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礼书“五爵”与商周“五器”

据东周礼书记述，饮酒器通称为“爵”，行礼时的常用饮酒器有五种，分别称为爵、觚、觯、角、散。如经学家所云：“然则饮酒之器，其名有五，而总称为爵”[1]；“凡酌酒而饮之器曰爵”，“爵者实酒之器之统名，其别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散”[2]。五种饮酒器通称“诸觞”，或合称“五爵”。对于“五爵”之外的饮酒器，例如觥，经学家就说“不在五爵之例”（详后）。

在《仪礼·特牲馈食礼》如下文字之中，“五爵”皆备：“篚在洗西，南顺，实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3]这是说篚放在洗的西侧，头朝北、尾朝南，爵、觚、觯、角、散“五爵”置于篚中。参看图1。

在特牲馈食礼的进程中，时时出现“受爵”“洗觚”“执觯”“卒角”“洗散”之类字眼儿，表明爵、觚、觯、角、散等五种饮酒器，都在典礼上使用着，看上去各有其用。在礼书的其他篇章，以及先秦的其他文献中，也能看到这几种饮酒器名。这些器名在先秦文献中的分布，郑宪仁考述颇详[5]。“五爵”与“诸觞”这样的称呼，都意味着在礼家那里，爵、觚、觯、角、散五者已成为一个刻意为之的“系列”、一套精心的“组合”了。“五爵”不是自然生长的杂草，而是精心修剪的花木。

这五种饮酒器是什么样子呢？如去检索文物考古词典，则能看到——

爵：有流有鋬有柱的三足酒器。

觚：侈口细颈、状若喇叭的饮酒器。

觯：侈口、束颈、深腹的饮酒器。

角：形状似爵，但无流无柱的三足酒器。

散：被认为系“斝”字之讹，而斝是一种二柱、一鋬、无流无尾的三足酒器。[6]

我随机选择青铜器爵、觚、觯、角、斝各一件，供读者观览。参看图2。

类似的分类、定名与释义，体现了现代古器物类型学的通识。现代礼学家随即就采纳了文物考古学家的分类定名，在礼学辞书中，使用上述那种定义及相应图片，来解释礼书“五爵”。有一点还要特别提示，那些礼书注释及礼学辞书，都是把“五爵”释为青铜器[8]的。

从古器物分类学的角度看，爵、觚、觯、角、斝首先是五种不同器形。对这种器形意义上的爵、觚、觯、角、斝，为了简便，本文名之为“五器”，以便跟礼书中的“五爵”区分开来。为何要用不同称谓做区分呢？兹阐述如下。

学者概括说：“给铜器定名，历来不外乎三法：据其形态定名、据文献记载定名、据其自名以定。”[9]所谓“三法”各有特点。现代的古器物分类，器名虽来自传统文献，分类则严格依照器形，尽可能地避免形制上的交叉重叠，以保证一型一名，进而保证科学性。

“自名”当然极其可贵，但很多古器物并无“自名”可征，“自名”还会因时因地而异，给“名从主人”造成困难。如旧藏品滕侯苏簋，器形为盨，自名是“簋”[10]；西周早期的两件长隹爵，器形像爵，自名是“长隹壶”[11]；平顶山出土的一件青铜提梁卣，自名是“用壶”[12]；岐山出土的一件铜匜自名为“盉”，一件铜盉（卫盉）自名为“盘”[13]。此外，形制为鬲而自名为“鼎”的铜器，多至十几件[14]。尤其是功用相近的器物，器名相混的例子就更多一些。换言之，“自发”而来的“自名”做不到一型一名，难免各种重叠交错，与科学要求有距离。

至于“据文献记载定名”一项，也比初看上去要复杂得多。先秦礼书所载、礼家所用的器物之名，包括“五爵”，往往独具一格，其名称背后另有奥曲。我认为，礼书、礼家所说的“五爵”，其命名遵循着另外的原理，与“五器”大异。直到笔者提笔作文之时，“五爵”的称谓原理仍不为世人所知，几乎是学界的盲区。

让我们陆续道来。礼书“五爵”中的“散”本应是斝，罗振玉首发其说[15]，王国维随后又列举五证，以示“实则散乃斝之讹字”。相关的证据之一，是1901年陕西宝鸡西周墓所出“柉禁诸器”，其中恰有爵一、觚一、觯四、角一、斝一，参看图3。五者比之《特牲馈食礼》所记，“数虽不同，而器则相若”[16]。“器则相若”，即符合现代学者对爵、觚、觯、角、斝的形制定义[17]。

又如1930年代安阳西北冈商墓出土的一组酒器，含爵二、觚一、觯二、角形器一、斝二、卣一、方彝一，共10器[18]。除去盛酒器卣、方彝，也是“五器”俱全。从商至周初，爵、觚、觯、角、斝确实都是主要酒器，就是说“五器”是真实的存在。马承源遂谓“《特牲馈食礼》与古墓发掘的情况基本相符”[19]。

现代学者的上述“器则相若”“基本相符”判断，是以宋代金石学为中介的。宋代金石学大兴，金石学者面对各种商周酒器实物，便努力把它们与先秦文献所见，主要是礼书所见器名对应起来，包括与《特牲馈食礼》所见“五爵”之名对应起来。换言之，那五种器形之所以称为爵、觚、觯、角、斝，系宋人之功，源于宋代金石学家的定名，随后被现代学者承袭了。宋人、今人间的一致性，可参看图4。

宋人从礼书中拿来爵、觚、觯、角、斝五种饮酒器名，把它们安在商周五种青铜酒器实物之上，其时就没有张冠李戴吗？其定名为“觚”者，也许商周时并不称觚；其定名“角”者，也许在商周本不称角。这样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是要时时留意的。更重要的是，宋人不光一对一地命名，也五对五地“扣合”。礼书“五爵”是一套组合、一个系列，宋人欲令礼书“五爵”整体性地与商周“五器”一一对接，然而其间横亘着时间上和用途上两大障碍。

第一个障碍是时间上的。器形意义上的青铜爵、觚、觯、角、斝，主要存在于商代与西周前期。“爵”是象形字，把那种有流有柱有鋬的青铜三足器命名为“爵”，从字形看并无问题，但这种三足爵只通行于二里头文化到早周，随后便退出了历史舞台。“觚”并不是器物自名，而是宋人命名。若论自名，觚也许称“同”[20]。觚形青铜器自西周中期开始就不再铸造了。觯也来自宋人命名。商周铜器有自名为鍴、为耑的，王国维说鍴、耑就是觯的同音假借字[21]；青铜觯形器存在于殷中期到西周早期，此后罕见[22]。青铜三足角不是器物自名，而是宋人命名。此种器形存在于殷代与西周早期，然后便销声匿迹。罗振玉、王国维以“斝”当“散”，但青铜三足斝一过西周早期就不见踪影了。正如郭宝钧之概括：“殷商盛用的爵、觚、斝、觯、角到西周中叶即中绝。”[23]

礼书编纂约在战国初年蔚然成风，其所记录的，主要是到春秋为止的古礼发展成就，相应地，礼书“五爵”应视为春秋礼制，或春秋礼器。而“五器”，即青铜爵、觚、觯、角、斝，自西周中期就消歇了，不再铸造了，那么春秋典礼上频繁使用的、被礼书记录下来的“五爵”，会是商周“五器”么？

容庚较早提出了怀疑：“今之所称为爵者，其名定于宋人。其时代多属商，间及于西周前期，后此盖未见，则是否即《仪礼》中所用未可知也。”[24]杜金鹏则明确予以否定：“综合几十年来的考古材料知道，陶爵大约绝迹于殷周之际，而铜爵不见于西周以后。但东周以来的文献典籍，却常常说当时以爵饮酒，……现在我们可以断定，文献所见东周秦汉时代的所谓爵，与商周陶爵、铜爵毫不相干。”[25]朱凤瀚亦然：“凡此东周文献所言及之爵，或是饮酒器总称，或是酒器专称，但皆不会是指上述商西周时期的铜爵”；而且周初以前的觚、觯、角、斝，都不可能是东周礼书中所说的同名器物[26]。这类看法已反映在工具书之中了。2009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特别说明：“东周文献中的‘爵’用为专名或饮酒器通名，与商至西周爵的形制当有区别。”[27]

第二个障碍是用途上的。现代学者指出，三足器爵、角、斝在器形上同属一系，它们并不是饮酒器，很可能是煮酒器或温酒器[28]。也就是说，器形意义上的“五器”，实由“温酒器＋饮酒器”构成，前者即爵、角、斝，后者即觚、觯。温酒器与饮酒器相搭配并非不合理，以爵温酒而以觚饮酒，顺理成章。然而问题在于，礼书所见“五爵”都是饮酒器，其中的爵、角、斝，跟觚、觯一样，都是饮酒用的，而不是温酒用的。“五器”与“五爵”在用途方面抵牾不合，略如下表1：

宋代金石学家既不清楚爵、觚、觯、角、斝在西周中期便消沉下去了，也不明白其所定名的爵、角、斝并非饮酒器，而是温酒器，所以意识不到“五器”不能跟“五爵”画等号。吕大临《考古图》所列之爵，其器形为三足爵，却又引用《仪礼·乡饮酒礼》及《士虞礼》所述之爵为证[29]。“五爵”是一个系列、一套组合，而“五器”中有三个三足器、两个筒形器，若把它们视为一个系列、一套饮酒器的组合，不觉得别扭么？

对“五爵”与“五器”的关系，郑宪仁曾有专门讨论：“历代礼学注疏与礼图成为一个礼学的学术体系，金石学成为另一个学术体系，而影响到考古学对这五种酒器的称名。……在东周礼书所记载的五种饮酒器与被金石学者所称的爵、觚、觯、角、散（斝）等五种酒器，在目前看来是不能相合的两套体系，金石学者看到的是西周中期以前的五种酒器，而礼学家看到的是传世古籍中的五种饮酒器，虽然用了相同的名称，但在诠释上难以有交集的。”[30]“酒器称谓”问题看似简单，然而竟从中滋生出了“不能相合的两套体系”。二者真的“在诠释上难以有交集”么？

叶国良也曾论及：“五种饮酒器，普遍使用于商代与西周中期以前，而不见于春秋与战国时代，然而《仪礼》不仅有之，而且成为一套，……这说明了《仪礼》记载的饮酒礼仪源自西周中期以前，甚至是早商”，“礼仪的保守性强，礼器的使用持续性也长，某些器物虽然不见于西周中后期的发掘物中，但不可因而论其无。反过来说，春秋战国时代的发掘物中不见有此等器物，而《仪礼》却沿用五种名称，而且成套使用，正说明了该书所记载的饮酒仪节乃是起源于商代、实行于西周的礼仪”[31]。叶国良仍没有说清楚，春秋使用的五种饮酒器，到底是不是商周“五器”，他似乎想说“是”，但碍于没有实物，只能说“不可因而论其无”。

叶国良所说的“礼仪的保守性”，仍是有意义的。商、西周“五器”当然不会是“无名氏”，那五种酒器肯定都有器名。在宋人用礼书“五爵”爵、觚、觯、角、散（斝）为商周酒器实物命名之时，五个器名所面对的，也就是那么五六种器形，从范围说相差不大，其命名虽难免误打误撞，但也有很大概率“歪打正着”。就“礼仪的保守性”而言，我相信礼书“五爵”的五个器名，是从商、西周继承而来的。或谨慎一点说：“五爵”器名来自商周“五器”的可能性，大于凭空新创的可能性。若然，从商、西周的爵、觚、觯、角、散（斝），到春秋的爵、觚、觯、角、散（斝），其间发生了什么？

“五爵”与“五器”之间不会没有交集，我认定这里隐藏着未知的秘密。本文将就以下两个问题尝试作答：

1．在爵、觚、觯、角、散（斝）“五器”消沉之后，东周礼书所见爵、觚、觯、角、散（斝）“五爵”，又是一个什么体系？

2．商与西周的若干温酒器名，如爵、斝等，似乎在春秋时变成饮酒器名了。这个转变又是怎么发生的？

针对第一个问题，本文将提出，在“五器”消沉后，爵、觚、觯、角、散（斝）之名发生了本质变化，变成“五爵”体系中的一套“容量化器名”了。“五器”是器形之别，而“五爵”是容量之别，其称谓原理，业已判然不同。针对第二个问题，本文将提出，爵、斝等三足温酒器名，可能是因温酒习惯的消失，而在西周中期之后转为饮酒器名，并进入了“容量化器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