尔墨斯真理，只有赫尔墨斯主义者才能辨别，并且对本来相当平淡的铭文进行了添油加醋的解释。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赫尔墨斯主义毫无根据，但它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仍然具有顽固的影响力。埃及作为神秘智慧源泉这一想法诱惑力十足，让人难以放弃。

像桑迪斯和格里夫斯这样的学者面临的问题是，古埃及文明太神秘了，无法在与古希腊或古罗马文明相同的基础上被接受。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者，包括希罗多德、斯特拉波和狄奥多罗斯·西库鲁斯，亦曾评论过埃及那仿佛有魔力的神秘特质。其他具有同等声誉的文献似乎也证实了这一观点。除了《赫耳墨斯文集》，另一部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品是赫拉波罗（Horapollo）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ika）。当15世纪的佛罗伦萨学者重新发现这部著作时，它有力地佐证了古埃及文字蕴含着深奥的神秘真理的理论。此后，玫瑰十字会和共济会继承了这种对于法老文明的认知。

因此，在欧洲启蒙运动期间，古埃及的魅力主要与秘传教诲和神秘洞见有关，而不是由于人们对法老的实际成就感到惊奇。古埃及风物日趋流行，不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关著述，当时的乡间别墅和风景园林中也广泛采用了古埃及的建筑形式。除了美观之外，它们还表明建筑的所有者是一位自由的思想家，对新的和激进的思想持开放态度。

在18世纪，人们对埃及及其古老过去的好奇心日益增长。尼罗河谷将《圣经》与古典传统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结合起来，使埃及成为一处既熟悉又陌生的所在。虽然1500—1650年，欧洲人出版的关于埃及的第一手资料仅有几部，但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这一数字迅速增加到了50多部。法国人前往尼罗河谷旅行最为频繁，至少有27人次，而英国人以16人次位居第二。德国、荷兰、意大利和瑞士等其他国家的人也前往埃及旅行，并留下了记录。[4]他们所留下的书大多数只是探险家为取悦读者而撰写的，其中描述了他们的异域生活体验，并对现存古迹进行了天马行空的解释。不过，1712—1738年，三位前往埃及的欧洲旅行者表现出了对该国文物的浓厚兴趣以及对观察和理解文物的真诚渴望。他们的著作为西方对埃及历史的全新阐释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几位埃及学研究先驱中的第一位和阿塔纳修斯·基歇尔一样，是位耶稣会士。克劳德·西卡德（Claude Sicard）以传教士的身份踏上了朝圣之旅，他先前往叙利亚，然后于1712年前往埃及，并在那里度过余生。他的主要目的是让科普特人（古埃及人的后裔）皈依罗马天主教，但他也奉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一世之命调查和记录埃及的古迹。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西卡德从他在开罗的居所出发，进行了一系列长途旅行：五次到上埃及，一次到法尤姆，一次到西奈半岛，一次到中埃及和三角洲地区。他成为自古典时代以来在埃及游历最多的欧洲人，继古罗马人及1589年那位不知名的威尼斯人之后，他是第一个参观上埃及神庙的人，也是第一个向南行至阿斯旺的西方人。他在1720年12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在伊德富勘测了一座著名的阿波罗神庙，它几乎完好无损。”[5]他接着描述了80多座神庙。

西卡德不仅四处旅行和观察，而且进行了研究。因此，他是将位于卢克索地区的遗址正确地与古典传说中的“百门之城底比斯”联系起来，将帝王谷鉴定为王陵的首位现代游客。直觉告诉他，在底比斯的墓碑铭文中，“有关于埋葬在那里的王族的生活、德行、行为、战争与胜利的故事，但我们目前尚无法破译它们”[6]。1718年，在他第一次访问卢克索之后，他决定着手执行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绘制整个尼罗河谷的综合地图，并附上对每一个古代和现代地理位置的描述。这幅地图于1722年出版，是西方制作的第一张准确的尼罗河谷地图，正确地记录了阿拉伯语地名。西卡德颇有先见之明地将之命名为《埃及记述》（Description de l’Egypte）。地图随附的地名录未能完成，仅有一份部分副本留存下来。西卡德的手稿也遗失了，地名录的残片直至1982年才出版。

如果西卡德能够在有生之年出版他的著作，他如今无疑会被视为埃及学的奠基人之一。然而，这门新兴学科的第一缕曙光来自两位稍晚一些的旅行者——一个英国人和一个丹麦人。尽管他们的好奇心和热忱远不及西卡德，但他们在出版和传播自己的著作方面更加勤奋。理查德·波科克（Richard Pococke，1704—1765）是18世纪冒险远行至埃及的少数英国旅行者的典型代表。作为一名职业牧师（他后来成为奥索里主教，然后是米斯主教），他对埃及感兴趣主要是由于它与《圣经》的联系。尽管尼罗河谷在欧洲人的想象中似乎遥远而充满异域风情，但对于愿意从地中海港口起航的探险家来说，它是一个实际上相对容易到达的目的地。波科克回忆道：“我们于1737年9月7日从里窝那起航，当月29日抵达亚历山大港，从西西里岛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开始算起，航程仅有一周时间。”[7]

在埃及的六个月里，波科克参观了吉萨金字塔和“著名的斯芬克斯”[8]，而且成为第一个前往开罗以南旅行的英国人。他探索了帝王谷的陵墓，之后向南旅行至菲莱岛和第一瀑布。回到英国后，他于1741年加入了新成立的埃及学会，并于次年被选为学会秘书。当时，“在一些朋友的劝说下，”他大受鼓舞，“讲述了他的旅程和其间发生的一些意外事件，因为这可能会让大家更加深入地了解那个风俗习惯与我们大相径庭的民族”[9]。

波科克的两卷本著作《东方与其他国家记述》（A Description of the East and Some Other Countries，1743—1745）可以被视为18世纪中叶英国学术研究的典型产物。这部作品题献给波科克的赞助人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其中许多插图则题献给贡献了出版费的其他知名人士。[10]不过，从另一些角度来看，波科克的工作是极具开创性的。作品的第一卷分为五节，分别介绍三角洲，尼罗河谷，西奈半岛，政府、风俗和自然历史，以及“与埃及文物和自然历史有关的其他内容”。最后一部分还对尚未被开发为旅游景点的一些地点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描述。在此后近70年间，波科克的《东方与其他国家记述》一直是前往法老遗迹的必备指南。

在波科克探索埃及时，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诺登（1708—1742）的丹麦海军上尉也在尼罗河上游旅行。他受国王克里斯蒂安六世的派遣，执行一项任务，以获得对埃及全面而准确的描述，他在那里逗留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他前往埃及时，已经有很多旅行者记录了埃及首都的样貌，所以诺登省略了对开罗的描述。他后来写道：“这座城市因数量众多的出版物中的描述而声名远扬，我自作主张地认为，读者会对文中省去类似描述而感到高兴。”[11]

相反，他对法老时代的遗存最感兴趣：“在离开开罗及其周边地区之前，我必须讲讲那些最令埃及旅行者感到好奇的古迹，那就是金字塔。”[12]

进入大金字塔是一场冒险：“在这些必要的准备工作之后，你必须做好把衣服都脱掉的心理准备，因为气温太高，你可能会脱得只剩一件衬衫……随后，当你恢复正常体温后，就可以登上金字塔的顶端，从那里眺望周边的迷人风景。”[13]

但是，诺登对吉萨古迹的兴趣远远超出了游客单纯的好奇心。通过仔细观察，他对这些古迹的建造目的和年代形成了颇为深刻的见解：“它们都是为同一个目的建造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坟墓……我们必须将金字塔的第一个时代追溯到极为遥远的古代，粗略的年代鉴定很难准确地定位它们的建造年代。”[14]

确实如此，他注意到金字塔上没有任何象形文字铭文，从而推断金字塔一定是在文字发明之前建造的。（他在这一点上错了，但他的推断是合理的。）诺登甚至敢于批评格里夫斯的《图解金字塔》，那是当时评论吉萨古迹的最新著作。

诺登沿尼罗河参观了大部分主要景点。卢克索神庙深埋沙中，沙子盖住了神庙入口两侧拉美西斯二世巨石坐像的肩膀，[15]但诺登所看到的已经足以让他将之形容为“这些绝妙的废墟”[16]。在卡尔纳克神庙，他和此后一代又一代的旅行者一样，被人群围住索要“施舍”。[17]他不仅对古迹着迷，而且喜好研究古埃及人的风俗习惯，尤其对木乃伊的制作过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以便人们理解埃及人的防腐艺术”[18]。

诺登和波科克很可能曾在河边或开罗的后街擦肩而过，但我们无从知晓他们是否真的曾在法老之地逗留期间相遇。后来他们确实见面了，因为从埃及回来后，诺登加入了英国海军，并定居伦敦。在那里，他和波科克一样，成为埃及学会的一员。这个短命的学会是在桑威奇勋爵的领导下成立的，其目的是“推广和保护埃及文化及其他古代学问”[19]。学会的另一位成员是古文物研究者和考古研究的先驱威廉·斯图克利。然而，学会创办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因贵族赞助人的兴趣减弱而停摆。

不过，诺登与古埃及的缘分并未结束。他开始着手撰写《埃及和努比亚游记》。该书于他去世后的1757年出版，比波科克的《东方与其他国家记述》晚了十多年，但诺登的书甚至比其前辈的更有影响力。书中不仅有生动的描写、敏锐的观察，还配以一系列精美的插图。这本书一经出版，即被从丹麦文译成英文、法文和德文，成为被人们最广泛阅读的关于埃及及其古迹的记述之一。此外，书中暗含了一个影响未来两个世纪西方与埃及关系的主张：英文版卷首插图中描绘了一个站立的古典人物，手持一根顶部饰有基督教凯乐符号的手杖，指向一只被铁链拴住的鳄鱼，周围是法老建筑的遗迹，一头狮子躺在雕像的脚下。这张图的象征意义很明显：西方文明重新发现了埃及，同时也掌控了它。诺登的英文编辑彼得·坦普尔曼（Peter Templeman）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这一主张。在给英国君主乔治二世的题献中，他写道：“一个国家曾经是其他国家的榜样，但现在却因暴政而陷入无知与暴力的深渊。每每读至此处，我都不由得感慨，我们在这个国家，身处一位明智、公正和仁慈的君主的统治之下，是多么幸福。”[20]

波科克和诺登对法老遗迹的观察之仔细，描述之准确，其他18世纪的旅行者无人能及。18世纪下半叶，前往埃及的欧洲游客人数大幅减少，因为该国南部的骚乱令大多数游客望而却步，只有最具冒险精神的人才愿意去。那些穿过地中海、沿尼罗河航行的探险家，即便没有遭遇不幸，也很少留下值得一读的记录。例如，1761年，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派往中东的一支科学考察队在埃及待了一年多（避开了上埃及）；在离开亚历山大港后的几个月内，几乎所有队员都死于疾病，只有一名幸存者。1763年4月，一位性情古怪的英国议员兼旅行家爱德华·蒙塔古（Edward Montagu）从里窝那航行到埃及（追随波科克的足迹），三年后又回到此处，对庞培柱进行了简要的研究。他在埃及粗略地挖掘了一番，在此过程中发现的文物最终被移交给了当时刚刚落成的大英博物馆。尽管他在18世纪70年代又两次前往埃及，但他的旅行未能增进那个时代对埃及及其历史的了解。蒙塔古首次踏上埃及国土时，一位英国外交官纳撒尼尔·戴维森（Nathaniel Davison）曾陪同前往。后来，为了探索大金字塔，戴维森与两位法国同伴重返吉萨。戴维森发现了墓室上方最低的一组减压室，并以他的姓氏命名。直至今日，它们仍被称为“戴维森室”。不过，在被派往阿尔及尔后，他的兴趣转向了其他事情。最后，在1768年，苏格兰旅行家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不顾危险和困苦来到底比斯。他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他在帝王谷发现了拉美西斯三世的陵墓（至今仍被称为“布鲁斯墓”）。不过，他对于这项发现的记述随后“引发了怀疑，而非兴趣”[21]。

18世纪的最后25年，对古埃及的研究停滞不前。尼罗河谷与“东方”概念范畴内的其他地方一样，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遥远且无法触及的神话之地。要给昏昏沉沉的西方学术界注入生机，让被遗忘的埃及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需要有人坚持不懈地努力：一场计划周密、资源充足的正规科学考察，配备合适的人选，将让西方的目光前所未有地聚焦在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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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东方世界就被欧洲人视为智慧的源泉——拉丁格言ex oriente lux（光从东方来）所表达的正是此意。人们望向东方（尤其是古代东方），寻找新的神性概念，为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寻求新的答案。[22]这种看待东方的态度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尤为流行。在所有东方文明之中，古埃及似乎为人类社会（无论是有神论、泛神论、宇宙神论还是世俗论）的组织形式提供了灵感。[23]18世纪晚期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是法国贵族沃尔尼伯爵康斯坦丁-弗朗索瓦·沙斯博夫（Constantin-François Chasseboeuf）的专著，名为《帝国的废墟，或帝国革命的沉思》（Les Ruines, ou Méditation sur révolutions des empires，1791）。沃尔尼伯爵受18世纪80年代中期在叙利亚和埃及旅行的启发，[24]在这本书中将科学、哲学和神学融合起来，攻击正统宗教，拥护无神论的人文主义，将其视为未来人类幸福的基础。它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革命思潮，而且不仅仅是在沃尔尼伯爵的祖国。在出版后的一年内，《帝国的废墟，或帝国革命的沉思》被翻译成英文（题为Ruins of Empires），与当时新兴的浪漫主义精神产生了共鸣。

沃尔尼伯爵将埃及视为智慧的源泉，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其他艺术创作中也得到了体现。莫扎特的歌剧《扎伊德》（1779—1780）和《魔笛》（1789—1791）中充斥着与法老有关的象征，后者更是同时受到了共济会的影响。无独有偶，夏尔·莫内（Charles Monnet）的画作《青春之泉》（The Fountain of Youth）于1793年被制作成版画，并广泛流传，画中描绘了一群人围绕着女神伊西斯造型的喷泉，泉水从她的乳房汩汩流出，其中一位崇拜者举起高脚杯，饮用杯中的智慧之水。[25]因此，在18世纪末，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产生了一种哲学层面的强大动能，推动人们去更深入地了解古埃及文明。正如当时的一位评论家所言，埃及开启了“神圣的异教古代世界”[26]。

法国革命领袖对尼罗河谷尤为感兴趣，背后还有更世俗的政治原因。七年战争期间，法国因失去在印度的主导权而深受打击。在次大陆上被英国人排挤到次位的法国，显然不愿在自家后院地中海地区遭受同样的侮辱。此外，法国商人在北非沿岸拥有发达的商业利益，而且法国学术界的东方研究传统也根基深厚。简而言之，法国理所当然地认为整个北非（尤其是埃及）都是它的领地。根据这一主张采取相应的行动并非一时冲动：莱布尼茨早在1672年就提议法国吞并埃及。[27]再者，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认为他们的行动具有创造历史的、划时代的意义：他们不仅仅在法国组建了一个新政府，而且为欧洲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他们以古罗马为榜样，目标是在以巴黎为中心的新共和国重申罗马共和国的权力和宗旨。在1798年2月13日提交给督政府的议事录中，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以最清晰的语言解释了政府的思路：“埃及曾是罗马共和国的行省，它也必须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行省。罗马的统治见证了这个美丽国家的没落，法国的统治将给它带来繁荣。罗马人从在艺术和科学上颇有建树的国王手中夺走了埃及，法国人将把它从有史以来最可怖的暴君手中夺回来。”[28]

塔列朗断言，英国在印度只是用殖民统治取代了当地的专制统治，但法国在埃及的统治将解放埃及，对双方都有利。

在这些颇具说服力的论证的推动下（也许是受到了英国人探险迅速升温的刺激），督政府于1798年3月授权一支法国远征队前往埃及。此举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政府希望通过军事征服将埃及并入法兰西共和国，顺带削弱英国在地中海的势力，最终扭转印度的局势。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将促进法国在知识层面获得对埃及及其人民、古迹和辉煌历史的主导权。[29]埃及远征的成功将使法国成为欧洲主要的军事强国和领先的文化强国。

虽然这项事业的代言人是塔列朗，但其背后的主要推动者是从革命的混乱中脱颖而出的法国新一代铁腕人物：拿破仑·波拿巴。他必然理解并支持远征埃及的战略方针，但他的动机包含政治和个人两个层面。拿破仑认为他所统治的是一个王朝，故有意识地效仿欧洲古典时代的著名人物。法兰西共和国以古代罗马为范本，而拿破仑本人则进一步回溯至另一位推翻既定秩序并重塑世界的军事领袖：亚历山大大帝。在权力的顶峰时期，亚历山大征服了法老之地；20个世纪之后，拿破仑将使尼罗河谷脱离世世代代的野蛮状态，获得解放。[30]

拿破仑的远征计划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代号为“英格兰军队左翼”[31]。整个1798年春末，远征队的成员都是从法国各地招募的，其物资也从各地征集。在征兵的同时，远征队还煞费苦心地遴选了500多名平民，其中有151名学者（专家）。他们大多是年轻人（最小的只有15岁，平均年龄为25岁）；对他们而言，此次远征有可能获得新发现，为法国开疆拓土，是一生难逢的冒险和机遇。远征队由五位知名科学家领导，其中最主要的是30岁的数学家让-巴蒂斯特·约瑟夫·傅里叶。他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一名教师，拿破仑委托他为远征埃及招募合适的学生。报名者之中有两位年轻的工程师：埃德梅-弗朗索瓦·若马尔（Edmé-François Jom ard）和雅克-玛丽·勒佩尔（Jacques-Marie Le Père）。两人都将继续为此次远征的科学研究目标和古埃及的重新发现做出重大贡献。

傅里叶召集了一支名副其实的专家大军，其人员的专业背景涵盖了完成远征队的科学和文化探索目标所需的所有学科。队伍中不同职业人员的相对数量揭示了拿破仑的真实意图，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印刷工人（27人及其中3个人的妻子），因为拿破仑和他的革命伙伴深知文字的力量：记述和出版等同于掌握和控制。接下来是测量员和土木工程师（各14人），因为只有准确地绘制地图并在当地建设有用的基础设施（道路、桥梁和运河），才能有效地对一个国家实行控制，充分发掘其经济效益。除了印刷工人、测量员和土木工程师之外，还有9名机械技师和3名造船工人（保障新基础设施的运行），5名采矿工程师和3名机械工程师（发展埃及经济），4名建筑师、4名数学家、7名博物学家和3名天文学家（观察、记录和研究埃及的自然奇观），3名火药制造人员（协助采矿工程师和军队），8名口译员和8名艺术家（获取和记录探险成果），7名外科医生和3名药剂师（保证整支队伍的健康），还有2名考古学家。尽管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文物收藏已经成为一种流行风尚，但对古代文物的科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拿破仑远征队中有两名考古学家，虽然与印刷工人和工程师的数量相比微不足道，但标志着该学科萌芽期的关键时刻。事实上，探险队在考古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其他成就，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起初作为一项军事、政治和经济事业而发起的项目，最终却因铸就了埃及学而被载入史册。

经过两个月的紧急筹备，一切准备就绪。1798年5月19日，主力舰队从土伦港起航。该舰队由13艘战列舰，42艘护卫舰、双桅帆船和海盗船，130艘运输船组成。船上共有1.7万名士兵、同等数量的水手和海军，以及500多名平民，其中包括151名学者。军队拥有1 000多门大炮和700多匹马，而专家则配备了测量仪器、科学设备和一个大型图书馆，几乎囊括了当时法国能找到的所有关于埃及的书。[32]出海后，这支舰队与从热那亚、阿雅克肖和奇维塔韦基亚出发的三支小规模护航队会合；这样一来，整个舰队共有400艘船和3.6万人。这是自古罗马时代以来前往埃及的最大规模的远征队。

1798年7月1日，拿破仑率领远征队在亚历山大港登陆。他下船后采取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正式成立一个由151名学者组成的科学艺术委员会。他的军事实力毫不逊于文化野心，在登陆的第一天早上，亚历山大港就被势不可当的法国军队攻陷。不到三周后，拿破仑率军南下，迎战埃及马穆鲁克统治者的军队，赢得了决定性的金字塔战役，并于7月25日以埃及征服者的身份进入开罗。然而，他的胜利是短暂的。8月1日，霍雷肖·纳尔逊指挥的英国舰队在阿布基尔湾的尼罗河海战（又称阿布基尔湾海战）中击败了法国海军；纳尔逊被封为贵族（尼罗河的纳尔逊勋爵），拿破仑发现自己被困在埃及，没有明确的逃生路线。不过，此时英国人还没有任何军队登陆埃及，所以法国人仍然控制着这个国家，拿破仑开始兴致勃勃地追求远征的科研目标。根据8月22日的行政令，他以法兰西学会为蓝本创建了埃及研究所，并任命傅里叶为常任秘书。第一次会议于8月23日召开，埃及研究所的创建，描绘了一幅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想蓝图。其成员来自科学艺术委员会和远征队的主要军事和行政人员，成员人数被限制在48人，平均分配给四个科学分支的代表：数学、物理科学、政治经济学、艺术和文学。一座被攻占的马穆鲁克宫殿被改造成研究所的总部，配备了会议室和实验室，从法国带来的大量参考书也存放于此。[33]

研究所的成员在开罗着手工作，与此同时，研究尼罗河上游古迹的任务则交给了拿破仑的朋友和同事多米尼克·维旺-德农（Dominique Vivant-Denon，1747—1825）。他跟随由德赛将军率领的一支法国入侵军队，于8月25日离开开罗，追击一名被废黜的马穆鲁克统治者穆拉德·贝伊（Murad Bey）。在接下来的10个月里，德赛的军队带着德农一路向南行进，途中只有遇到令人惊叹的遗迹才会停下来。他们被沿途的发现深深吸引，尤其是古底比斯遗址，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99年1月26日，德农自己回忆道：“整支军队都停了下来，不由自主地热烈鼓掌，仿佛占领这座城池的废墟就是我们此次光荣使命的目标，我们已经彻底征服了埃及。”[34]

相比之下，这些陌生人对于黄沙之下的废墟的痴迷，可能会让旁观他们的埃及当地人感到困惑，因为阿拉伯人对埃及文物的兴趣早已减弱。[35]欧洲入侵者也并非总能为他们遇到的情况做充分准备：1799年，当德赛在酷暑时节首次勘查帝王谷时，队伍中有两名士兵因中暑身亡。[36]

1798年夏末，在100名士兵的护卫下，物理学家（同时也是法国热气球部队的负责人）让-玛丽-约瑟夫·库特尔（Jean-Marie-Joseph Coutelle）和远征队的首席土木工程师勒佩尔雇用了150名当地工人，清理吉萨大金字塔的内部墓室和下行通道。他们能够准确地测量金字塔的外部结构，包括每层石块砌体的高度，而建筑师弗朗索瓦-夏尔·塞西尔（François-Charles Cécile）则测绘了金字塔内部的主墓道。1798年9月24日，拿破仑亲自参观吉萨金字塔时，这些工作暂停了。进入金字塔后，他要求在法老墓室里独处一会——也许是有意模仿亚历山大大帝在锡瓦绿洲听奉神谕时的表现。拿破仑从未透露他在那个独处时刻的经历，[37]但他的的确确被吉萨大金字塔的庞大规模震撼了。他的建筑师和工程师计算出，三座主金字塔中的石块足以沿法国边境线垒砌一堵半米厚、三米高的围墙；或者说，如果这些石块首尾相连，其长度能够绕地球三分之二圈。埃及研究所的测绘员和制图师皮埃尔·雅科坦（Pierre Jacotin）绘制了一张吉萨的大比例尺地图，两个世纪之后，这张地图仍然相当实用。若马尔得出了性质完全不同的结论，同样具有影响力，他对金字塔感到一种莫名的敬畏，认为它们一定蕴含着更深刻、更神秘的真理。[38]当工人开始清理狮身人面像周围的沙子时，随行的士兵突然被召去执行军事任务。埃及研究所的调研不得不戛然而止，但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对吉萨大金字塔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而全面的记录。

在埃及的其他地方，科学艺术委员会正忙于对这个国家进行全面调查，并计划将其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一个行省，振兴当地经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勒佩尔对曼扎拉湖的勘测，这是为了对从苏伊士开凿一条运河、将地中海与红海连接起来的可能性进行评估。这个特殊的项目在法国人的国民意识中播下了一颗非常坚韧的种子，它将处于休眠状态，但不会被遗忘，它将在未来的一任拿破仑（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皇帝拿破仑三世）的领导下开花结果。不过，拿破仑·波拿巴已经意识到，他将埃及并入法国的最初梦想注定要失败。英国陆军大臣邓达斯勋爵曾警告道：“任何独立的国家占领埃及，都将对该国的利益造成致命的损害。”[39]这充分表明了英国挫败法国领土扩张企图的坚定决心。1799年7月25日，拿破仑在第二次阿布基尔湾海战中获胜，为他争取了足够的时间来计划逃跑路线。他在埃及土地上做出的最后几项决策之一，是指示委员会继续完成由德农开始的埃及文物的系统性盘点。8月13日的一项法令任命了委员会下属的两个小组来执行这项任务。9天后，拿破仑和德农穿越英国海军对亚历山大港的封锁，返回巴黎。拿破仑于10月16日抵达法国首都，3周后夺取政权，成为首席执政官。

法国远征队余下的故事都与委员会成员有关。当他们的前任领导人在遥远的法国忙于其他事务时，他们可以不受干涉，自行其是。他们按照指示继续进行研究，为此次远征相关的正式出版物收集资料。但是，他们在埃及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为巩固英国的霸权，1801年3月18日，拉尔夫·阿伯克龙比爵士率领的军队登陆埃及；6月18日，开罗投降；9月3日，亚历山大投降。委员会的剩余成员试图以各种方式逃离埃及，最终成功突破了英国的封锁，返回巴黎。[40]然而，他们的下场也颇为悲惨：在跟随拿破仑远征的151名学者中，近四分之一在8年内去世。其中有5人战死，5人被暗杀，10人死于瘟疫，5人死于痢疾，1人溺水身亡；还有5人在埃及期间染疾，返回欧洲后陆续去世。

从军事层面看，拿破仑远征也是一场灾难。但是，它对埃及和埃及学的影响长久而深远。无论是好是坏，印刷机的引入以及委员会从法国带到尼罗河谷的一些思想，都让埃及在政治方面开始觉醒。拿破仑入侵的埃及目击者谢赫·阿卜杜勒·拉赫曼·达吉伯特（Sheikh Abdel Rahman el Djabarty）的评论言简意赅：“这是一系列可怕悲剧的开始。”[41]

确实，法国占领埃及的时间很短，它将旧秩序推翻，却没有取而代之。奥斯曼军队中一位名叫穆罕默德·阿里的年轻军官趁机填补了当地的政治真空。穆罕默德·阿里1769年出生在马其顿的一个阿尔巴尼亚家庭，后来步步高升，成为一位忠于奥斯曼苏丹的阿尔巴尼亚部队的指挥官。1801年春，拿破仑的军队撤退之后，君士坦丁堡命令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重新占领埃及。军队在阿布基尔湾登陆，不到三年前，纳尔逊正是在那里战胜了拿破仑。穆罕默德·阿里发现，在埃及全境内，前统治者马穆鲁克人（他们在法国撤军后重新集结）和忠于奥斯曼苏丹的军队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穆罕默德·阿里设法与双方合作，同时稳步为自己赢得民众的支持。最终，在1805年5月，他成功地推翻了奥斯曼帝国的总督，并取而代之。坐镇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别无选择，只能默许这一行为，在1806年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埃及帕夏（即总督）的官衔。

次年，他击败了英国的一次小规模入侵，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以最野蛮的行为确立了他的绝对统治。1811年3月1日，穆罕默德·阿里邀请幸存的马穆鲁克领导者到开罗城堡参加盛大的庆祝活动。他们一进入要塞，就被包围并杀死。紧接着，穆罕默德派军队在全国各地围捕其余的马穆鲁克人。就这样，一位阿尔巴尼亚军官成为埃及的总督，统治尼罗河谷（经常采用铁腕手段），建立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王朝。

拿破仑远征（也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第一次大规模入侵中东）不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穆罕默德·阿里王朝诞生的助产士，还确保埃及成为未来百年英法政治较量的焦点。[42]另外，这次激动人心的远征及由此产生的出版物唤醒了整个西方世界对古埃及的兴趣，而且此后再也没有减弱过。拿破仑为埃及留下的不朽遗产，是一个新国家的起源和一门新学科的诞生。这二者的未来走向都将喜忧参半、是非难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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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法国人失去了在埃及的军事优势，但由于拿破仑的学者团队的工作，在这场文化霸权之战中，法国彻底战胜了英国。到19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法国驻埃及的代表实际上垄断了整个尼罗河谷的文物买卖生意。事实上，对于参加拿破仑远征并于1810—1829年担任法国驻开罗总领事的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Bernardino Drovetti）来说，收集古代艺术品和手工艺品才是他的要事和职业。19世纪早期在开罗流行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埃及的财富属于在那里的外国人。”[43]

法国人在为卢浮宫庞大的国家收藏搜集文物方面占得了先机，伦敦也看在眼里。1815年，受惠灵顿在滑铁卢战胜拿破仑的鼓舞，英国外交部敦促其在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开始为大英博物馆搜集文物。就算不在乎知识落于人后，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也绝对不能受到威胁：“无论这项事业的代价有多大，无论它成功与否，一个开明的、渴望在追求科学与文学进步的过程中抢先于其竞争对手的国家，都将欣然提供支持。”[44]

面对法国在埃及的文化霸权，英国的应对方式是任命自己的总领事。1815年，政府宣布任命亨利·索尔特（Henry Salt）为派驻开罗的新任首席代表。1816年4月，他与妻子抵达开罗。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花费大部分精力搜集文物——不仅是为了大英博物馆，而且把这些文物卖掉，赚取利润，以弥补微薄的外交官薪水。在埃及任职不仅是一个超越法国人的机会，也是一个致富的机会——两者的结合令人更加难以抗拒。

在19世纪第二和第三个十年里，德罗韦蒂和索尔特之间的竞争主导了对埃及古遗址的探险（或者应该说是洗劫）。正如后来的一位观察者所说，“考古场变成了两队向导与挖掘工的战场。一边由令人生畏的索尔特带领，另一边由德罗韦蒂指挥”[45]。索尔特不失时机地讨好穆罕默德·阿里，他相信与埃及新统治者建立良好关系将让文物搜集变得更加顺利。但穆罕默德·阿里可是一位老练的政治操盘手。他利用文物（或对文物的承诺）来挑拨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46]起初，德罗韦蒂经常用计战胜索尔特，把后者耍得团团转，因为他在埃及各地建立了一个冷酷而忠诚的特工网络。为了应对，索尔特幸运地任命了一个人作为他的代理。这个人决断力强、足智多谋，而且体能极好，能够胜过任何对手。

在埃及学的早期编年史中，乔瓦尼·巴蒂斯塔·贝尔佐尼（Giovanni Battista Belzoni，1778—1823）脱颖而出，在各个方面都胜人一筹。他出生于意大利帕多瓦市的一个贫困家庭，十几岁时前往罗马，立志从事圣职工作。但1798年拿破仑的入侵迫使贝尔佐尼离开了罗马，他以游商的身份在欧洲游荡了一段时间，然后于1802年抵达伦敦。在那里，他充分利用自己非凡的体格，走上舞台，进行了万众瞩目的精彩表演。作为一名举重运动员，他先是取了个艺名“巴塔哥尼亚的桑普森”，然后改成“法国大力士”；他还演过哑剧《巨人杀手杰克》（如今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杰克与魔豆》）中的巨人；最后，他回归了本名，自称演员、魔术师和大力士“伟大的贝尔佐尼”。与英国女子萨拉结婚后，贝尔佐尼前往马耳他，寻求新的冒险。在那里，他幸运地遇到了穆罕默德·阿里的特使，后者正在欧洲寻找工程师和其他专家，助力埃及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贝尔佐尼对自己的水力学背景夸大其词，努力说服对方，他正是改进埃及灌溉系统的人选。不可思议的是，特使相信了贝尔佐尼的话，并邀请他前往开罗，亲自向帕夏本人介绍这些想法。穆罕默德·阿里的思路很简单。据说，他曾对一位来访者表示：“我知道，从欧洲来表示想要为我出力的50个人中，有49个都是冒牌货。如果不试一试，我就无法发现他们之中可能存在的真材实料。我先把他们都买下来，如果找到了一个有真本事的人，那么我因接受其他人而蒙受的损失，他通常能够以百倍偿还。”[47]

贝尔佐尼是这一思路的主要受益者。“我们于1815年5月19日从马耳他起航，”他写道，“随后于6月9日抵达亚历山大；我们的队伍由贝尔佐尼夫人、我和我从爱尔兰带来的小伙子詹姆斯·科廷（James Curtain）组成。我去埃及的主要任务是建造水利设施，让那个国家能够使用比现有系统更简便、更经济的系统来灌溉田地。”[48]即便是对于一个曾游历大部分欧洲地区的人来说，埃及也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挑战：“一进入亚历山大港，领航员就告诉我们，城里正在流行瘟疫。对于从未到过那个国家的欧洲人来说，这是令人紧张的情报。”[49]

从亚历山大港出发，抵达开罗后，贝尔佐尼很快就结识了住在埃及首都的其他欧洲人。他最早认识的人之一是瑞士探险家约翰·路德维希·伯克哈特（Johann Ludwig Burckhardt）。伯克哈特曾在剑桥学习阿拉伯语，在中东地区四处游历。1812年，他发现了佩特拉古城，并于当年晚些时候定居开罗，化名谢赫·易卜拉欣·伊本·阿卜杜拉（Sheikh Ibrahim ibn Abdullah），以穆斯林身份生活。自从抵达法老的土地，伯克哈特就对这个国家的文物着了迷。（1813年3月，他成为第一个看到阿布·辛拜勒岩刻神庙的欧洲人。）其中一处废墟令他特别感兴趣。在卢克索古城对面的底比斯西部平原上有一处废墟，其中有高耸的柱子、倒塌的墙壁和巨型雕像的残骸。拿破仑的学者们曾研究过这座建筑，并在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西库鲁斯的著作启发下，将其命名为“奥兹曼迪亚斯之墓”[50]。有些欧洲人称之为“门农宫”（Palace of Memnon）。无论以何种名称为人所知，这处废墟最显著的特征是一尊俯卧在沙漠上的巨型王室成员雕像，以及附近两个巨大的王室成员头像。[51]两个头像中更大和更壮观的半身像高2.7米，宽2米，由整块花岗岩雕刻而成，被称为“年轻的门农”。它引起了拿破仑远征队的注意，他们曾试图将其移走，但没有成功。[52]现在，伯克哈特认为，如果把它送到欧洲的一座博物馆，一定是件了不起的藏品——但是要送到大英博物馆，而不是卢浮宫。根据贝尔佐尼的说法：“伯克哈特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在策划将名为‘年轻的门农’的巨大头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半身像运到英国，并且努力说服帕夏将它作为礼物送给摄政王；但是，土耳其人一定觉得这件东西无关紧要，不能送给如此伟大的人物，因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53]

伯克哈特的计划得到了另一位旅行家和古文物研究者威廉·约翰·班克斯（William John Bankes）的支持。他于1815年来到埃及，最远行至瓦迪哈勒法。他是一位狂热的文物收藏家，将“年轻的门农”运到英国，作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的想法对他很有吸引力。伯克哈特和班克斯一起向新到任的英国总领事亨利·索尔特提出了他们的主张。

机缘巧合之下，贝尔佐尼抵达开罗时，索尔特正在考虑这一提议。这位勇敢、无所畏惧且在移动重物方面经验丰富的意大利巨人提出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1816年6月28日，索尔特在一封信中写道：“贝尔佐尼先生需要在布拉克准备必要的工具，将‘年轻的门农’头像抬起，并沿着尼罗河运送出来。”[54]根据贝尔佐尼的说法，这个决定并不是那么简单。他表示：“领事看起来倾向于按此行事，但有一段时间犹豫不决，说他会考虑一下。”贝尔佐尼还断然否认曾被索尔特聘请或雇用，而是声称他独自为大英博物馆办事。[55]无论真相如何（不同的说法显然是两人之间关系紧张的征兆，而他们的关系最终彻底破裂了[56]），贝尔佐尼接受了委托，起程前往底比斯。抵达后，他招募了80名当地阿拉伯人，于1816年7月27日开始工作。

蛮力的价值得到了证明，“（8月）3日，我们进行得非常顺利，前进了将近370米”[57]。到8月12日，这尊巨大的半身像已被拖到尼罗河西岸。这一非凡的壮举当时一定在卢克索被议论纷纷。这个消息甚至传到了爱资哈尔大学的一位教授阿卜杜勒·拉赫曼·贾巴尔蒂（Abd al-Rahman al-Jabarti）耳中，他在1817年关于欧洲收藏活动的评论中特别提到了“年轻的门农”；他没有谴责它被移走一事，但也不完全理解西方对埃及古代遗存的迷恋。[58]“年轻的门农”24天后抵达开罗，运载船最终于1816年12月15日停靠在布拉克港。在圣诞节和新年庆祝活动期间休整了一段时间后，运载船再次起航，于1817年1月10日抵达尼罗河河口的罗塞塔港。

任务完成后，贝尔佐尼的注意力转向了埃及的其他古代遗址。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我有幸发现了那个原始民族的许多古遗址。我成功地打开了两座著名的吉萨金字塔中的一座，以及底比斯的几座法老陵墓。”[59]其中最重要也最壮观的是塞提一世陵墓，他是“年轻的门农”的建造者拉美西斯二世的父亲。[60]

与此同时，“年轻的门农”在罗塞塔港动弹不得。直到1817年10月17日，索尔特才将通知送到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Lord Castlereagh）的手上。这件文物终于登上了运输船“尼阿克斯号”，开往马耳他。在那里，它被转移到一艘皇家海军补给船“韦茅斯号”（满载来自大莱普提斯的文物），开始了前往英国的最后一段旅程。在雕像从卢克索到伦敦的漫长航程期间，欧洲媒体热切地追踪报道了关于它的最新消息。1818年1月，《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雕像的高度期待，认为它“毫无疑问是迄今发现的古埃及雕塑中最好的一件”[61]。终于，在那年3月，“韦茅斯号”停靠在泰晤士河畔，外交部和海军部通知大英博物馆，其珍贵文物已经运达。博物馆顿时成为“世界上首个埃及艺术和历史文物宝库”[62]。其藏品的规模和雄心反映并宣告了不断发展壮大的大英帝国的规模和影响力。这座雕像是大英博物馆的明星展品，直到1818年底之前一直常年展出。诗人约翰·济慈是它的早期崇拜者之一。他的诗人朋友珀西·比希·雪莱“以超乎寻常的热情仔细研究前往东方的旅行家的记述”[63]，并受到启发，写下了十四行诗《奥兹曼迪亚斯》。[64]这首诗是英语文学中一段最著名的关于人类之脆弱的反思，于1818年1月11日发表，当时这座雕像正沿着英吉利海峡向北航行。

同年秋天，班克斯、索尔特和一位普鲁士博物学家阿尔伯特·冯·萨克（Albert von Sack）从开罗起航前往上埃及。在卢克索，意大利探险家亚历山德罗·里奇（Alessandro Ricci）和希腊商人乔瓦尼·阿纳斯塔西（Giovanni Anastasi）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里奇曾在塞提一世的陵墓中为贝尔佐尼绘制过图纸，而阿纳斯塔西接替贝尔佐尼担任了索尔特在上埃及的代理人，后来成为挪威和瑞典的总领事。一行人继续向南前往菲莱岛，遇到了四位旅行者，其中包括爱尔兰天主教解放运动领袖托马斯·怀斯（Thomas Wyse）和建筑师查尔斯·巴里（Charles Barry），后者将继续在班克斯位于多塞特郡金斯顿莱西的乡间宅第工作，设计国会大厦，改造卡尔纳冯勋爵的海克利尔城堡。这说明滑铁卢战役后，在埃及旅行的欧洲人联系之紧密、跨国合作之频繁。[65]作为一位目光敏锐的收藏家，班克斯特别喜欢菲莱岛上风景优美的一片废墟中的一座方尖碑，决定将其移走。法国特使德罗韦蒂试图阻止他，但索尔特坚持英国先前的态度。班克斯成功地将方尖碑运到英国，竖立在金斯顿莱西。在那里，它将在象形文字的破译中发挥关键作用。

至于贝尔佐尼，在与索尔特闹翻之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吉萨，并于1818年3月2日成功进入了哈夫拉金字塔。[66]次年，他返回英国，出版了关于这段冒险经历的记述文字。1821年，他在皮卡迪利大街的埃及厅举办了一场展览，展示了他的一些发现，以及塞提一世陵墓的等比例缩小模型。展览开幕当天就吸引了1 900名游客，展出时间为一年。（相比之下，1822年，他把展品带到巴黎，却没有获得成功：国家之间的竞争并没那么容易被遗忘。）此后，贝尔佐尼渴望新的冒险，于是在1822年再次离开英国，去寻找尼日尔河的源头。1823年，在前往廷巴克图的途中，他患上痢疾，在如今贝宁的瓜托去世，年仅45岁。

虽然索尔特的考古动机可能值得怀疑，但他确实在发现人才方面拥有不可思议的能力。他的另一名员工是乔瓦尼·巴蒂斯塔·卡维利亚。卡维利亚起初是一名船长，后来也来到了埃及。1817年，当贝尔佐尼在帝王谷工作时，索尔特聘请卡维利亚去发掘狮身人面像。卡维利亚在吉萨度过了20余年，清除了狮身人面像四周的沙子，使它自远古时代以来首次重见人世。他还研究了金字塔，确信金字塔中深藏具有重大宗教意义的奥秘。[67]在狮身人面像周围，挖开从四面侵蚀而来的沙丘，他发现了一条罗马楼梯、一座广场、雕像上缺失的胡须碎片和位于前额的眼镜蛇，以及在它的两爪之间的记梦碑。若想读懂它上面的文字，就需要等象形文字被破译之后了。[68]在大金字塔内部，他借助绳索向底部探索，同时燃烧硫黄，试图净化恶臭的空气。[69]他付出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在金字塔中心的正下方发现了一个此前不为人知的地下室。贝尔佐尼和卡维利亚都精力充沛、积极进取，他们是19世纪早期埃及探险历程中勇气与冒险精神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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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远征之后，在欧洲国家看来，获得文物成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也是骄傲的资本。拿破仑埃及远征期间及之后，在从尼罗河谷窃取的无数文物中，有两件特殊的藏品直接促成了埃及学的诞生，并明确了该学科在更广泛的欧洲文化政治中发挥的作用。

1799年7月中旬，在梅努将军的指挥下，一支拿破仑军队正忙着加强朱利安堡（今博格拉希德堡，中世纪的罗塞塔要塞）的防御，为第二次阿布基尔湾海战做准备。军队在文化艺术委员会成员、工程师皮埃尔·弗朗索瓦·泽维尔·布沙尔的监督下工作时，发现了一块形状不规则的花岗岩板，重0.75吨，镶嵌在堡垒的墙壁上。布沙尔立刻意识到，这不是一块被重复使用的普通石板，因为石板的一面雕刻有一段很长的铭文。铭文明显分为三部分。最上面是埃及象形文字，下面是古希腊文字，中间是一种奇怪的草书体文字。和委员会的所有成员（甚至包括负责军事和土木工程任务的成员）一样，布沙尔也对埃及文物的发现时刻保持警惕和清醒。他立即将石板的发现报告给梅努将军，后者安排将其送到开罗的埃及研究所做进一步研究。

研究所的学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好运。士兵发现的是一件惊人的遗存：同样的内容，以三种不同的文字刻在石板上。任何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都能够阅读最下面用古希腊文写成的部分。因此，最上面的部分一定是以古埃及法老的语言记录了相同的内容。事实上，从希腊文翻译而来的铭文的最后一句话证实了整个纪念碑的性质：“该法令应以象形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古希腊文字刻在花岗岩石碑上。”[70]《埃及信使》（Courier de l’Egypte）是拿破仑远征的官方期刊，用从法国进口的印刷机在开罗印刷出版。1799年7月29日的期刊报道了这一发现：“这块石板对象形文字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或许它终于给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71]

认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之后，研究所的成员进行了石版印刷——既制作了平版（将印刷油墨涂在石板表面，雕刻的铭文不着墨），又将其作为凹版印刷模板（用墨填充铭文，实现黑白复印效果）——随后将副本寄往巴黎。在那里，它们被分发给欧洲各地的学者，他们接受了破译象形文字部分的艰巨挑战。其中有博学的英国贵族托马斯·杨（Thomas Young，1773—1829）和深深迷恋埃及的法国革命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832）。他们各自的工作塑造了接下来20年的埃及学研究，同时也使该学科诞生时就存在的激烈的英法竞争得以延续。

至于这块石板本身，已经按照其发现地被命名为罗塞塔石碑。1801年，它从开罗被运往亚历山大港，等待乘船运往巴黎，在卢浮宫展出。然而，由于法国军队刚向英国远征军投降，委员会搜集的文物成为英国的战利品。[72]罗塞塔石碑的目的地从巴黎改成了伦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选择的运输工具是一艘被俘的法国护卫舰，名为“埃及人号”。1802年2月，这艘护卫舰停靠在朴次茅斯，这块石板立即被送往伦敦文物学会图书馆，然后由该学会的王室赞助人乔治三世赠予大英博物馆。因此，罗塞塔石碑成为大英博物馆获得的首批埃及文物之一（五年后才成立了文物部），而且是其中最重要的藏品。

20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英国赢得了军事上的优势，但法国无疑在文化领域占据了上风。尽管“年轻的门农”已被成功运往伦敦，但索尔特发现自己经常被主要竞争对手德罗韦蒂打败。两位总领事各自的代理人在考古现场频繁发生冲突，于是双方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一位英国访客弗雷德里克·亨尼克爵士（Sir Frederick Henniker）目睹了这种妥协的结果，对此不以为然：“整个古底比斯都成了英国和法国领事馆的私人财产；每一座神庙都有两国的分界线，这些建筑过去经受住了“野蛮人”的攻击，如今面对文明的贪婪，以及癖好古玩人士和古文物研究者的投机行为，却毫无招架之力。”[73]

相比之下，1821年远征埃及的法国赞助人塞巴斯蒂安·路易·索尔尼尔（Sébastien Louis Saulnier）对穆罕默德·阿里的文物政策特别满意：“埃及政府为了吸引欧洲人前往那里而采用的其他手段之一，就是允许所有来访者搜寻文物，无论是在地面上的还是在地下的，都可以带走。”[74]

对索尔尼尔而言，这句话不仅仅是简单地陈述事实。作为一位古文物研究者和收藏家，他特意赞助了一次埃及探险，只有一个目的：为法国取得一件比著名的罗塞塔石碑更有名气的文物。

早在1798—1799年，当法国军队在德赛将军的率领下（队伍里还有德农）穿过上埃及追捕逃亡的马穆鲁克时，他们旅程中的一个亮点（至少对德农而言）是丹德拉神庙。在周围一片平坦的沙漠之中，孤独地矗立着一座壮观的罗马神庙，里面供奉着埃及母神哈索尔。[75]在神庙内众多保存完好的彩绘装饰浮雕之中，有一件引起了特别的轰动：在屋顶小礼拜堂内的一块天花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圆形黄道带，甚至标注了星座和天文数字，四角各由身形纤长的埃及女神支撑。德农当场画了一幅准确的图，自那时起，那幅黄道带浮雕就令法国垂涎不已。幸运的是（从法国的角度来看），“当时它并没有被拆下来，如果被拆下来，它肯定会像罗塞塔的铭文、亚历山大的石棺和埃及研究所搜集的其他古物一样，落入英国人的手中”[76]。

现在，法国认为，“如果取得了黄道带，就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那些贵重古物的缺失”[77]。索尔尼尔讲述了探险队队长让-巴蒂斯特·勒洛兰（Jean-Baptiste Lelorrain）[78]的爱国主义奋斗的故事：“他的初衷是把黄道带浮雕的锯齿形边缘切下带走，但发现这块巨石太重了，将它运走是不可能的。再者，它的边缘是装饰性的，而非实用性的，因此勒洛兰先生只得满足于移走圆形星图以及把它围住的正方形部分。”[79]

勒洛兰的事迹被美国外交官卢瑟·布拉迪什（Luther Bradish）发现，他恰好在星图被移除时到访丹德拉神庙。布拉迪什将消息带到了开罗，传到了亨利·索尔特的耳中。索尔尼尔讲述了这件事：

在开罗，并没有人试图夺走勒洛兰先生的珍宝，但英国总领事已赶往亚历山大，再次向帕夏提出请求。幸运的是，勒洛兰先生并没有长时间犹豫不决，因为当帕夏询问他是否得到正式授权，并且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时，他立即宣布支持他……帕夏的决定被飞快地传递给了勒洛兰，他一听说，就立即将黄道带送上了一艘开往马赛的船，这艘船于7月18日起航。至此，这一浮雕得以幸免于难，而它所面临的威胁不仅来自当地人的破坏，也来自某些看似热衷于保护文物的欧洲人。[80]

1821年11月27日，丹德拉黄道带在马赛上岸，随后立即被送往巴黎展出。在那里，它引起的轰动甚至比20年前罗塞塔石碑抵达伦敦时还要大。

几乎唯一一个对将黄道带从其所在神庙中移除一事提出疑问的法国人，是1821年10月给《百科全书评论》写了一封匿名信的作者。虽然这位作者为法国（而不是英国）获得了如此重要的文物而感到骄傲，但他仍然对埃及最伟大的神庙之一所遭受的破坏深表遗憾：

我们赞赏两位勇气可嘉的同胞的爱国情怀，他们在其指引下如此巧妙而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工程……但是，在祝贺索尔尼尔和勒洛兰细心地将圆形的丹德拉黄道带从尼罗河沿岸运送到塞纳河畔，而非泰晤士河畔时，我们不得不表示遗憾，因为这座宏伟的神庙中最精美的纪念物之一已被剥夺……我们法国人应该效仿埃尔金勋爵吗？当然不应该。[81]

这封信的作者正是让-弗朗索瓦·商博良。不到一年后——由于伦敦的罗塞塔石碑，而不是卢浮宫的黄道带浮雕——他将成为埃及学史上最著名的人物。

[1] Norden (1757): 77.

[2] Felix Fabri, Evagatorium in Terræ Sanctæ, Arabiæ et Egypti peregrinationem, 引自Thompson (1992): 17。

[3] Anon. (1589).

[4] Reid (2002): 27.

[5] Sicard (1982): 23.

[6] 引自Tyldesley (2005): 43。

[7] Pococke (1743): 13.

[8] Pococke (1743): 46.

[9] Pococke (1743): iii.

[10] 其中包括“英国皇家学会主席马丁·福克斯先生”和“最尊贵的巴斯骑士勋章获得者托马斯·庞弗雷特伯爵”。

[11] Norden (1757), I: 39.

[12] Norden (1757): 65.

[13] Norden (1757): 77, 79.

[14] Norden (1757): 67, 69.

[15] Norden (1757): pl. CVI.

[16] Norden (1757): 44.

[17] Norden (1757): 129.

[18] Norden (1757): 121.

[19] Thompson (1992): 21.

[20] Norden (1757), I: dedication.

[21] Thompson (1992): 21.

[22] Rauch (2006): 325.

[23] Colla (2007): 21.

[24] For which see Volney (1787).

[25] Rauch (2006): 325–6.

[26] Edinburgh Review, I ( January 1803): 330.

[27] Reid (2002): 31.

[28] 引自Gillispie and Dewachter (1987): 3。

[29] Jeffreys (2003): 2–3.

[30] Gillispie and Dewachter（1987）: 3. 在埃及远征中，拿破仑随身携带的正是亚历山大的随行书——荷马的《伊利亚特》，以及色诺芬的《远征记》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这并非巧合。他还随身携带了一本沃尔尼伯爵的《帝国的废墟，或帝国革命的沉思》。见Reid（2002）: 139–41；Rodenbeck（2004）: 130。

[31] Gillispie and Dewachter (1987): 5.

[32] Ceram (1978): 77.

[33] Tyldesley (2005): 48.

[34] Denon (2003): 20.

[35] Elshakry (2015): 191

[36] Gillispie and Dewachter (1987): 19.

[37] Lehner and Hawass (2017): 91.

[38] Lehner and Hawass (2017): 91.

[39] 引自Dixon (2003): 87。

[40] Tyldesley (2005): 49.

[41] 引自Sattin (1988): 25。

[42] Reid (2002): 32.

[43] 据报道引自Burckhardt，见Sattin (1988): 59。

[44] 引自Mayes (1959): 114。

[45] Burton (1880).

[46] Jeffreys (2003): 4.

[47] 引自Sattin (1988): 59。

[48] Belzoni (1821): 1.

[49] Belzoni (1821): 1.

[50] “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是古埃及语“Usermaatra”的希腊变体，是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王名，这座神庙就是为他而建的。如今，整座建筑被称为拉美西斯神庙。

[51] 在拿破仑一世时出版的《埃及记述》中，1812年出版的第二卷埃及文物图版包括一幅西底比斯地图（图版19），题为Thèbes. Memnonium，上面将整座建筑标注为《奥兹曼迪亚斯墓，旅行者称之为门农宫》。这幅地图上标注了两个巨像头颅的位置，还有一个基座和一个倒下的巨像，标注为《奥兹曼迪亚斯雕像的残骸》。图版32是其中一个巨幅头像的插图。

[52] Long (1832), I: 253.

[53] Belzoni (1821): 21.

[54] 引自Belzoni (1821): 26。

[55] 引自Belzoni (1821): 22, 24。

[56] 贝尔佐尼在为自己的记述撰写的导言中尖锐地指出：“我不是英国人，但我更希望读者能从我本人这里获得关于我的考察过程的叙述，我会尽我所能……而不是冒着我的意思被他人曲解的风险。”（Belzoni, 1821: V）他所说的“他人”无疑指的是索尔特。

[57] Belzoni (1821): 46.

[58] Reid (2002): 40.

[59] Belzoni (1821): vii.

[60] 当贝尔佐尼探索黄沙下的世界时，他的妻子萨拉“利用在埃及的机会，观察了该国妇女的生活习俗”；研究结果发表在她丈夫的简明回忆录的附录中（Belzoni,1821: 441）。这是一篇“关于埃及、努比亚和叙利亚妇女的简短描述”，也许是西方人第一次进行此类研究。

[61] 《评论季刊》，XVIII (1817–18): 368。

[62] 《评论季刊》，XIX (April 1818): 204。

[63] Hogg (1933), I: 76.

[64] 雪莱这首诗的灵感可能来源于波科克的《东方与其他国家记述》和德农的《下埃及和上埃及游记》。尤其是德农对中埃及奥克西林库斯遗址的描述：“一望无际的荒芜，无边的旷野压迫着人们的心灵，平坦处只有一片沉闷的废墟”，其中使用的意象与雪莱的语言极为相似；见Waith（1995）。

[65] Manley and Rée (2009).

[66] Manley (2001): 189.

[67] Usick and Manley (2007): 3.

[68] Usick and Manley (2007): 1.

[69] Usick and Manley (2007): 1. 索尔特撰写的关于卡维利亚在吉萨工作的描述在2002年大英博物馆重组期间才被人们发现。

[70] 参照Ray（2007）第170页的翻译。

[71] Courier de l’Egypte, 37 (le 29 fructidor, an VII), 引自Thompson (1992): 22。

[72] Tyldesley (2005): 52.

[73] Henniker (1823): 139.

[74] Saulnier (1822): 76.

[75] 亨尼克在1820年参观时“赞叹不已，尽管旁边的垃圾山几乎堆到了入口顶部”（Henniker 1823: 119）。

[76] Saulnier (1822): 77–8.

[77] Saulnier (1822): 77–8.

[78] 人们对勒洛兰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在远征时拆除了丹德拉黄道带。

[79] Saulnier (1822): 84.

[80] Saulnier (1822): 84.

[81] Champollion (1986): 1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