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会议

朝堂风波暂时先告一段落，下面，我们来谈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钱。

事实上，前文已经多次提到过汉帝国的经济政策，但每次都是蜻蜓点水。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相当重要，一两句话根本说不清楚。为了梳理这项涉及产业、流通、税收的经济变革，这里不得不专辟一节，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先将时间拨回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彼时的未央宫，武帝主持的一场廷议正在展开。

汉匈之战已经进行到第十一个年头，河西走廊重新回到大汉帝国的怀抱，与西域的联系得以打通。然而，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却使中央背负了巨大的财政压力。“文景之治”积累的社会财富已经被打光了，原有的以农业税为主的财政收入体系已无法支撑战争机器继续开动。

为了取得对匈作战的最终胜利，彻底解决这个来自北方的威胁，汉武帝需要调整自汉初以来的经济政策。

刘彻面向群臣，缓缓开口：自伐匈奴以来，钱粮消耗巨大，府库空虚，该如何应对？

战争是要烧钱的，钱从哪里来？

大农令第一个站了出来，提出了自己的策略：将铸铁与采盐收归政府经营，全国主要产区设置盐铁官，垄断生产与流通领域。

这个政策，就是后世常说的“盐铁官营”，其实就是只允许朝廷贩卖盐与铁，民间不得染指半分。这与刘彻和桑弘羊所思所想暗暗吻合。

盐铁官营前，国家采取征收盐铁税的政策。桑弘羊知道武帝对推行盐铁官营十分重视，及时与大盐商东郭咸阳和大冶铁商孔仅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后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盐业采用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的做法，铁业则由官府彻底垄断。

事实上，盐铁官营并不是桑弘羊的独家发明，最早始于齐相管仲。

齐桓公上位后，曾问管仲富国之策，并建议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人口征税，都被管仲一一否定。在管仲看来，直接向人民收税，这种办法太低级了，会招致民众的不满。最好的办法是让纳税者在不知不觉中纳了税，而且不至于在心理上抵触。

想法很美好，具体该如何做？

管仲提出了自己的策略：唯官山海为可耳。

什么意思呢？

简单说就是由政府垄断山和海的资源，山上出铁矿，海里出海盐，统统都是皇家的，民众不得私自开采。

具体怎么管理呢？齐国政府规定，盐属于国家资产，但在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煮盐，由政府设置盐官，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至于铁矿，国家将开采权承包给百姓，按三七比例分利润，政府得七成，民众得三成。

盐铁官营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仅食盐专卖一项，管仲为齐桓公算了一笔账：一个万乘之国，人口算一千万，纳税人算一百万，如果征人头税，每人每月征收三十钱，一个月也就三千万钱。但只要每升盐加价两钱，因为食盐销售严格按照户籍进行，每月即可得六千万钱，相当于人头税的两倍，而且收起税来简便。

管仲提出的盐铁专营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桑弘羊完美继承了管仲的经济改革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

武帝和桑弘羊靠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汉匈战争及此后的征西南、伐朝鲜提供了强大的财政保障，但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自从国家的重要支柱性产业被政府垄断后，“文景之治”时期的那种民间经济大繁荣的景象一去不复返，司马迁在《史记》中列举的那种富商巨贾也消失匿迹。算缗与告缗，实际上是对政府信用的一种透支，民众此后再也不愿意为将来储蓄，有好吃的马上吃掉，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了。

除此之外，弊端也逐渐显现。就拿铁器来说，各地铁官监造的铁器质量特别差，还强令百姓购买，弄得民间怨声载道。

这种积怨与不满，终于在武帝死后迎来了一次爆发。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长安城迎来了一场史上最大规模的国策制度辩论会，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场辩论会的各方选手。

正方辩手：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核心，包括御史丞、丞相史等人在内的官僚集团，最佳辩手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共发言一百一十四次，御史发言十九次，丞相史发言十五次。

反方辩手：来自民间的六十余名贤良文学，也就是知识分子，留下姓名的有茂陵唐生、鲁国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这些人饱读诗书、喝过墨水，表面看来是民意领袖和学术大咖，其实是地方上推举出来的，实为学术界和地方利益的代表。

双方交锋的核心一开始是民间疾苦的问题及建议，但是很快，话题就转到了盐铁官营制度的存与废上。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犹如高手过招，七十多岁的桑弘羊舌战群儒，那叫一个精彩！后来，汉宣帝让桓宽根据这次会议记录，整理成了《盐铁论》一书。

这场辩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这场交锋，将画面切回两千一百年前的那场大型辩论会现场，正方辩手是桑弘羊，反方辩手是群儒。下面进入辩论赛的第一环节，主题是：本议。首先发言的是反方辩手。

群儒说：我们听闻管理人民应该防止产生放纵享乐的根源，发扬人们固有的道德因素，抑制工商之利而宣扬仁义，不要引导他们追求财利。只有这样，古代帝王的教化才能复兴，当今的风俗才能改变。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这种赤裸裸的与民争利，不仅破坏了忠厚的本质，还因此形成了贪婪卑劣的风气。老百姓务农的少了，热衷于工商业的多了。外表太华丽，本质就会衰败；工商业兴盛，农业就会衰落。工商业发展了，老百姓就会骄奢淫逸，农业发展了，老百姓才会诚实朴直。老百姓诚朴，财用就富足，老百姓奢侈，饥寒就产生。因此，我们希望政府废除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从商业活动中抽身，专注于农业发展。

桑弘羊冷哼一声：你们说得倒是轻巧，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们不需面对纷繁复杂的日常政务，可以信口开河大谈礼仪道德教化。我就一句话，取消盐铁官营，边防军费开支从何而来？

桑弘羊说：匈奴反复不断侵扰汉朝边境，甚至侵入内地。防备匈奴，就会使中原士兵劳苦；不防备，匈奴又会进犯。先帝怜悯边境人民长期遭受祸害，苦于被匈奴掳掠，所以在边境建城堡要塞，修整烽火台，屯田驻军来防御对手。但这些军事活动和设施的建设和维护都需要大量的财力投入，政府为了维持巨大的财政开支，不得已才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以补充边防经费。你们要我把这些能赚钱的产业都不干了，那我拿什么来养活边关的将士？总不能让他们喝西北风吧？

面对桑弘羊陈述的事实，儒生们又会如何展开反击？

群儒索性把祖师爷孔夫子的话抬了出来：“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天子不谈论财富的多和少，诸侯不谈论利和害，大夫不谈论得和失。他们都积蓄仁义去教化民众，推广仁德去安抚百姓，因此，近处的人都亲近归顺他们，远处的人也对他们心悦诚服。所以，善于克敌制胜的人不必去打仗，善于打仗的人不必出动军队，善于统帅军队的人不必排列阵式。只要在朝廷上修明政治，就可以使敌人不战而退。圣明的君主施行了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何必要什么费用呢？

这些儒生一面高举孔夫子的大旗，高举道德教化的大旗，一面回避残酷的客观现实避而不谈，妄想着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以孝为根本、以德而远播天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桑弘羊很无奈，但他还是继续给对方摆事实讲道理：匈奴凶悍狡猾，骄横放肆，侵入长城内地杀我朔方等郡县的官吏，叛逆作乱，图谋不轨，早就该出兵讨伐了。陛下大施恩惠，既怜惜百姓生活不富足，又不忍心让将士们征战于荒野中。你们这些人没有身披铠甲、手执武器到北方抗击匈奴的志气，却又想废除盐铁官营和均输法，破坏边防军费的供应，损害国家的战备计划，一点都不担心边境安危，恐怕说不过去吧？

群儒说：古时崇尚以德服人，而鄙视武力征服。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现在废弃道德而使用武力，出兵去攻打匈奴，屯田驻军防备，长期陈兵于外，无休无止地转运粮食，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实行盐铁官营来供给边防费用，这不是长久之计，所以还是废除为好。

直到这时，儒生们才终于指出了一些客观事实，战争对于粮食的消耗实在是惊人。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在秦代，从齐鲁运一袋粮食到朔方郡，一路上所消耗的粮食加起来有八袋之多！

想当初，李广利第一次伐宛，最难的不是作战，而是道路遥远，粮食匮乏。一年后，汉朝倾全国之力，发十八万戍卒开发河西走廊，修筑道路，列亭障至罗布泊。李广利带着新招募的大军赶着十万头牛、三万多匹马，还有无数的驴和骆驼，驮着米粮，踏上了二次伐宛的征程。靠着强大的后勤补给，汉军才顺利抵达大宛。

不过尴尬的是，一年后战争结束，回程时粮食又出问题了。西域各国人少粮少，难以供应汉军，再加上官吏贪污问题严重，沿途还是饿死了不少人。

面对粮食损耗过度的问题，桑弘羊又会怎么答复呢？

桑弘羊说：古代建立国家的人，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的途径，无非是希望通过市场统一解决各方面的需求，让农民、商人、工匠都能各取所需，互通有无。《易经》上说：通其变，使民不倦。手工业不发展，农具就会缺乏；商业不发展，物资就不能流通。农具缺乏，粮食就不能增产；物资不流通，政府财政就困难。所以实行盐铁官营和均输法，正是为了流通积压的货物，不可废除。

群儒还是避实就虚，继续大讲仁义道德那一套：用仁德教导百姓，百姓就会敦厚；用钱财引诱百姓，风俗就会鄙薄；风俗鄙薄，百姓就会违背仁义而追求钱财；追求钱财，百姓就会奔走往来于集市中。老子曰：贫国若有余。其实并非如此，而是百姓欲望太多，急于求利的缘故。

因此，高明的执政者都重视农业，抑制工商业，用礼义来防止百姓的贪欲，充实粮食和钱财。集市上，商人不贩卖无用之物，工匠不生产没用的器具。所以商业只是用来流通积压的货物，手工业只是生产各种用具，它们都不是治国的主业。

桑弘羊回答：《管子》说，国家有肥沃富饶的土地，而百姓还吃不饱，是由于生产工具不完善；有山林大海出产的各种物品，而百姓仍然经济不富裕，是由于工商业不发达。陇、蜀两郡的朱砂、大漆、牦牛尾和鸟羽，荆、扬两州的皮革、兽骨和象牙，江南的楠木、梓木和毛竹、箭竹，燕、齐两地的鱼、盐、毡子和皮袄，兖州、豫州出产的漆、丝、葛布和麻布，都是人们养生送终的必需品。这些东西，都是要靠商业来流通，靠工匠来制作。

在列举了一大堆因交通困难而导致的商贸不便后，桑弘羊进一步提出，只有大力发展交通，促进商贸活动，才能更好地保障民生。

桑弘羊说：圣人造船、桨通行于江河峡谷，驾驭牛马通行于山陵内陆，甚至到达边远地区，深入穷乡僻壤，为的是流通各种货物，便利百姓。武帝设置铁官，以供应农业需要的用具，实行均输，使百姓富裕。盐铁、均输政策是全国人民所拥戴并赖以取得生活必需品的，绝不能废除！

群儒说：国家有肥沃富饶的土地，而百姓还吃不饱，是由于工商业兴盛而农业荒废的缘故；山林大海出产各种好东西，而百姓仍不富裕，是由于没有生产百姓的必需品，却制造了很多奢侈品。所以大河的水也装不满漏酒的酒器，山林大海产的好东西也填不满深沟峡谷。

盘庚住茅屋，舜藏起黄金，高帝禁止商人做官，为的就是遏止贪鄙的习俗，培养人们纯朴的风气。打压商人、堵塞求利的门路，尚且还有人为非作歹，更何况朝廷带头牟利？《公羊传》说：“诸侯好利，大夫就卑鄙；大夫卑鄙，士就贪财；士贪财，老百姓就要偷盗。”这就是打开了求利的门路，给百姓提供了犯罪的阶梯。

桑弘羊说：各地诸侯把本地特产作为贡物运到京城，一路上货物的损耗肯定不少，等到了目的地时价值还不够抵它的运费。因此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来帮助运输，便利于远方交纳贡物。在京城设立仓库，用来收购和贮存货物，物价贱时就买进，物价贵时就卖出。政府手里掌握着物资，商人就不能牟取暴利，所以叫作平准。实行平准，百姓就能各安其业；实行均输，百姓的劳逸就均衡得当。平准、均输是为了平抑物价而方便百姓，绝不是打开牟利的门路而成为人们犯罪的阶梯。

群儒回答：以前向百姓征税，只征收他们出产的东西，不征他们没有的东西，农民交纳农产品，妇女交纳纺织品。现在，均输法名义上是在当地征收特产，但均输官为了牟取更大的利润，其实际做法却是不收当地出产的东西，改为索取当地无法生产的东西。老百姓只好贱卖掉自己的产品，去市场上（实际上也是由官府经营）买均输官要求的东西。

最近还听说，有的地方命令百姓生产布絮，还包括齐、阿的细绢，蜀、汉的麻布等产品在内，官府对他们任意刁难，以欺诈手段强行低价收购，农民翻倍受苦，妇女重复纳税，根本看不到所谓均输的好处在哪里。

官府滥发命令，关闭城门，垄断市场，什么东西都强行低价收购，囤积居奇造成物价飞涨，等市场严重缺货时再高价出售牟取暴利。这种低价购入、高价出售的政府经商行为，也根本看不到所谓平准的好处在哪里。

不得不承认，儒生们虽然喜欢抬杠，但他们确实发现并指出了均输与平准法的弊端。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均输法，不过是朝廷以其无远弗届的政治权力，在经济领域造成全方位的垄断局面，操纵物价，贱买贵卖，以牟取暴利。

儒生们已经扭转了一开始被动的局面，他们提出的一些现实问题让政策的制定者桑弘羊也很头大。至此，第一阶段的辩论会正式结束，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总结。

这是双方的第一场交锋，一见面，双方没有多少客套，直奔主题。儒生们一上来就要求废除盐铁专营，桑弘羊自然不肯答应，他详细介绍了设置盐铁专营的目的——为了保障边防巨大的军事开支。同时，围绕平准和均输两项政策的正反面，桑弘羊与儒生们展开了激烈辩驳，不过很显然，桑弘羊在这一场辩论中处于下风。

稍事休息后，双方开始了第二轮辩论，此次辩论的主题是：力耕。顾名思义，就是鼓励耕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