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萨里郡的军人茶会

1941年11月底的一个寒冷的周五夜晚，一位不知名的摄影师捕捉到一个安静时刻，当时一群印度士兵来到萨里郡的沃金（Woking），正在休息、祈祷和喝茶。在英格兰南部的这个不起眼的小镇上，这些男人和当地居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抵抗着纳粹德国及其盟友。德国已经把伦敦的各个街区炸成了废墟，并征服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还入侵了苏联，而日本也即将袭击珍珠港。虽然战况在此时看起来非常无望，但英国并非在孤军奋战。1941年，英国并不是一个岛国，而是一个跨国性的帝国，有能力整编和支持一架庞大的军事机器。无数男男女女从印度次大陆、非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帝国的其他地区集结过来，参与这场战争。美国已经开始提供资金、弹药和补给，用于打击轴心国。1941年，在战争中支撑着这个国家的是千百万民众和大量的茶叶。20世纪的大不列颠与包括德国、日本和苏联在内的其他很多民族国家一样，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创造物。它与多重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历史无法从中割裂开来，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都是如此。《茶叶与帝国》（A Thirst for Empire）通过追踪从加拿大西部延伸到印度东部的茶叶帝国的兴衰，向读者揭示了把现代“全球”世界编织到一起，继而又撕裂开来的信仰体系、身份、利益、政治和多种多样的活动。[1]

如果我们花时间仔细研究这张军人茶会的照片，我们会发现一个多层次的、在种族和社交方面都呈献出多元化特征的社会，这一点在当代政治和公开辩论中经常被轻易忽略。虽然这张照片看起来可能拍摄于伊斯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但其实这个茶会发生在沃金的沙贾汗（Shah Jahan）清真寺前。沃金是一个中等规模的英国城镇，位于伦敦西南约30英里①。沙贾汗清真寺于1889年开放，是一座印度撒拉逊（Indo-Saracenic）风格的建筑，也是大不列颠乃至欧洲北部最古老的专门建造的清真寺。[2]尽管面积较小，这座清真寺却迅速成为一个重要场所，发挥着宗教崇拜地点和社交中心的作用。它的历史告诉我们，19世纪80年代的移民和文化交流与现在一样普遍。英国建筑师W. L. 钱伯斯（W. L. Chambers）设计了这座建筑，海得拉巴（Hyderabad）土邦的尼扎姆（Nizam）出资买下建寺用地。博帕尔（Bhopal）土邦女王沙贾汗和一些穆斯林捐款者为建造工程提供资金。1840年出生在布达佩斯犹太家庭的杰出语言学家戈特利布·威廉·莱特纳（Gottlieb Wilhelm Leitner）博士启动了这个项目，并监督了工程。莱特纳入了英国国籍，曾在殖民地政府工作，精通近50种语言，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当过翻译，去土耳其留过学，并在德国弗莱堡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23岁就成为伦敦国王学院的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法学教授。之后他移居英属印度，于1864年成为拉合尔新政府学院的院长，并在建造这座清真寺之前，为印度和英国的几个文学与教育项目做出了贡献。我们的世界在种族、宗教和社会方面充满紧张关系，知识分子也争论不休，我并不想把这一切浪漫化，不过我们需要承认这段历史。

承认这段历史的途径之一是重新审视一下这张军人茶会的照片。那座清真寺是英国过去称霸全球的实体见证，把流动食堂推到萨里的基督教青年会志愿者亦然，还有他们所服务的军人，以及在幕后生产并销售茶叶的企业、种植园主、政治家和工人乃至这种帝国产品的交易市场，他们都是这样的见证。这本书讲述的正是他们的故事。这些军人喝的茶主要种植于印度和锡兰②，英属非洲殖民地也有。茶叶种植园主及其推广者首先鼓励基督教青年会和其他类似机构生产、储存和驾驶数以百计的茶车，为有需求的人提供服务。战争期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如此辛苦地在萨里工作，为印度军人供应茶水？简单地说，茶能够激励、安慰士兵和鼓舞士气，许多英国人都能轻易理解这一点。“茶应该是这个享有特权的性别特别喜爱的饮料。”海军上将芒蒂文斯（Mountevans）勋爵回忆说，但随后他沉思片刻，说，“相信我，在我们这里服役的所有男人都变成了嗜茶者，特别是在民防系统。它给了我们勇气和那种亲热感，从而使我们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的同胞。”[3]对我们之间喝含咖啡因饮料的人来说，他们似乎很自然地认为好茶会缓解疲劳、改善虚弱，几乎不可能想到有那么一段时间有人会对此提出反对意见。然而，这些回忆和萨里的军人茶会就是商业宣传的例子，它们表明殖民地茶产业几乎渗透到盟军训练、战斗或备战的方方面面。

1942年，在隆美尔“迎头痛击”了第八军并夺取了利比亚的托卜鲁克（Tobruk）之后，一名曾经照顾过伤员的护士回忆道，尽管那些男人几乎都说不出话来，但他们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杯茶。[4]埃及国家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在对军医院的专题报道中承认，公共生活中茶无处不在这一现象实际上是商业宣传所致，但这并没有降低茶叶的魅力。在谈到照顾军人时，这位护士在节目中评论说，“他们很多人当然遭受着失血过多和惊吓的折磨”，但他们一定会康复的，因为“陆军医疗机构发现热甜茶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帮助他们振奋精神、恢复体力，非常有价值”。这位讲话者继续说：“这好像广告用语‘茶叶让你精神焕发’的战场改编版一样，但它就是这样神奇，我被告知茶必须要‘热的’，并且‘必须’是‘甜的’。”[5]陆军医疗机构的指令听起来很像广告用语这一评论很恰当。由于英国和荷兰的茶叶种植园主已在世界各地的主要市场用这种方式宣传了几十年，“茶叶让你精神焕发”的口号已经成了流行用语。战争期间，这种现象也没有减少。举几个例子，战争期间，茶产业的公关机构拍摄了与茶叶和“国防”有关的电影，并在塞得港旋转俱乐部（Port Said Rotary Club）、开罗警察学校和无数其他场合教人们沏一壶好茶的“正确”方法。它发放成堆的海报，宣称“好茶给人带来健康”。[6]一位行业领袖在1942年3月解释说，虽然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切断了来自爪哇和苏门答腊的茶叶供应，但是茶叶正在反击。他所指的不是阿萨姆茶园工人的曲折经历，他们那时正被征召修建道路，以保卫印度，此举被寄望于从日本人手里重新夺回缅甸。[7]他其实是在描述种植园主为了让人们意识到“茶叶在世界各地的战争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已经在公关方面斥巨资。[8]为了给大英帝国的茶产业创造出世界市场，种植园主们做出了很多努力，《茶叶与帝国》追溯了这些努力的起源、意义、能够预见的和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及对此的反对意见。

要研究这段历史，我们须追溯到20世纪以前，因为这类宣传背后的观念几乎和茶叶本身一样古老。虽然这种植物的起源仍然不明确，但考古学家最近在中国西部发现了具有2100多年历史的茶叶，这证明早在任何有关它的存在的文字记载或先前的考古证据之前，人类已在以某种方式饮用茶叶了。[9]学者无疑将深入研究埋在皇帝坟墓中的茶叶是如何被使用的，但我们知道，德国科学家弗里德利布·荣格（Friedlieb Runge）于1819年在茶叶中发现了咖啡因，而中国人早在此前数百年就了解到茶叶具有振奋作用。[10]有一种植物被西方科学家称为野茶树（Camellia sinensis），几乎所有用其树叶制作饮品的文化都承认它能消除睡意，很多人认为它可以治疗头痛、便秘和其他更严重的疾病。[11]由于有这些好处，加之它所含的咖啡因有轻微的生理与心理致瘾性，茶叶牢牢抓住了它的饮用者，但还有其他很多摄取咖啡因的方法，而人们通常没有咖啡因也能愉快地生活。在毒品、酒、食物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成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不能解释个体或社会差异、多样的烹制方式、变化无常的偏好或品牌忠诚度这些问题。[12]经济学肯定发挥了作用，但尽管所有的东西都是平等的，消费者在购买、准备、摄取和考量食品和饮料时，仍会做出无数受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影响的选择，即使对于那些具有致瘾性的食品和饮料也是如此。社会和商业界将茶叶和类似商品引入无数人的日常生活和很多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化学、生物学和经济学根本无法对其造成决定性影响。

尽管总会有人不喜欢茶的味道，甚至把茶说成是毒药、浪费金钱和危险的舶来品，但实际上几乎每一种与茶叶接触的文化都将其描述为一种文明开化的象征，认为它能带来一种节制的愉悦感。1000多年前，这样的观点首先出现在中国；而在17、18世纪，欧洲的学者、商人和传教士解读并重构了中国人关于茶叶（及类似商品）的思想，并将其转化为欧洲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13]有一种早期现代社会思想认为，消费和对外贸易是创造文明和社会和谐的积极力量，茶叶的拥护者将其吸收进来，辩称茶叶平衡了经济，并培养出健康和有适度自制力的消费者。[14]将茶叶视为文明力量，这种观念对茶叶消费的成败至关重要。大众营销者推动着我们多买、多吃、疯狂购物，我们经常认为节制是对这种营销的反抗。然而，这完全是一种对节制与消费之关系的非常当代的理解。[15]节制并不排斥物质世界，它发展出一种消费的道德观，一边妖魔化某些商品和消费行为，一边又提倡另一些商品和消费行为。因此，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看到的，19世纪的跨国禁酒运动改变了食品和饮料产业，促进了现代饮食的产生，并将消费主义合法化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16]

甚至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当消费者开始更青睐咖啡时，一名美国商人公开表明：

没有其他农作物能像它这样刺激地球上最遥远的地区进行交流，也没有任何其他与它利润相当的饮品在口味上如此受到更文明的国家的欢迎，或是成为这样一种舒适的源泉，成为节制、健康和快乐的手段；而其他任何饮品是否具有同样使人恢复健康的能力和刺激人类心智官能的作用，这本身就是令人怀疑的。[17]

这位商人描述茶叶时，把19世纪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认为商业是文明教化的媒介——应用到了特定的商品上。然而，这样的想法并不是西方特有的。例如，在日本出生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东方部部长冈仓天心（Okakura Kakuzo）于1906年出版了《茶之书》（The Book of Tea），这本英语史书篇幅不长，却广为流传，它赞扬了作者所谓的“人情之杯”（Cup of humanity）。冈仓天心相信，“茶叶的哲学”不仅仅是美学方面的：

它同时表达了我们对于人类与自然乃至道德与宗教的全部观点。它是卫生的，因为它对清洁有强制性的要求；它是经济的，因为它表现出简单的舒适，而非繁杂和昂贵；它是符合道德几何学的，因为它定义了我们对宇宙的主次观念。它使其全部拥护者都拥有贵族的品位，并由此代表了东方民主的真正精神。[18]

见多识广的冈仓天心游历广泛，但最终在美国定居，并融入以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Isabella Stewart Gardner）夫人为中心的富人艺术圈。正是在芬威园（Fenway Court）的加德纳家中，冈仓天心首次公开宣读了他的茶叶史著作，并鼓励美国富裕阶层吸收日本文化。在无数的历史著作中，冈仓天心撰写的茶叶史就像外交官，为东方和西方、穷人和富人架起沟通的桥梁。

几乎就在冈仓天心撰写他那本史书的同一时期，印度茶叶种植园主提出，真正的民主、健康和文明的茶叶不是来自日本或中国，而是来自大英帝国。例如，1914年10月，致力于推广印度茶叶的宣传员之一A. E.杜谢恩（A. E. Duchesne）在《箭囊》（The Quiver）杂志上发表《茶叶与禁酒》（“Tea and Temperance”）一文。杜谢恩把它发表在这个非宗派的福音派杂志上很合适，该杂志由约翰·卡塞尔（John Cassell）创立，此人是一位禁酒改革家，也是茶叶和咖啡商，并创立了一家重要的出版社。[19]这些社交关系确保了茶叶与“大英帝国性”（Britishness）和英国的文明使命有了密切关联。这篇文章重申了茶叶作为“禁酒改革家最有价值的盟友” 唤醒了英国国民这句格言。杜谢恩写道，茶叶已经使狄更斯时代的“醉醺醺的护士和贪杯的马车夫”不复存在，使商人不必再“端着酒杯谈生意”，并且打破了“醉酒是英国男子汉气概的考验和证据”这种看法。[20]这种热饮唤起了“关于家庭的愉快联想……童年的天真、母亲的神圣、妻子的爱、优雅女性的魅力”，并借此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赋予20世纪的英国一种女性化特质。这种简朴的商品没有“庸俗”“粗暴”和“淫秽”的属性，是“文明的一个因素”。此外，喝茶是一种民主的习惯，“时尚女士”“商人”“职员和打字员”“工厂工人、辛苦的女裁缝和洗衣妇、苦力和军人”等都能平等地享受它。[21]经历了战争年代的蹂躏之后，这种居家的“大英帝国性”尤其受到人们的赞赏，不过茶叶的倡导者自17世纪以来就一直在推动这种故事元素了。

然而，茶叶在1914年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象征。它在一个关乎商业和基督教、民主、文明和帝国的故事中居于主角地位。表面上看来，杜谢恩和冈仓天心的文章十分相似，但事实上，冈仓天心认为茶叶是东方文明的一个范例，而杜谢恩则认为，正是“我们在印度的英国种植园主的活力和商业能力”把这种“富人的奢侈品”转变成“穷人的日常饮料”，而中国农民没有做到这一点。[22]因此，杜谢恩指出，英国的帝国主义使大众消费和文明传播得以实现。事实上，是中国农民和国际商业社会培育出了在维多利亚时代极受欢迎的中国茶叶，而在19世纪末以前，大多数英国人还没喝过，甚至没听说过他们帝国的茶叶。按照杜谢恩的解释，茶叶使帝国主义合法化了。帝国的批判者也提出相同的观点，并指出茶叶并不是缓和人民与国家间关系的外交官，而是小偷或强盗，为了西方利益而盗取东方财富。

对于茶叶的历史作用，人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有不同的解读，其分歧在于他们对茶叶在全球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影响所持的态度不同，但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把茶叶当作阐释人性和全球关系的一种手段。人文主义者倾向于使用一种比较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很多不同的人作为消费者参与其中共同享乐。这种解读方法通常强调消费者的仪式和体验，而非劳动和不平衡的利润。例如，那些创造我们的全球经济并书写其历史的人，往往把消费主义赞颂为人类的普遍特质，却用商品来强化不平等和差异。相比之下，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模式往往强调基于种植园的殖民地经济的不平等，以及它的环境和人力成本。虽然学术史更普遍地落入后者的范畴，但这两个模式都已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并被用来阐释全球性的关联和比较，揭示文化、经济和政治史的交汇。我也把茶叶当作书写全球化历史的手段，但我并不认定全球化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自然发生的，也不认为它带来了更多的平等或者同质化。

通过揭开茶壶的盖子，真正看到它里面的茶叶并研究茶叶是在哪里种植的，是由谁来买卖和消费的，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女性和印度军人会一起在战时的沃金喝茶。我们也可以看到大英帝国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影响了土地、劳动力、口味和世界各地数百万人的日常习惯。本书同时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揭示了广告、零售和其他分配形式怎样创造大英帝国的历史及17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并反受其影响。这种世界历史研究方法以商品为中心，凸显了激发购买者和销售者态度与行为的幻想、渴望和恐惧。尽管我重温的很多主题对于帝国和商品学者、茶产业界人士和茶叶的狂热爱好者来说非常熟悉，但我是从头开始构建茶叶的这样一段历史的。[23]我在数个国家研究了各种各样的企业、殖民地、广告、社团和个人档案，以求能够发现制造、出售、冲泡和饮用茶叶的人的经历和态度。茶叶的大量档案表明，它的历史并不简单明确，并且从17世纪起，这段历史无疑深受资本主义历史的影响。[24]

我们仍然把很多公司或品牌的名称与茶联系在一起，如立顿（Lipton）、布洛克邦德（Brooke Bond）、川宁（Twinings）和泰特莱（Tetley），还有很多我们今天不太熟悉的品牌，如阿萨姆公司（Assam Company）、比利牌茶（Billy Brand Tea）或者霍尼曼公司（Horniman），它们都在这段历史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不认为公司是全球化背后的推动力，我主张早期的现代贸易垄断（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19世纪的商业公司和20世纪的跨国公司的历史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而这些类型的公司全都参与到一个相互联系的跨国和地方关系网中，并且从中受益。[25]这些企业全都是以政治、宗教、家族和工业为基础的共同体的一部分，它们既在大英帝国的正式边界内活动，也在远超其范围之处运作。[26]

这段历史始于17世纪，那时全球贸易的主导力量刚开始从中国向欧洲进而向英国进行长期性转移。在欧洲人接触到这种饮品之前，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及近东人早已生产、交易和饮用茶叶。与糖、烟草、咖啡和可可等其他热带商品相比，早期现代的欧洲人在茶叶贸易中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不过，荷兰人、法国人和葡萄牙人在17世纪开始青睐这种稀有的奢侈品，并向英国人推荐了这种饮品。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群数量不多但颇具影响力的贵族和见多识广的英国人开始将茶叶视为一种能够治疗大多数精神、肉体和社会疾病的万应灵药。英国东印度公司介入茶叶贸易，在它和走私者、个体商人、店主、医学专家及禁酒狂热分子的共同努力下，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茶叶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的部分地区，北美洲和大英帝国及不列颠世界的其他地区成了社会生活和饮食的固定特征。

茶叶对财政收入和禁酒有巨大作用，但在重商主义时代，大量消费舶来品滋生了依赖和脆弱，至少理论家是这样认为的。众所周知，英国人开始用印度种植的鸦片换取中国的茶叶，以阻止国库中白银的流失。中国人对鸦片的沉迷和英国人对茶叶的着迷是深度交织着发展的，以至于在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这两者具备一定相似性的观点。在整个19世纪，这种紧张关系影响到零售、广告、消费和印度殖民征服史，以及茶叶生产的本质。鸦片贸易是针对贸易不平衡和对依赖性的恐惧的一个解决办法，而另一个办法是寻找供应来源的替代品。从18世纪后期起，英国人打算在印度的边境地区自己种植茶树。19世纪20年代的英缅战争期间，在找寻新的金钱和权力之源的当地精英的帮助下，一名英国雇佣兵在阿萨姆地区发现了野生茶树，其位置紧靠帝国的边界。“英国”茶树的种植也由此始于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暴力攫取，还有在阿萨姆和中国使用的大量诡计。然而，在阿萨姆开创茶产业的新一代种植园主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并且犯过很多错误。直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这个行业才有了稳定的基础，但那时市场还没有形成。人们就是更偏爱中国茶叶。直到19世纪80年代，印度茶叶才在英国开拓出主要市场，此时距离开辟第一个种植园已经过去近50年了。这些新茶叶的推广者煽动反华情绪，声称印度茶叶是现代的、健康的、纯正的、爱国的，最重要的还是“英国的”，他们通过将这种舶来品转化成熟悉的东西，从而巩固了茶叶市场。推崇纯正食物的激进主义者、零售商和印度茶叶种植园主声称，中国茶叶掺杂了危险的化学用品，还沾染了中国劳工身上的脏东西和汗液。通过编造这类故事，同时再把印度茶叶和中国茶叶调配到一起，英国人适应了这种新茶叶的口味。到19世纪90年代，英国人、爱尔兰人和澳大利亚人饮用的茶叶都主要由帝国生产。然而，英国市场似乎永不满足，种植园主感到他们不得不征服更广阔的新殖民地和国外市场。他们组建了强大而持久的贸易协会，游说政府并提高支持规模巨大且频繁的全球性广告活动的税款。因此，种植园主、他们的盟友和这类协会培养了很多与现代消费社会史有关的技术和意识形态。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种植园主在全球史中发挥的作用。如果我们追踪种植园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移动轨迹，我们将看到他们如何塑造与茶相关的政治和文化经济。我所指的文化经济是有关茶叶种植、交易和消费的态度、行为与仪式。种植园主包括庄园、花园或种植园等大规模农业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但“印度种植园主”（Planter Raj）也包括可能住在也可能未住在印度、锡兰、英属东非与荷属爪哇和苏门答腊，但都认同这项业务的代理公司和类似行业的投资者与成员。这个帝国中从来也没有过很多的欧洲种植园主。19世纪50、60年代，种植园主只是居住在英属印度1万名非官方欧洲人——商人、传教士——之中极小的一部分。[27]他们绝大多数来自苏格兰，但早期种植园产业比预想的更加多样化，有很多混合种族的个人与家族投资和种植茶叶。一些土著种植园主拥有茶园，但整个行业是由欧洲白人和大公司控制的。[28]妻子、姐妹、母亲和女儿们也帮助确立了支持种植园主阶级的殖民统治体系。女性也会投身于种植业和贸易业，传播相关知识并销售商品，但除了极少数显著的个例，她们通常不管理种植园农业。[29]

印度种植园主发明了很多广告和营销技术，被相似行业沿用至今。早在可口可乐风行世界或麦当劳为数百万人提供快餐之前数十年，茶叶种植园主就把宣传、政治与既有的消费商业文化思想结合起来，在格拉斯哥、辛辛那提和加尔各答等多个不同地区培养饮茶者。虽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种植园主仍然能够改变零售和消费行为，设计新的饮茶习惯，改变身体感受。商业与家庭关系、政治、宗教，以及性别、阶级和种族意识形态，帮助巩固了范围广阔的商业和消费社区，财政、土地和其他国家政策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种植园主依赖诸多在19世纪时刺激了全球化发展的新技术，包括铁路、快速帆船与轮船、电报、连锁店、合作社、茶馆、报纸、杂志和展览。[30]到了20世纪，他们也很喜欢使用收音机、电影、流行音乐、市场研究、公共关系和电视。此外，同业协会和期刊对其社会力量和全球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为种植园主创造新的全球政治经济和消费文化打下了基础。例如，印度茶叶协会（Indian Tea Association）成立于19世纪后期，是本书后半部分的几个关键主角之一。这个组织与非洲、锡兰及其他地方的类似机构支撑了殖民统治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等级制度，同时也在欧洲、北美、非洲和南亚开辟出大量的茶叶市场。

简而言之，种植园主并不是只待在种植园里。早在19世纪50、60年代起，种植园主就走遍并走出了大英帝国的世界，寻找通向消费者的不同途径。他们推行强制性合作，在政治帝国内外卷入无数的大小冲突。他们在搬去伦敦、格拉斯哥、都柏林、芝加哥或开普敦时，也没有丢掉其殖民主义心态和人脉关系。事实上，他们经常构想用类似征服殖民地的方式来开创市场。他们探索未知的土地，获取当地的知识，为他们的商业帝国攫取领土和臣民。种植园主往往将殖民主义征服的言辞和方法引入市场研究和广告领域，他们所到所居之处，消费和生产的政治都会受到影响。但是，英国人从未完全控制思想、资本和商品的流通。来自印度、锡兰、荷兰、非洲、中东和美国的男男女女也刺激了对帝国茶叶的渴求。最终，大众市场的创建成了一个多变而有争议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劳动、权力和坚持。这种开着可爱白花的常绿植物的历史展现出帝国在全球层面的波动，以及跨国商业与广告的种族和意识形态基础；它向我们讲述了全球资本主义私密的社会和文化史。

人们通常认为，茶叶的商品链被分为不同的性别、种族和阶级范畴，在过去尤其如此。[31]至少从19世纪以来，我们最常见到有关白人男性种植园主、有色人种采茶女、中产或贫困白人女性消费者等形象的描绘。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就是这样认为的，虽然他们知道男性也喝茶，但他们常常认为茶叶是一种特别女性化的饮料，饮用场所主要是私人领域，如家中或品位高雅的茶馆里。例如在1874年的时候，一位很有声望的食品科学家爱德华·史密斯（Edward Smith）博士就打趣道：“如果做一名英国男人意味着吃牛排，那么做一名英国女人就意味着喝茶。”[32]茶叶让女性气质在实质上成为英国的特质，尽管这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有着不同的含义。在《茶叶与帝国》中我提出了问题：这种想法是如何产生的，又对消费文化、商业行为和政治辩论产生了什么影响？我认为，茶叶所谓的女性气质及它与“大英帝国性”的联系，与其说是市场社会学的一种反映，倒不如说是根深蒂固并且具有持久影响的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它有时有利于销售，但有时也成为盈利的障碍。正如我们会看到的，这个行业花了很多时间争论如何以及是否将茶叶打造成女性化、男性化、民族化或帝国化产品。这些思考提供了一个窗口，从中可以窥视全球商业于何时以及如何构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性别特征，但我们将看到，由于这种商品具有女性和家庭形象，使部分女性宣称自己是行业专家，从而能够拥有和管理茶馆、杂货店和专卖店，并且一些女性从中获得了真正的财富和销售帝国商品的政治影响力。当然，她们的行为有助于巩固茶叶的女性气质，并削弱开拓男性市场的努力。性别和种族也影响了生产者的身份和行为。例如，种植园主、零售商和广告商打造了自己阳刚的、以贸易为基础的身份，以帮助他们获得权力，赚取利润。

茶叶史的大致状况已为人们所熟知，其部分原因在于种植园主、生产商和零售商为了影响市场，撰述了大量有关这种商品的过往的著作，并且今天仍在继续。[33]我们有无数的通史，它们往往基于已经发表的资料，极少深入研究茶叶留下的丰富的档案记录。[34]我们可以从这些作品中学到很多东西，有时我也觉得有必要依靠它们，但我也研究了这些老套的作品的起源和使用情况。事实上，这个产业在自身历史的编纂中参与得如此之多，这种现象本身正是这种商品的文化中最迷人、最生动的一个方面。印度和锡兰茶产业书写了多种版本的茶叶史，以便将他们国家的产品与中国和荷兰的产品区分开来，并诋毁咖啡和苏打水等其他饮料，借此维护茶叶的影响力，即使是在20世纪中期解殖民化的动荡时期。虽然很难窥视官方故事之下隐藏的其他信息，但我仍然能够依靠一些史学家的作品有所发现，他们勤奋且具有创造性地记录下了这种含咖啡因饮品在欧洲和北美殖民地的传播过程。[35]西敏司（Sidney Mintz）在糖的问题上著有开创性作品，简·德·弗里斯（Jan de Vries）最近考察了他所谓的欧洲的“勤劳革命”，其他很多学者的作品也证明了茶叶在现代早期全球贸易中是如何成为高利润商品的。茶叶助长了加勒比地区奴隶制的发展，并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创造出产业工人阶级，在“开明的”消费革命中成为一个备受赞赏的因素。[36]

不过尽管如此，欧美茶叶市场的规模在当时还远不能和亚洲茶叶市场相比。[37]学者们以地区而不是国家来分类比较，已经证明中国、日本、印度、非洲、中东和美洲的市场经济和茶文化要比19世纪之前的欧洲丰富得多，发达程度也更高，并且欧洲主导的资本主义在扩张时并不总是破坏地方性内涵或地方经济。[38]这种工作多数都从某种角度导向了所谓的西方崛起这个更大的问题。我不直接参与这场辩论，而是退一步询问，尽管参与塑造全球经济的多种民族、资本和技术在本质上是多样化的，但为什么我们如此轻易地把现代历史塑造成西方的崛起呢？《茶叶与帝国》既关注地方和个人，也关注全球，并借此对这样的宏大叙事提出质疑。一些权力格局产生的广泛的模式、差距、边缘和边界造就了当代世界，思考隐秘的、区域性的历史尤其能够使这一点明确化。

19世纪时，茶叶史看起来确实有点像中、英两大帝国之间的一场史诗般的战争。在这种商品的历史中，最戏剧化的事件之一是英国军人、科学家和殖民地官员使用暴力、贿赂、毒品交易和偷窃手段，囚禁和处决其南亚盟友和雇员，并侵占他们的财产。[39]当茶叶种植园开始发展时，奴隶制在帝国境内几乎于同一时期被废除，在19世纪，欧洲的甜菜糖取代了使用奴隶生产的加勒比糖，但强制劳动仍然是维多利亚时代一杯茶中的重要成分。[40]因此，英属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茶叶种植就是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所称的“战争资本主义”的例证。贝克特在他的研究《棉花帝国》（Empire of Cotton）中指出，资本主义在19世纪依靠国家权力和暴力侵吞广阔的土地，奴役整个种族，并在全球范围内重组“经济空间”。[41]如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描述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中所述，这个看似“无情的革命”在全球很多不同的地方反复上演，但她也提出，这段历史中没有什么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或注定要发生的”。资本主义是由高压政治、文化和偶然因素塑造的历史产物。[42]它也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帝国”，产生出新欲望、新认同、新意识形态和新事物。维多利亚·德·格拉齐亚（Victoria de Grazia）用这句话来形容在20世纪下半叶发展到顶峰的美国市场帝国。[43]我们在本书中会看到，战争资本主义和不可抗拒的帝国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在英国茶叶帝国的创建中，美国的商业和市场即便不是主导性因素，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贯穿其悠久的历史。

本书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展示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市场结构与他们的贸易伙伴之间的确切联系。[44]尽管我本可以追溯在俄罗斯、法国或者其殖民地内创造市场的锡兰种植园主，但我将叙述的重点放在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所谓的不列颠世界的市场形成过程上，尤其聚焦于不列颠群岛、印度、锡兰、南非和美国，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做了一些比较。尽管很多人买不起或不想喝茶，但在不同时期，这些地方都是重要市场。对这些地方如何发展类似机制所做的比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我们可以通过它观察一种帝国商品的全球性生产、排斥和永久性的再创造。它也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对于南亚在影响印度洋区域并将该地区与欧美联系起来时发挥的日益增强的作用的感知。[45]

实际上，研究和撰写商品史并不是新现象，但由于我们的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再加上21世纪初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一系列针对商品的全球流通和意义所做的研究纷纷涌现。人类学家阿琼·阿普杜拉伊（Arjun Appadurai）敦促学者撰写实物和商品的全球传记，“追踪事物本身”，并检验“价值是如何被赋予到其形式、用途和发展轨迹上”，这些对这项工作大有启发。[46]阿普杜拉伊把商品非常宽泛地定义为“意图用于交易的一切物品”。[47]历史专业出现的这一“商品转向”，有效地质疑了国家在历史写作、全球化的现代性和现代性的欧洲本质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48]它加深了我们对于帝国建设的动机与殖民冲突的性质和后果的理解。它帮助我们把帝国主义视为发生在宗主国和殖民地的事情，把殖民主义视为被殖民者和殖民者之间的一种交换形式。[49]追踪特定商品的发展也揭示出跨国性的冲突、交易和代理是如何在帝国正式边界内外运作的。我们不把商品当作殖民地价值的量化证据，而是把它们当作意义的载体、争论的场所，以及借之透视帝国、亚帝国与跨帝国关系兴衰的镜头，并以此来做研究。

在当代社会科学和食品研究的多学科领域中，学者和积极分子经常运用商品链这种启发式的工具来展现把商品从工厂送到市场或者从农场送上餐桌的机制。这种方法可以揭露包装和超市文化背后隐藏的东西，从而揭示日常食用的面包所耗费的劳动力和（或）隐藏的添加物。史学家也运用这种模式来研究物品如何变成商品，供应链的什么地方出现冲突，以及不同的劳动力和零售系统是如何形成的。[50]这些研究为当代问题引入了历史视角，包括全球食品体系在环境、劳动力和健康方面带来的后果，并且强调了工人、分销商和消费者是如何创造历史的。[51]

以商品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历史尽管流行却并不完美。这个模式使我们难以记录随着时间发生的变化，难以捕捉到我所认为的19、20世纪资本主义混乱、不可预测和极其不稳定的本质。 它也通常把消费者定位为被动回应他人工作的人。另一个问题是它倾向于创造客观上并不存在的人工分类。即使是茶叶这种相对简单的商品也并不是稳定的实体，而且和民族国家一样，也必须一遍遍地巩固其边界。此外，制造商经常同时生产和销售多种类型的物品；商店处在复杂的零售系统中，消费者也会一次性购买很多物品。

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些分类模式和知识体系，使得商品和产业显得独一无二，即便事实并非如此，这也是我在本书中尤其关心的一个问题。广告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知识体系，在使产品显得独特的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即使很难证明某一特定广告或活动的效果，这种能力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广告已经成为一个获得如此显著成功的全球性业务。[52]和广告一样，包装和品牌塑造也会制造和抑制有关商品生产的知识，所有这些过程都可以转移市场，改变商品链，启发基于消费者的政治。正如今天很多食品活动分子很容易注意到的，广告既可以让消费者了解商品的本质，也同样可以隐藏部分相关事实。举个例子，目前肯尼亚是全球前两大茶叶出口国之一，乌干达、马拉维、坦桑尼亚、卢旺达、布隆迪、津巴布韦和南非等地也都有重要的产茶区。[53]然而在广告、品牌推广和包装的作用下，大多数消费者并不知道他们的“英式”早餐茶里有非洲茶叶。当然，并非全部商品都严重依赖消费者广告，但我们如果对更广泛的贸易广告史加以考虑，那么我们将会更加全面地看到为什么对流通和宣传的研究需要从商品研究和世界史的边缘地带转移到中心位置。

事实上，茶叶史与广告史是分不开的，这与茶叶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关系。虽然茶树可以在很多气候环境下生长，但它更偏好气温高、湿度大、水分和阳光充足、排水良好、土壤含氮丰富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一旦成熟，新鲜采摘的叶子必须迅速处理，以防变质，因此不管是在大型种植园还是小农场里，茶叶加工场所通常都要靠近种植区。茶可以做成砖块状、捣成粉末，以各种方式脱水和发酵，使之成为绿茶、红茶、乌龙茶和其他品种。然而，理想情况下所有的茶叶都应该以相对较快的速度从田地送进茶杯，否则其新鲜度、风味和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茶叶不应在仓库里衰败，必须让人迅速把它们买走。因此，虽然这种简朴的商品曾被人当作奢侈品享用，但在19世纪，尤其到了20世纪，它经常被当成一种非常便宜的大众消费品进行调配、品牌化和零售。它可以用热水和冷水冲泡，加上调味品和香料，用桶、壶和锅烹制，装进茶袋甚或冻干后出售，但与玉米、大豆、糖、食油、棉花甚至钻石不同的是，它没有明确的工业用途。无论种植、生产于何处，茶叶实质上都是一种饮品。这些事实对茶叶的商业历史非常重要。

生产商解决剩余产品，必须主要依靠创造更多的消费者，而不是创造茶叶的新用途。生产商很早就意识到对于寻找、创建和维护国内、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的需求。他们成为广告和市场研究的早期采纳者，并尝试使用多种不同形式宣传和分销。我们非常了解大公司是如何引入品牌广告的，但我们对于种植园主组织最初为了创造新口味而进行的合作宣传、形象宣传或集体宣传知之甚少。查尔斯·海厄姆爵士（Sir Charles Higham）曾在1925年指出，直接的品牌广告是一个“收获过程”，立竿见影，但是“集体宣传更像是施肥过程，它是农民为了今后能持续获得好收成而做出的勇敢努力”。[54]海厄姆坚持认为，产品形象广告创造出新的欲望，在口味方面引导公众，并创造了零售商日后会满足的需求。海厄姆在发展他的集体广告理论时，被印度茶叶协会聘用，教美国人饮用大英帝国的茶叶。印度种植园主没有海厄姆所期待的那么耐心，他们没有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便解雇了海厄姆。然而，这种广告形成了很多文化和制度框架，使大英帝国能够决定思想、商品和知识的流通，这通常被称为全球化。

这个宽泛且含糊的概念有很多定义，但我并未使用当代的定义，而是追溯“全球性”在过去对不同地点的消费者、商人、政治家和其他人意味着什么。因此，我梳理出对于“全球性”的各种想象，并思考人们在哪里及如何获得、使用和失去全球性知识。非洲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提出，历史学家必须梳理“长距离”与“全球性”之间的差异，认识到全球性框架的局限性，避免把全球化视为整体的或不可避免的进程。[55]我遵循他的建议，把关注点放在一种特定商品的商业和消费者文化上，见证这种商品在不同地方之间流通或未能流通的过程。在研究世界历史时，除了同时使用比较法和关联法，我还强调早期现代帝国、现代帝国以及今天的全球化世界之间存在的连续性和裂痕。

“渴望”这个概念在本书中是大有助益的。我在书中赋予了“渴望”两种含义。它是对帝国主义和大众营销的固有欲望的一种比喻，此二者是世界历史中对人力和资源都有不可抑制的欲望的两种力量；同时它也是一种感官体验，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了解个人是如何体验渴望和满足的，但我们的确知道渴望是有历史的。[56]我们可以追踪那些催生渴望及满足渴望的力量，并研究人们对食物和饮品的口味偏好的原因，以及这与人们在销售和使用服装、洗漱用品、家具、娱乐用品等物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例如，饮食习惯往往变化缓慢，并且极易受到习惯、传统和环境的影响。宗教和科学文化往往决定了吃什么、如何烹制以及消费的时空历史。一般来说，饮品文化与社会群体和身份的形成密切相关。正如一位学者所解释的，它们“催生出一整套分级的消费模式”和习惯，这是“以葡萄酒与啤酒、茶与咖啡等明显存在的对立为基础的……如同麻醉对立于兴奋、冷对立于热、银器对立于陶瓷”。[57]因此，饮品文化往往与多样的、交叠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它们可以同时强化地区或民族文化以及阶级、性别与种族特征。[58]

虽然我所描述的茶叶帝国主要是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种植园主和殖民地官员创造出来的，但一般来说，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用“英国的”（British）这个词来形容其身份、家人和他们生产的产品。这个术语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同的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含义。例如，“英国的”有时具有种族内涵，往往作为与“白人”有关的一组属性的替代语，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59]它也是一个常用术语，用于标示来自殖民地的新茶。同时，我尽可能避免使用“印度的”或“锡兰的”这些词语来界定那些不以此自称的人。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早在这些国家实际存在之前，将茶叶和茶产业描述为具有“民族性”特征就已司空见惯。这表明，在印度或锡兰（斯里兰卡）等地成为政治实体之前，经济理论、方法和修辞——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修辞——早已协助创造了国家观念。[60]为了探索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在历史研究对象的语言和行为上，对其进行解读，思考他们为什么要使用特定的词语，他们为什么去特定的地方，以及他们之间如何互动、如何理解各种各样的人。

在一次著名的全球化讲座中，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曾经考量过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商品、奴隶制、帝国和移民是相互关联的力量这一观念，它们塑造了自身和现代英国的身份：

像我这样在20世纪50年代来到英国的人已经存在于那里好几个世纪了；在象征意义上，我们存在于那里已经好几个世纪了。我来到英国就是回家。我存在于英式茶杯底的糖之中。我存在于英国人对甜食的喜爱之中，存在于毁掉一代代英国儿童牙齿的甘蔗种植园之中。在我身边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存在于这杯茶本身之中。因为他们不在兰开夏种植茶叶，你们知道的。英国境内没有一座茶园。这是英国身份的象征——我的意思是，全世界的人对于英国人最普遍的看法就是英国人离了茶一天都不能活了吧？

它从何而来？锡兰——斯里兰卡、印度。这是在英国人的历史中的编外史。没有那一段历史，也就没有英国史。[61]

作为一名20世纪50年代移居英国的牙买加人，霍尔感知到形形色色的英国身份和殖民关系是如何在一杯茶和围绕其生产和消费的仪式和历史中体现的。霍尔提出了疑问：“外来”却日常使用的物品是如何揭示本身就是英国历史的“编外史”的？他问道，一种商品的历史如何阐明帝国主义的私密的、社会化的发展过程？我把这个问题放在本书的核心位置，但也把它扩展到思考茶叶是如何同时揭示创造出非洲、南亚、东亚以及美国史的编外史的。[62]

本书研究的是一种全球性商品，它向我们呈现了既私密又公开的场所、个人、机构和反复出现的行为。本书调查研究了能够阐明那些塑造了跨国企业行为的潜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规范，以及政治和经济思维的关键事件。我尤其关注不同群体之间由于种种原因产生的合作与冲突。首先，在这些时候，未言明的信息被表达了出来，关于人类、身体、场所和经济的隐晦的思想变得明确起来。其次，近距离的仔细分析凸显出天各一方的人们的行为和关注点是如何共同制造出全球资本主义的。再次，我所使用的方法承认性别、种族和阶级在创建全球资本流动和意识形态——或者我所谓的文化经济——的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对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综合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些不同特征创造全球商业文化的方法。

这项研究按时间顺序和主题分为三个部分。每一章在分析重要事件——如征服阿萨姆、禁酒茶会的历史以及食品科学和包装的种族基础——之前，首先描述了生产、流通、营销和消费的大致发展。本书的第一部分是“紧张的关系”，描述了中国茶叶如何被吸收并同化进17世纪到19世纪的英帝国文化和经济中。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且一直被外来物品进入英国人的国家和身体这样的担忧所影响。这一部分展示了贸易和殖民主义、进口、零售和出口是如何一次次界定国家和公民的。第二部分“帝国口味”延续了这些主题，但重点关注的是印度和锡兰的新帝国茶叶生产商如何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克服巨大的阻力，在英国以及殖民地的外国环境中寻找和维护市场。这一部分记述了一批专业茶叶宣传家的出现，并且展示出他们如何利用政治和宣传创造帝国口味和市场。他们创造的帝国不是地图上标示出的粉红色的政治实体，而是由无数生产和消费行为所界定的物质和文化空间。本书的第三部分是“余味”，考察了解殖民化对这个帝国产业和茶叶消费文化的影响。当国家在他们的新兴政治体中努力确定茶叶、广告、外资和公司等的地位时，他们便不再把茶叶定义为一种帝国商品，而是把它重新定义为一种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全球性产业。与此同时，很多地方的年轻消费者也因为沉迷于新的欧美口味和消费文化，开始摒弃这种帝国饮料。年轻消费者选择咖啡和可口可乐而放弃了茶叶时，也是在用一种形式的帝国取代另一种。本书的最后写道，20世纪70年代印度和斯里兰卡同时努力驱赶外商，但即便如此，也摆脱不了殖民时期的很多不平等现象和问题。我们将会看到，今天的食品联合企业起源于维多利亚时代甚至乔治王时代的公司，其关联程度惊人，不过，食品和饮品行业在20世纪最后25年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则是另一段故事了。

因此，《茶叶与帝国：口味如何塑造现代世界》勾画出几个相互关联的跨国共同体的历史，这些共同体是由一种强有力的信念统一起来的：茶叶不仅仅是一种植物或一种饮品，而是一股解决身体、国家和世界性问题的文明力量。这些共同体怀着传教般的热情，认为通过传播饮茶习惯，他们正是在终结社会冲突，提升人类智慧，为疲劳的身体提供养分，平复紧张和过度兴奋的神经。中国人、日本人、俄罗斯人和中亚人数百年来都这样看待茶叶，但是随着茶叶成为一种全球贸易商品，它的文明特质变成历史上最长盛不衰和最具优势的宣传魅力之一。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是他们仍然帮助建立、维持并最终摧毁了这个由无数次交易和远距离关系所定义的庞大帝国。这个帝国不可避免地遭遇来自敌方帝国的阻力，来自大小规模的叛乱的阻力，来自消费者、劳工和其他生产者的阻力。像所有的帝国一样，它运用了权力来抵御这些阻力。茶叶帝国塑造了现代环境、食物和农业体系、饮食和休闲习惯、国家以及其他政治体。

注释

[1] 关于这种商品学者们做过无数研究，不过让我最受惠的学术史作品包括：Piya Chatterjee, A Time for Tea: Women: Labor and Post/ Colonial Politics on an Indian Plant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Jayeeta Sharma, Empire’s Garden: Assam and the Making of Ind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Julie E. Fromer, A Necessary Luxury: Tea in Victorian England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8); James A. Benn, Tea in China: A Religious and Cultural Hist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Suzanne Daly, The Empire Inside: Indian Commodities in Victorian Domestic Novel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1), chap. 4; Rudi Matthee, The Pursuit of Pleasure: Drugs and Stimulants in Iranian History, 1500—19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237—91; Audra Jo Yoder, “Myth and Memory in Russian Tea Culture,” Studies in Slavic Cultures 8 (2009): 65—89; Martha Avery, The Tea Road: China and Russia Meet across the Steppe (Beijing: China International Press, 2003). 日本有许多关于茶的研究，但最近一部重要的作品是 Kristin Surak, Making Tea, Making Japan: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 J. R. Whiteman and S. E. Whiteman, Victorian Woking: Being 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wn and Parish in the Victorian Era (Guilford: Surrey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70), 49—52; K. Humayun Ansari, “The Woking Mosque: A Case Study of Muslim Engagement with British Society since 1889,” Immigrants &Minorities 21, no. 3 (November 2002): 1—24; Jeffrey M. Diamond, “The Orientalist-Literati Relationship in the Northwest: G. W. Leitner, Muhammad Hussain Azad and the Rhetoric of Neo-Orientalism in Colonial Lahore,” South Asia Research 31, no. (2011): 25—43; Mark Crinson, “The Mosque and the Metropolis,” in Orientalisms Interlocutors: Painting, Architecture, Photography, ed. Jill Beaulieu and Mary Robert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82—83.

[3] 引用了Tea on Service (London: The Tea Centre, 1947), 14导论中的一段话。

[4] Ibid., 25.

[5] Report of the Work of the Ceylon Tea Propaganda Board (hereafter CTPB Report), 1941,21, Indian Tea Association Archive (hereafter ITA),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Records, British Library, Mss Eur F174/793.

[6] Ibid.

[7] Yasmin Khan, India at War: The Subcontinent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58—62.

[8] CTPB Report, 1942, 6.

[9] H. Lu et al., “Earliest Tea as Evidence for One Branch of the Silk Road across the Tibetan Plateau,” Scientific Reports 6 (January 2016), no. 18955; doi: 10.1038/ srep18955.

[10] Bennett Alan Weinberg and Bonnie K. Bealer, The World of Caffeine: The Science and Culture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Drug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1] 例如，Materia Medica of Curative Foodstuff, quoted in Benn, Tea in China, 7。

[12] Susan M. Zieger, Inventing the Addict: Drugs, Race, and Sexua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8); David T. Courtwright, Forces of Habit: Drug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Jordan Goodman, Paul Lovejoy, and Andrew Sherratt, eds., Consuming Habits: Drugs i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5).

[13] 这种文化挪用的两个绝佳模板是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and Marcy Norton, Sacred Gifts, Profane Pleasures: A History of Tobacco and Chocolate in the Atlantic Worl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 对于商业和文明思想的经典讨论，参见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Joyce Appleby, “Consumption in Early Modern Social Thought,” in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ed.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 (London: Routledge, 1993), 162—73。

[15] T. J. Jackson Lears在Fables of Abun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dvertising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中探讨了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更深入的讨论可参见第2章。

[16] 关于英国食品史，关注普遍性的作品非常多。对于一些重要论辩的出色评论以及专业研究和文章的目录，参见Christopher Otter, “The British Nutrition Transition and Its Histories,” History Compass 10, no. 11 (2012): 812—25, doi: 10.1111/hic3.12001. 一些关于普遍性的经典著作包括Arnold Palmer, Movable Feasts: A Reconnaissance of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Fluctuations in Meal Time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of Luncheon and Afternoon Te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John Burnett, Plenty and Want: A Social History of Diet in England from 1815 to the Present Day, rev. ed. (London: Scolar Press, 1979); Jack C. Drummond and Anne Wilbraham, The Englishman’s Food: A History of Five Centuries of English Diet, rev. Dorothy Hollingsworth (1940; London: Pimlico, 1991); Stephen Mennell, All Manners of Food: Eating and Taste in England and France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2nd e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6); Christopher Driver, The British at Table, 1940—1980 (London: Hogarth Press, 1983); John Walton, Fish and Chips and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1870—1940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ristina Hardyment, Slice of Life: The British Way of Eating since 1945 (London: BBC Books, 1995); Ben Rogers, Beef and Liberty: Roast Beef, John Bull and the English Nation (London: Vintage, 2003); Derek J. Oddy, From Plain Fare to Fusion Food: British Diet from the 1890s to the 1990s (Suffolk: Boydell Press, 2003); C. Anne Wilson, ed., Eating with the Victorians (Gloucestershire: Sutton, 2004); Colin Spencer, British Food: An Extraordinary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Laura Mason, Food Culture in Great Britai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4); and Panikos Panayi, Spicing Up Britain: The Multicultural History of British Food (London: Reaktion, 2008). 学者们也开始考虑帝国与殖民地饮食和活动的冲击，例如，参见Cecilia Leong-Salobir, Food Culture in Colonial Asia:A Taste of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2011) and Lizzie Collingham, Curry: A Tale of Cooks and Conquero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关于南亚食品文化的跨国结构和殖民地结构，参见Anita Mannur, Culinary Fictions: Food in South Asian Diasporic Cul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Krishnendu Ray and Tulasi Srinivas, eds., Curried Cultures: Globalization, Food and South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and Utsa Ray, Culinary Culture in Colonial India: A Cosmopolitan Platter and the Middle Cla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7] Tea and the Tea Trade: Parts First and Second, 附言由Gideon Nye Jr. of Canton所写(New York: Geo. W. Wood, 1850), 5,首次发表于Hunts Merchants Magazine (January and February 1850)。

[18] Okakura Kakuzo, The Book of Tea (1906; Boston, Charles E. Tuttle, 1956), 4.

[19] “Prospectus,” The Quiver (September 1861): 550.

[20] A. E. Duchesne, “Tea and Temperance,” The Quiver 49, no. 12 (October 1914): 1153.

[21] Ibid., 1154.

[22] Ibid.,1154—55.

[23] 关于撰写世界（全球）史的“自下而上”的运作方法，参见Lynn Hunt, 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 (New York: W. W. Norton, 2014), 63—70。

[24] 印度茶叶协会的档案包括2344 个项目，时间跨度从1879年延续到1982年，还包含很多其他重要的贸易组织的资料。它的核心档案存放在大英图书馆东方和印度收藏品部，参考编号为Mss Eur F174。我曾拜访过其他很多企业和个人的档案馆，并对报纸和贸易杂志广泛地加以利用。本书从头至尾，我都在探寻档案中的记载是如何叙述和隐瞒真实的历史与观点的。对于这种方法，参见Ann Laura Stoler, Along the Archival Grain: EpistemicAnxieties and Colonial Common Sen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Antoinette Burton, ed., Archive Stories: Facts, Fictions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and Carolyn Kay Steedman, Dust: The Archive and Cultural Hist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25] 有两本重要的新书以不同的方式使这个历史变得复杂化了，它们是Jonathan Eacott, Selling Empire: India in the Making of Britain and America, 1600—183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6) and Richard J. Grace, Opium and Empire: The Lives and Careers of William Jardine and James Matheson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还有Claude Markovits, The Global World of Indian Merchants, 1750—1947: Traders of Sind from Bukhara to Pana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其他关于贸易侨民的研究也很有帮助。对于这些全球资本主义的存续和断裂，参见Geoffrey Jones, Merchants to Multinationals: British Trading Compani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d his Multinationals and Global Capitalism from the Nineteent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Alfred D. Chandler Jr. and Bruce Mazlish, eds., Leviathan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对个人进行的非常彻底的研究来自D. K. Fieldhouse, Unilever Overseas: The Anatomy of a Multinational, 1895—1965 (London: Croom Helm, 1978)。

[26] 我正在开展的工作表明了国家、帝国和跨国关系的易渗透性和去中心化特性。参见Antoinette Burton, “Introduction: On the Inadequacy and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the Nation,” in After the Imperial Turn: Thinking with and through the Nation, ed. Antoinette Burt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23; Durba Ghosh and Dane Kennedy, eds., Decentering Empire: Britain, India and the Transcolonial World (Hyderabad: Orient Longman, 2006); Kevin Grant, Philippa Levine, and Frank Trentmann, eds., Beyond Sovereignty: Britain, Empire and Transnationalism, c. 1860—1950 (Houndmill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Gary B. Magee and Andrew S. Thompson, Empire and Globalisation: Networks of People, Goods and Capital in the British World, c. 185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James Belich, Replenishing the Earth: The Settler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nglo-World, 1783—193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重要的P. J. Cain and A. G.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 1688—2000, 2nd ed. (Harlow, Essex: Longman, 2002)。

[27] Raymond K. Renford, The Non-Official British in India to 1920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5, 29.

[28] 关于锡兰本土企业的一般性叙述，参见Kumari Jayawardena, Nobodies to Somebodies: The Rise of the Colonial Bourgeoisie in Sri Lanka (London: Zed Books, 2002)。

[29] 关于性别、家庭和帝国学者们著有大量的作品。例如Durba Ghosh, Sex and the Family in Colonial India: The Making of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Ann Laura Stoler, 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Catherine Hall, Civilizing Subjects: Colony andMetropole in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830—186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Elizabeth Buettner, Empire Families: Britons and Late Imperial Ind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and Mary A. Procida, Married to the Empire: Gender, Politics and Imperialism in India, 1883—1947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30] 关于19世纪的“全球”，参见Sven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Knopf, 2014); Emily S. Rosenberg, Transnational Currents in a Shrinking World, 1870—1945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Steven C. Topik and Allen Wells, Global Markets Transformed, 1870—1945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Tony Ballantyne and Antoinette Burton, Empires and the Reach of the Global, 1870—1945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and Jurgen Osterhamm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31] 自从Victoria de Grazia and Ellen Furlough, eds., The Sex of Things: Gender and Consump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一书出版以来，性别和消费文化领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全球资本主义和商品研究的历史往往忽略了与性别或妇女史有关的问题。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Sarah Abrevaya Stein, Plumes: Ostrich Feathers, Jews, and a Lost World of Global Commer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2] Edward Smith, MD, Foods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74), 331.

[33] 例如，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的美国编辑和行业顾问William H. Ukers撰写了两卷本的AH about Tea (New York: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1935)。殖民地商人和政治家Sir Percival Griffiths撰写了The History of the Indian Tea Industr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7)。他的儿子John Griffiths出版了Tea: The Drin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London: Andre Deutsch, 2007)。Gervas Huxley,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全球茶叶营销的领军人物，撰写了Talking of Tea: Here Is the Whole Fascinating Story of Tea (Ivylan，PA: John Wagner and Sons， 1956)。赫胥黎的同事Denys Forrest出版了A Hundred Years of Ceylon Tea, 1867—1967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1967) and Tea for the Britis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a Famous Trade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1973)。Edward Bramah撰写了Tea and Coffee: A Modern View of Three Hundred Years of Tradition (London: Hutchinson，1972)，他曾在茶和咖啡产业的不同部门工作过。行业顾问Jane Pettigrew撰写了A Social History of Tea (London: The National Trust，2001)。

[34] 近来的一个例外是Markman Ellis，Richard Coulton，and Matthew Mauger的Empire of Tea: The Asian Leaf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London: Reaktion，2015)。更加全面的研究包括Arup Kumar Dutta，Cha Garam! The Tea Story (Guwahati，Assam: Paloma Publications，1992); Alan Macfarlane and Iris Macfarlane，Green Gold: The Empire of Tea: A Remarkable History of the Plant That Took Over the World (London: Ebury Press， 2003); Roy Moxham，Tea: Addiction, Exploitation, and Empire (New York: Carroll and Graff，2003); Beatrice Hohenegger，Liquid Jade: The Story of Tea from East to West (New York: St. MartinJs Press，2006); Victor H. Mair and Erling Hoh，The True History of Tea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2009); and Laura C. Martin，Tea: The Drin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okyo: Tuttle Publishing，2007)。

[35] Woodruff D. Smith，Consumption and the Making of Respectability, 1600—1800 (New York: Routledge，2002)，chap. 6; Elizabeth Kowaleski-Wallace，Consuming Subjects: Women, Shopping, and Busines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19—36; James Walvin，Fruits of Empire: Exotic Produce and British Taste, 1688—1800 (Houndmills，Basingstoke: Macmillan，1997)，chap. 2; Wolfgang Schivelbusch，Tastes of Paradise: A Social History of Spices, Stimulants, and Intoxicants (New York: Vintage，1993)，79—85; Ina Baghdiantz McCabe，A History of Global Consumption, 1500—1800 (London: Routledge，2015); Hoh-Cheung Mui and Lorna H. Mui， The Management of Monopoly: A Study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Conduct of Its Tea Trade, 1784—1833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84); Liu Yong，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Trade with China, 1757—1781 (Leiden: Brill，2007); Chris Nierstrasz，Rivalry for Trade in Tea and Textiles: The English and Dutch East India Companies, 1700—1800 (Houndmill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15); Hanna Hodacs，Silk and Tea in the North: Scandinavian Trade and the Market for Asian Goods in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 (Houndmill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art 5 of Philip Lawson， A Taste for Empire and Glory: Studies in British Overseas Expansion, 1660—1800 (Aldershot: Variorum，1997)仍十分有用。

[36] Sidney Mintz，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1985); Jan de Vries，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Consumer Behavior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 16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Jon Stobart，Sugar and Spice: Grocers and Groceries in Provincial England, 1650—18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Cowan，Social Life of Coffee; Jordan Goodman，“Excitantia，or，How Enlightenment Europe Took to Soft Drugs，” in Consuming Habits: Drugs i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ed. Jordan Goodman, Paul Lovejoy, and Andrew Sherratt (London: Routledge, 1995), 126—47; Carole Shammas, The Pre-industrial Consumer in England and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Lorna Weatherill, Consumer Behaviour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Britain, 1660—1760 (London: Routledge, 1988).关于开明的理想、空间和早期现代经济的交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可参见Simon Gikandi, Slavery and the Culture of Tas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and Joel Mokyr, The Enlightened Econom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8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7] 关于以中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研究，可参见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38] Frank Trentmann, Empire of Things: How We Became a World of Consumers, from the Fifteenth Century to the Twenty-Firs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6); Frank Trentman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Consump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非常简明的论述可参见Peter N. Stearns, Consumerism in World History: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Desire (London: Routledge, 2001)。针对这个观点的不同意见，可参见Jeremy Prestholdt, Domesticating the World: African Consumerism and the Genealogies of Glob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Timothy Burke, Lifebuoy Men, Lux Women: Commodification, Consumption, and Cleanliness in Modern Zimbabw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Jean Allman, ed., Fashioning Africa: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res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4); Brenda Chalfin, Shea Butter Republic: State Power, Global Markets, and the Making of an Indigenous Commod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2nd e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Michelle Maskiell, “Consuming Kashmir: Shawls and Empires, 1500—2000,”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3, no. 1 (2002): 27—65; Donald Quataert, ed., Consumption Studie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50—1922: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and Giorgio Riello and Tirthankar Roy, eds., How India Clothed the World: The World of South Asian Textiles (Leiden: Brill, 2009)。

[39] Chatterjee, A Time for Tea; Sharma, Empire’s Garden; Sarah Rose, 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2009).

[40] 关于种植园劳工，学者们有很多研究；对于一些重要作品，参见Rana P. Behal, One Hundred Years of Servitude: Political Economy of Tea Plantations in Colonial Assam (Delhi: Tulika Books, 2014); Ravi Raman, Global Capital and Peripheral Labour: The 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ntation Workers in India (London: Routledge, 2010); and Patrick Peebles, The Plantation Tamils of Ceylon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关于当代情况的研究，参见Sarah Besky, The Darjeeling Distinction: Labor and Justice on Fair-Trade Tea Plant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关于茶叶环境和农业的政治经济研究，参见Gunnel Cederlof, Founding an Empire on India’s North-Eastern Frontiers, 1790—1840: Climate, Commerce, Po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41]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38.

[42] Joyce Appleby, The Relentless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2010), 21—22.

[43] Victoria de Grazia, Irresistible Empire: Americas Advance through 20th 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4] 关于殖民背景的流通和消费的研究极少，但情况正在改变。关于印度茶叶消费研究，参见Gautam Bhadra, From an Imperial Product to a National Drink: The Culture of Tea Consumption in Modern India (Calcutta: Centre for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Tea Board of India, 2005); Philip Lutgendorf, “Making Tea in India: Chai, Capitalism, Culture,” Thesis Eleven 113, no. 1 (December 2012): 11—31; Collingham, Curry, 187—214; A. R. Venkatachalapathy, “‘In those days there was no coffee’： Coffee-Drinking and Middle-Class Culture in Colonial Tamilnadu,”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39 (2002): 301—16; and K. T. Achaya, The Food Industries of British Ind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78—79。

[45] Thomas Metcalf, Imperial Connections: India in the Indian Ocean Arena, 1860—19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Sugata Bose, 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6]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5.

[47] Ibid., 9.

[48] 这是一本大部头文献。除了那些已经提到的书，我还发现了一些特别有用的书，包括Susanne Freidberg, French Beans and Food Scares: Culture and Commerce in an Anxious 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Timothy Brook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eds.,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Deborah Valenze, Milk: A Global and Loc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Dougas Cazaux Sackman, Orange Empire: California and the Fruits of Ed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Giorgio Riello, Cotton: The Fabric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and Bernhard Rieger, The People’s Car: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Volkswagen Beet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49] Erika Rappaport, “Consumption,” in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Modern Imperial Histories, ed. Philippa Levine and John Marriott (Farnham, Surrey: Ashgate, 2012), 343—58. Rappaport, “Imperial Possessions, Cultural Histories, and the Material Turn,” Victorian Studies 50, no.2 (Winter 1008): 289—96.

[50] Jennifer Bair, ed., Frontiers of Commodity Chain Research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Warren Belasco and Roger Horowitz, ed., Food Chains: From Farmyard to Shopping Car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9); William Gervase Clarence-Smith and Steven Topik, eds., The Global Coffee Economy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1500—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Steven Topik, Carlos Marichal, and Zephyr Frank, eds., From Silver to Cocaine: Latin American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1500—2000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1] Alexander Nutzenadel and Frank Trentmann, eds., Food and Globalization: Consumption, Markets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erg, 2008); Raymond Grew, ed., Food in Global History (Boulder, CO: Westview, 1999); David Inglis and Debra Gimlin,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Food (Oxford: Berg, 2009); Warren Belasco and Philip Scranton, eds., Food Nations: Selling Taste in Consumer Societ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Kyri W. Claflin and Peter Scholliers, Writing Food History: A Global Perspective (London: Berg, 2012).

[52] 例如，Alys Eve Weinbaum, Lynn M. Thomas, Priti Ramamurthy, Uta G. Poiger, Madeleine Yue Dong, and Tani E. Barlow, eds., The 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 Consumption, Modernity and Globaliz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Anandi Ramamurthy, Imperial Persuaders: Images of Africa and Asia in British Advertising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eter H. Hoffenberg, An Empire on Display: English, Indian, and Australian Exhibitions from the Crystal Palace to the Great W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一些重要文章可见Carol A. Breckenridge, ed., Consuming Modernity: Public Culture in a South Asian 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53] Kaison Chang, World Tea Production and Trade: Curr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Rome: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15).

[54] Sir Charles Higham, Advertising:Its Use and Abuse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25),146—47.

[55] Frederick Cooper,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10, 91.

[56] 在这里，我在Hunger: A Modern Histo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一书中建立了James Vernon的论据。当然，口味偏好也有智识和社会因素的作用。见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57] Andrew Sherratt, “Alcohol and Its Alternatives: Symbol and Substance in Pre-Industrial Cultures,” in Consuming Habits, ed. Goodman, Lovejoy, and Sherratt, 13.

[58] 关于美国的民族主义、战争和饮料，参见Lisa Jacobson, “Beer Goes to War: The Politics of Beer Promotion and Produc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Food, Culture and Society 12 (September 2009): 275—312, 以及她即将进行的研究，暂定名为Fashioning New Cultures of Drink: Alcohols Quest for Legitimacy after Prohibition。

[59] 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的极好的探究，见Radhika Mohanram, Imperial White: Race, Diaspor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60] Manu Goswami, Producing India: From Colonial Economy to National Sp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Sherene Seikaly, Men of Capital: Scarcity and Economy in Mandate Palest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61] Stuart Hall, “Old and New Identities, Old and New Ethnicities,” in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s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 ed. Anthony D. K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48—49.

[62] 有许多学者理论化过殖民主义的亲密经历，例如，见Ashis Nandy,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① 1英里约合1.6千米（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后文不再一一说明）。

② 斯里兰卡的旧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