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傅璇琮

我于八十年代前期撰写《唐代科举与文学》，旨在以科举作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进一步考察唐代文学是在怎样的一种文化环境中进行，以及它们在整个社会习俗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样的研究思路曾得到学界的认同。当时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宗强教授在为拙著《唐诗论学丛稿》所作的序言中，就说：“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则纯粹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的范例，它从一个侧面非常生动地展示了有唐一代士人的文化心态。”（1990年3月）广西师大中文系张明非教授在《百年学科沉思录》一书的论文中，提到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古典文学研究所兴起的“一种切实而有生命力的研究方法”，即古典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即以《唐代科举与文学》作为重点例子进行分析（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这些年来，已有好几位学者从事于类似选题的开发，已在进行的有《唐代进士与文学》、《宋代科举与文学》，现在兰州大学王勋成先生的《唐代铨选与文学》已成稿，并将在中华书局出版；——这些，对我确带来一种深挚的欣慰之情，使我感到，我近二十年来，在治学道路上，虽间有曲折、坎坷，但总算是得到学界友人的首肯。

但《唐代科举与文学》仍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我写此书是在1983、1984年间，这时关于唐代科举的文章极少，专著则一本也没有。那时我只见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吴宗国教授的几篇文章，后来他写成《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并送给我，已是1992年以后的事了。我这本书的重点是从文学角度出发，采取所谓描述的方式，希望写得生动一些，而不是主要采取考证和论述的方式，因此有关科举中的一些具体环节，有些就回避，有些则后来察觉到并不确当。这是一。其二，我的重点是考察唐代士人在登第以前或落第以后的生活情景，至于登第以后如何通过吏部铨选进入仕途，则只用最后一章（第十七章《吏部铨试与科举》）加以概述。我曾在这一章的开头交代说：“所谓铨试，一方面是指对未入仕者的甄录，另一方面是对已在官位者政绩的考核，这实际上包括了封建社会官僚制度的一个庞杂的体系，这个体系是如此的庞杂和繁琐，以致现存的有关材料，没有一份是叙述得既完整、准确，而又清楚、明洁的。近人的研究成果，也不是太理想。”这十余年来，可以说还没有一部全面论述唐代士人如何通过吏部铨试而进入仕途以及在职官吏如何进行铨选的著作，王勋成先生的这部专著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一空白，把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和唐代官制史的研究，又推进了一大步。

本书分九章，共二十余万字，为使读者较清楚地了解这部著作的内容和特点，我想先简要介绍全书的脉络，这对读者或能起一种类似导读的作用。

唐代士子科举及第后还不能作官，得先由礼部把他介绍给吏部，使他们取得出身，成为吏部的选人，这就是关试。通过试判两节，成为吏部的选人，还要守选，守选一般要几年，它是唐代为解决选人多而员阙少这一社会矛盾所立的制度。及第举子守选期满就可以参加吏部的冬集铨选。但他们并不是吏部铨选的主要对象，吏部铨选还有庞大的队伍，这就是数以万计的六品以下称为旨授的官员。这些官员，每一任即四考或三考满后，就得停官罢秩而守选，作为吏部的常选人，他们一到守选期满，便赴吏部参加冬集铨选。凡守选满的各色选人，到吏部后经南曹磨勘，废置详断，三铨铨试，就可以注拟授官了。作官后，还需经四考、三考，考满而罢，选满而集，铨试注授，周而复试，直至达到五品，才算脱离了吏部铨选之门，改由中书、门下制授。由此可见，一个念书人，即使进士、明经登第了，还是需要有不少时间上下奔波的，有的到各地漫游，实际是进行入仕的准备，有的则谋求在方镇幕府中供职，以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吏部选人若不等守选期满而想提前入仕，可参加制举试或科目考试，中者即可授官。科目选是为弥补裴光庭于唐玄宗开元中期制订的“循资格”失才之弊而开设的。科目选中最主要的科目是博学宏词科和书判拔萃科，这两科都设置于开元十八年冬。这两科是属于吏部的，不能与制举的类似名称相混淆。这两科在唐中期以后，对士人的入仕是起很大作用的，特别是唐代后期制举实际停止，不少士人即走向科目选之途。

这是全书的概括，也是王勋成先生研究这一课题的思路。读者不难认识到，这样的研究是非常实在的，对了解唐代士人的求仕之途，特别是中唐以后的士人生活，十分有用。因为大多数的唐代士人，包括绝大多数的唐代诗人、古文家、传奇小说家，等等，都有这样的经历，而我们如果不清楚这一入仕之途，就搞不清他们的具体经历及其思想感情，有时甚至连有些诗题也看不明白。

应当说，唐代吏部铨选，材料是很繁杂的，读起来有时候会感到相当枯燥乏味，其研究本身就难度很大。但王勋成先生立志于治学的求实克艰，把这一脉络理清，同时还纠正了过去史书上的不少误载，包括著名的唐代科举史代表著作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以及拙著《唐代科举与文学》。又譬如唐代举子经吏部关试后还需有一定时间的守选，这在过去似没有人提出过的。当然，书中论述的官制中的有些具体问题，学术界还可进一步讨论，这是学术研究的经常现象，我相信本书所涉及的这些方面当有助于对唐代官制作进一步的考察。

本世纪四十年代，朱自清先生曾为林庚先生《中国文学史》一书作序，序中说：“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学科作根据，主要的是史学，广义的史学。”这使我想起北宋时一部笔记《王氏谈录》的两句话：“盖经书培养人根本，史书开人才思。”联系朱自清先生所说，这“开人才思”一语，颇值得思考。

我总认为，近二十年来我们唐代文学研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进展，是不少学者注意将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结合起来。有史学研究的扎实基础，就能使文学作品的涵义理解得更为深切、丰满，否则就很容易泛泛而谈，虽然词句很美丽，构思很机巧，但往往会在基本史实方面出差错，从而降低了整篇文章或整部著作的品位。唐代文学研究与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一样，近二十年来虽然已成果不少，但可开拓的领域还极多，这就要求我们真正下实实在在的工夫，不求近利，不沽虚名，这样作出来的，必能在时间历程上站得住脚跟，在学术进途上标注出业绩。这也可以说是我读了王勋成先生此书后，于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对我们唐代文学研究的期望。

2000年12月中旬，于北京六里桥寓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