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城市调查的起源

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后于1981—1983年进行的五城市调查，是中国社会学抽样调查的起点。它始于1981年在天津尖山街进行的婚姻家庭和生育问题调查。那时中国社会学会接待了受美中学术交流学会资助来华访问的美国人类学家，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人类学教授帕斯特内克（Burton Pasternak）。应他的要求，费孝通先生安排他到天津进行实地调查。调查的题目是婚姻家庭和生育问题，调查的对象为调查所在地全部55岁以上的已婚妇女。调查采取的是入户访谈式的问卷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潘乃谷和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潘允康组织实施了此项调查。

当时，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学正处在起步阶段，百废待兴，要认真学习西方国家的经验。他认为西方的经验不仅限于理论方法，同时也包括如何做调查。他在天津调查结束后对那时所里正在北京宣武区椿树街道的东河沿居委会进行社会调查基地建设的人（我和所里的同事薛寅、张仙桥和王荣芬等）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提出要在东河沿做一个同样的调查，把他们的经验学到手。于是有了1982年的“东河沿婚姻家庭和生育调查”。在接受任务以后我们参照天津调查的问卷设计了东河沿调查的问卷。为了有可比性，我们保留了天津调查绝大部分项目，但是也根据研究的需要，增加了不少新的项目，所以东河沿调查的内容比尖山街问卷调查篇幅长不少。调查对象也从55岁以上的已婚妇女，改为全体已婚妇女。和天津调查一样，东河沿调查也采用入户访谈的方式。

整个东河沿调查都是在费孝通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参加调查的人几次到他家中开会，那时他的家还在中央民族学院内，是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房。地方狭窄，只有两个卧室。他就坐在卧室中的一张八仙桌旁，听取我们的汇报并对调查工作作出指示。他提出调查人员不仅要调查，而且要利用调查得到的资料写文章。根据他的要求，我用东河沿的资料，写了一篇论婚姻的门当户对的论文，他亲自审阅并批示，认为论文很好，有理有据，指出社会学者论文就是应该从调查资料出发来写文章。在此期间，费孝通先生还在家中安排了对《中国青年生育意愿调查》的讨论。希望我们能利用东河沿调查的资料对它做一些补充。实际上因为那时《中国青年生育意愿调查》这一项目的实地调查已经完成，进入了分析写作的阶段，所以东河沿调查的资料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什么补充作用，与会的人只是对分析和写作的框架提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中张之毅先生的意见是非常有分量的，对最终报告的完成具有指导意义。

如果说东河沿调查对家庭研究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在东河沿调查中，我们第一次提出了用与被调查人共同生活这一指标作为“家庭”这一概念的操作定义。在东河沿调查最初进行的访谈中，我们发现在问及家庭人口的时候，如果不加任何限制，被调查人常常会将调查时健在的夫方所有的男性亲属及其配偶包括进来，家庭人口一般都会有十几口，有时甚至会有几十口。这固然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家”这一概念，但显然这不是学术上的“家庭”的概念。因此，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我都会进一步询问：“在这些人中，哪些人现在和你一起过日子？”这时被调查人的家庭人口便会迅速减少，因为那些不在一起生活的人此时都会被排除出去，这就使家庭人口回归到“家”的理论定义限定的范围。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对“共同生活”这一概念我们不必作出硬性规定，如是否住在一起、是否在一起吃饭等，只要由被调查人主观认定就可以了。换言之，东河沿调查既没有使用家庭社会学经典的关于“屋顶”（one roof one family）的操作定义，也没有使用费孝通先生“一起吃饭”（同灶）这样的标准，而是采用了主观认定的“共同生活”这一标准作为家庭的操作定义。之后其他调查点进行的调查，以及我之后所做的家庭调查都采用它作为家庭的操作定义。东河沿调查使我认识到在家庭研究中怎样在操作层面定义一个“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