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关试与春关

一、关试性质及程序

唐代举子经礼部贡举试及第后，[1]并不意味着已经走上了仕途，还得经过吏部的铨选，才能注拟授官。所以礼部首先要把新及第举子移交给吏部，使他们成为吏部的选人。这移交的手续就是关试。

所谓关试，就是礼部把新及第的举子移交给吏部，再由吏部以考试方法接纳这些举子为选人的一种形式。所谓选人，就是有资格参加吏部铨选而尚未授官任职的人。先是，礼部放榜后，把及第举子的姓名、籍贯、年龄、三代名讳、及第年月、科名、等第、名次、知贡举人等等有关材料写成关状，移交给吏部。移交时，并用关牒形式通知关白吏部：这些及第举子现交吏部待选。然后，吏部就对这些新及第举子试以两道短小判词便算接纳了。宋《蔡宽夫诗话·唐制举情形》说：“唐举子既放榜，止云及第。……自闻喜宴后始试制（按“制”字误，当作“判”）两节于吏部，其名始隶曹，谓之关试。”（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辑佚》卷下）明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十八《诂笺三》“进士科故实”条中说得更清楚，他说：

关试，吏部试也。进士放榜敕下后，礼部始关吏部，吏部试判两节，授春关，谓之关试。始属吏部守选。

所谓“始关吏部”，就是用关牒通知吏部。关试后，及第举子就算脱离了礼部，而成了吏部的选人。

由以上引文可知，关试不过是一种交接手续：对礼部来说，是移交手续；对吏部来说，是接纳手续；对新及第举子来说，又是向吏部履行的报到手续。

关试一般在春天举行，即在闻喜宴后，及第举子向座主谢恩及拜谒宰相等活动后举行。其具体时间往往视礼部放榜时间而定。按古代办事效率言，一般大约在放榜后的十天半月左右举行。这可从李商隐的诗文中推知。李商隐是文宗开成二年（837）进士及第的，及第后他写有《上令狐相公状》五、六两篇文，是写给时任兴元府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令狐楚的。他在第五状中说：

今月二十四日礼部放榜，某侥幸成名，不任感庆。某材非秀异，文谢清华，幸忝科名，皆由奖饰。（《全唐文》第七七四）

又在第六状中说：

前月七日过关试讫，伏以经年滞留，自春宴集，虽怀归若无其长道，而适远方俟于聚粮，即以今月二十七日东下。伏思自依门馆，行将十年，久负梯媒，方沾一第。（同上卷）

另外，他有一首《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诗，是出京后往洛阳省亲时在灞陵所作，诗云：

芳桂当年各一枝，行期未分压春期。

江鱼朔雁长相忆，秦树嵩云自不知。

下苑经过劳想像，东门送饯又差池。

灞陵柳色无离恨，莫枉长条赠所思。

（《全唐诗》卷五四〇）

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一释此诗“压春期”曰：“在春杪，故曰压。”知诗作于春末。将以上诗文结合起来考察，李商隐及第后东归省亲是在三月末，与第六状中所说“即以今月二十七日东下”之语相合，知“今月”即三月；“前月七日过关试讫”，则“前月”即二月，知第六状当写于三月。第五状中云“今月二十四日礼部放榜”，“今月”当指正月，则第五状必写于正月末。由以上可知，开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礼部放进士榜，二月七日吏部举行关试，其间相隔十三天。

一般说来，正月礼部举行贡举试，二月吏部举行关试比较普遍。晚唐诗人曹邺有一首诗，题作《关试前送进士姚潜下第归南阳》，诗云：

马嘶残日没残霞，二月东风便到家。

莫羡长安占春者，明年始见故园花。

（《全唐诗》卷五九二）

进士，是唐人对被州府举荐应进士科而尚未及第者的统称，与明、清举人中第后始称进士有区别。细玩诗意，诗当作于曹邺进士及第的大中四年（850）春，时已放榜而尚未举行关试。姚潜当是与曹邺同应试而未第者。据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知，曹邺为桂州人，大中四年被礼部侍郎裴休取为进士及第的。曹邺送诗首句“马嘶残日没残霞”，不仅写出了马不忍别，人何以堪的情景，而且也点明了姚潜是在黄昏落日时骑马离京的。“二月东风便到家”，写姚潜乘着二月的春风就可到家了。由诗题知，姚潜是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人。据《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邓州“在京师东南九百二十里”，则姚潜骑马自长安到南阳，十天左右就可到家。桂州“至京师水陆路四千七百六十里”（《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即使曹邺关试后乘快马坐飞船也无法这年春天到家，要看到故园的春花只有到明年了，故云：“莫羡长安占春者，明年始见故园花。”谓姚潜切莫羡慕我中第而占了春（因礼部放榜在春天，故名），但要看到故园的花却要到明年的春天，不如你今春就能见到故园的花。借以安慰落第者，这种写法可谓匠心独运。有人解释说，末句谓姚潜明年定能登第，则非。由此诗知，姚潜乘二月东风就可回家看到春花，则曹邺送其出京必在二月初。再由诗题知，是曹邺在参加关试前写诗送姚潜的，则大中四年的关试必在二月无疑。

姚合有一首诗，题作《酬卢汀谏议》，末两句曰：“遥贺来年二三月，彩衣先辈过春关。”（《全唐诗》卷五〇一）似指卢汀之子明年当会进士及第事。这里的“春关”，即指关试。由是知，关试多在二月，有时也在三月举行。

然而，顾非熊却有一首诗，题作《关试后嘉会里闻蝉感怀呈主司》，诗云：

昔闻惊节换，常抱异乡愁。

今听当名遂，方欢上国游。

吟才依树午，风已报庭秋。

并觉声声好，怀恩忽泪流。

（《全唐诗》卷五〇九）

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二载，顾非熊进士及第在武宗会昌五年（845），是年进士考试后又举行了覆试，但都在二、三月，何以关试却在秋初举行？令人不解。再从诗意看，也与关试无涉。则诗题“关试后”三字或有误，或是年有特殊情况，改为秋初始试，可存疑。

另外，《登科记考·凡例》云：

其应举者，乡贡进士例于十月二十五日集户部，生徒亦以十月送尚书省，正月乃就礼部试。……通于二月放榜，四月送吏部。

按唐制，礼部贡举与吏部铨选皆于孟冬十月至次年季春三月举行。礼部放榜后须立即将及第举子移送吏部进行关试，否则一过三月，选限已毕，吏部不收，“四月送吏部”就为时过迟。因《登科记考》“四月送吏部”影响极大，后世多从其说，故有必要在此一辩。

关试的主考官为吏部员外郎。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三《关试》说：

吏部员外，其日于南省试判两节，诸生谢恩，其日称门生，谓之“一日门生”。自此方属吏部矣。

按唐职官制，吏部员外郎二人，其一人掌管选院。《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云：“员外郎一人，掌选院，谓之南曹。”并注曰：“其曹在选曹之南，故谓之南曹。”所谓“选曹”，就是吏部，因主管铨选而得名。选院就在吏部的南院，故名南曹。关试就是由掌管南曹的这位吏部员外郎主持。由于关试只考一天，不像礼部贡举试考三场数日，故曰“一日门生”。

关试的地点设在都堂内。武则天垂拱元年（685）改尚书省为都台，故尚书省又称都省。因它在中书省、门下省之南，故又称南省，《唐摭言》所说的“其日于南省试判两节”即指此。尚书省当中有大厅一座，称作都堂，本尚书令厅堂。它是尚书省举行大型活动的场所，礼部的贡举试，吏部的铨选试，进士及第后拜谒宰相，甚至进士向礼部交纳省卷，都在这里举行。关试也不例外，晚唐郑仁表《左拾遗鲁国孔府君墓志铭》就载孔纾于“关试日，都堂中揖别同年，径出青门外”（《全唐文》卷八一二），可知，考场就在都堂。

关试的应考者是当年及第的所有各科举人，即新及第的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等，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考场、同一试题下由掌管选院的吏部员外郎统一主考。《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五》载有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的关试情况，云：

十月，吏部南曹关试今年及第举人，进士李飞等六十九人内，三礼刘莹、李斐、李铣、李道全，明算宋延美等五人，所试判语皆同。

《五代会要》卷二十二《杂处置》也有是载，却谓长兴元年“十一月，吏部南曹关试今年及第进士李飞等七十九人”。由于长兴元年进士覆试至是年六月才有分晓（《旧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纪七》），故关试推迟到冬集时才举行，《册府元龟》所载十月较合理。至于到底是六十九人还是七十九人，可存疑。

关试的内容是“试判两节”，也就是假拟诉讼狱案下判词两道。关试判词较吏部铨试中身言书判的判词、科目选中书判拔萃科的判词都要简单短小得多，一般只有几十字，最多不超过一二百字，故称“短行”。其形式也无非是“时文”即四六骈文，对及第进士来说，不过是轻车熟路、文字游戏而已。我们知道，关试只是新及第举子向吏部履行报到的一种手续，是吏部接纳新选人的一种方式，并不真要考出什么水平，也不存在及格与否的问题，既不入等第，又不分名次，及第举子以后参加铨试所授品阶官职更不与关试好坏有关，也就是说，关试没有成绩，只要参加，就都能通过，故唐人将参加关试，称作“过关试”。如《全唐诗》卷六六七就收有韩仪的《记知闻近过关试》一诗，李商隐《上令狐相公状》六也说：“前月七日过关试讫。”正因为如此，新及第举子对关试就不甚重视，有些人或找人代考，或不参加考试，这种情况在晚唐五代时就特别突出。唐无名氏所著《玉泉子》载有一则故事，云：

崔殷梦瓌，宗人瑶门生也，夷门节度使龟从之子。同年首冠于瓌，瓌白瑶曰：“夫一名男子，饬身世以为美也，不可以等埒也。近岁关试内，多以假为名，求适他处，甚无谓也。今乞侍郎，不可循其旧辙。”瑶大以为然。一日，瓌等率集同年，诣瑶起居。既坐，瑶笑谓瓌等曰：“昨得大梁相公书，且欲先辈一到，骏马健仆往复，当不至稽滞。幸诸先辈留意。”瓌以座主之命，无如之何。

据《登科记考》卷二十二载，于瓌进士及第、崔瑶知贡举是在大中七年（853）。由于瓌所说“近岁关试内，多以假为名，求适他方”知，进士及第后，多请假去往他地漫游，而不参加关试，对此他很不满意。没有想到，这年关试，竟由礼部侍郎崔瑶亲自率领新进士出外漫游，逃避考试，由此可见，连知贡举的礼部侍郎对关试都是如此不重视，则及第举子的态度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前引郑仁表《左拾遗鲁国孔府君墓志铭》也说：

拾遗始及第，乞假拜庆。新进士得意归去，多不伏拘束假限，往往关试不悉集，贡曹久未毕公事，故地远迨二千里，例不给告。……公讳纾，字持卿，鲁司寇四十代孙。

按《登科记考》卷二三，孔纾进士及第在懿宗咸通九年（868）。“地远迨二千里”之“二千里”，当为“二百里”之误。自进士放榜到关试，只有十来天的时间，二千里的路程来往得数月，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参加关试的。且唐朝请假给期限，《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载，生徒“每岁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给程。其不帅教及岁中违程满三十日，……皆罢归”。则二百里内是无程限的，相对而言，也就好请假。由郑仁表《墓志铭》知，家在二百里以内的及第进士可以回家拜庆，但必须按时赶回京城参加关试，而家在二百里以外的及第举子，礼部是不给假的。“往往关试不悉集，贡曹久未毕公事”，看来这一情形绝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是个别的一两个人。五代时，不请假而缺考的现象更为严重。《五代会要》卷二三《缘举杂录》载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十月三日敕：

每年访闻及第举人，牒送吏部关试，判题虽有，判语全无，只见各书“未详”，仍或“正身不至”。如斯乖谬，须议去除。此后应关送举人，委南曹官吏准格考试。如是进士并经学及第人，曾亲笔砚，其判语即须缉构文章，辨明治道；如是无文章，许直书其事，不得只书“未详”。如关试时正身不到，又无请假字，即牒贡院，申奏停落。

这种“关试时正身不到”，又不请假，说明了及第举子对关试是如何的不重视。

及第举子对关试的不重视，除表现在不请假缺考外，更有甚者。上引“判题虽有，判语全无”，即只有题目，而没有判词，可见交纳的只是一张白卷。这种现象，世称“拽白”。五代时还有关试时互相传递抄袭的现象。前引《册府元龟》所载三礼刘莹等五人就是如此。全文如下：

（后唐长兴元年）十月，吏部南曹关试今年及第举人，进士李飞等六十九人内，三礼刘莹、李斐、李锐、李道全，明算宋延美等五人，所试判语皆同。寻勘状，皆称晚逼试，偶拾得判草写净，实不知判语不合一般者。敕旨：“贡院擢科，考详所业；南曹试判，激劝为官。刘莹等既不攻文，合直书其事，岂得相传稿草，侮渎公场？载究情由，实为忝冒。及至定期覆试，果闻自惧私归。宜令所司落下，其所给春关，仍各追纳，兼放罪许再赴举。兼自此南曹凡有及第人试判之时，切在精专点简，如更有效此者，准例处分。”

三礼刘莹等五人判语相同，他们称是因为“偶拾得判草写净（誊清），实不知判语不合一般者”。这话听起来令人可笑，他们所拾判语草稿会碰巧一模一样，而且还不知道判语相同是不应该的。其实很明显，这是互相传抄的结果。究其实，正如明宗敕旨所说：“载究情由，实为忝冒。”是假冒顶替的结果。总之，关试中这种“正身不到”的缺考现象，“判语全无”的交纳白卷，“判语皆同”的互相传抄，说明了及第举子对关试的不重视，也表现了五代时期及第举子的素质和水平，尤其是明经、明算、明法、明书等科及第人，对判词是比较陌生的，但吏部南曹还是让他们“过”了，并发给了春关，这里面就大有文章。有司对以上现象不敢“直书其事”，只好以“未详”塞责。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有意地纵容包庇。宋代赵令畴在《侯鲭录》卷四中有一段话可谓一语中的，他说：

唐末五代，权臣执政，公然交赂，科第差除，各有等差。故当时语云：“及第不必读书，作官何须事业！”

由关试亦可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