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序 思考的习惯

西方人的古训说，没有人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其实这话才说了一半。另外的一半应该是：两次跨进不同河流的，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变，而我们每一个个体，不管主观意愿如何，也是一样。

本书呈送给读者的，就是这样的变化过程。我愿意说它是过程，而不是结果，是因为作为作者，我还将继续面临新的变化；而作为思考的阶段性产物，这里提交给读者的，也仅仅是我到现在为止极其有限的体会。

本书中的内容，最早的两章写于1998年，作为一篇论文发表在《学术思想评论》上。当时我确定的思路，是写作一本由系列性的讨论组成的专著，题目定为《文学的位置》——那时困扰着我的其实是一个如何跨学科的问题。在当时，跨学科和跨文化，都是一个需要勇气的举动。我说需要勇气，是因为你必须要做好为此而一事无成的思想准备，因为虚假的“跨学科”之举虽然不像今天这么流行，在那时也已经并不鲜见，而与各个学科自我反省能力的缺失相对应，跨学科的基本前提和正当性也不可能得到应有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跨学科”很容易直观地演变成对于现有学科知识领域的扩展。我之所以把自己的研究主题确定为“文学的位置”，其实得益于两位专攻政治思想史的日本学者，是他们在和我进行的若干次讨论中，使我明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文学研究者的思维方式有时候可以和政治思想史形成互补关系，而这种互补关系有助于揭示那些在一个学科内部很可能被遮蔽的问题。我并不认为跨学科就是把两个学科合并在一起或者把手伸进别人的领域，也不认为跨学科就是在本学科卖弄一些其他学科的知识，更不认为跨学科就是在林林总总的已有学科里再造出些新的学科来。上述这些认识上的偏差正在制造出那些似是而非的跨学科知识，却无助于反省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模糊学科的边界而提倡跨学科。我觉得真正的跨学科其实仅仅是一种机能，一种迫使自己和别人都自我开放的机制，它不必要也不太可能走出自己受训的那个学科的思维方式，但是它可以质疑和对抗这个学科内部因为封闭而被绝对化了的那些知识，以及复制这些知识时那些不健康的学术政治行为。因此跨学科必须依赖不同学科之间具有张力关系的对话，并在这种对话中形成知识生产的新场域，同时，这个新的场域并不一定需要某种物理性的空间位置，甚至也不一定需要一个确定的名称——但是，它必须依赖高度的精神创造能力，亦即依赖非常识性的和非直观性的精神工作方式：在理论上，这样做的结果是对参与对话的所有学科的知识结构都形成新的冲击，并且有可能重新组织处理知识和问题的基本方式。

关于为什么需要跨学科，我本人并没有太多的思考。或许仅仅是厌烦了文学研究领域里过于直观也过于随意的思维和讨论方式，或者自己骨子里从来不是一个文人。但有一个理由可能是成立的，那就是，我并没有赶上一个文学的时代，尽管这个时代并非不需要文学，但是这个时代不属于正在日益画地为牢的“文学”。

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讨好那些在今天的时代里成为“显学”的学科，因为各个学科似乎都有理由抱怨自己的学科未能独领风骚；而且，其实在其他很多学科里，我都能够感受到在自己的学科里感受到的那种肤浅和直观。实际上我的这个感受来自剧烈变化的时代本身，这个时代要求我们进行更为细致和严谨的思考，而不是仅仅进行姿态性的表演。思考需要资源，正是在寻求资源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地“离开”了文学研究领域。

在写作了本书中的前两章之后，我又写作了其他论文。这些论文有些收入了我的另外一本书《主体弥散的空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有的尚未在大陆出版。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对于“文学的位置”越来越失去兴趣。我开始关注我的写作对象并进入了他们所在的那个历史过程，开始感受他们的苦恼与挣扎。这中间，与竹内好的相遇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它使我从跨学科的疑问和烦恼中走了出来，感觉到文学学科如何开放其实不是一个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如何才能面对历史中这沉重的一页。

在写作本书第三、四章的2001年初夏，我逗留在竹内好当年辞职的东京都立大学。这所大学已经从东京都内搬迁到了西南郊的八王子市，刚好处于日本的厚木和横田两个美军空军基地的中间地带。每天我都要忍受无数次美军战斗机在两个基地之间往返时的噪音，而那正是美军在我国海南岛造成撞机事件之后不久的日子！

在那些日子里，我重新与竹内好相遇。在美军战斗机演习的轰鸣声中，在大学校园毫无战争阴影的“和平”景象里，我进入了历史。

竹内好活跃的历史时期，正好赶上中日之间最为惨痛的战争时期。这段历史给当时尚处在青年期的竹内好那一代人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恐惧和无奈，还有强烈的政治激情。这些恐惧、无奈以及政治激情，绝非战后出生的我们凭借着观念化的推论能够进入和理解的，而战后日本知识界对于战争时期思想立场的反省，还有下一代相当简化的批判，其实都不能有效把握那个时期的基本状况，尤其不能在思想传承的意义上整理和继承那个时期的思想遗产。本书花费大量篇幅试图展现的，是日本思想界在政治最不正确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所经历的内在冲突，而在这个冲突过程中，最远离现实的，其实却是那些最“正确”也最抽象的思想立场。

竹内好经历了日本现代历史上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并且始终与这段历史共生。竹内好改变了我认识世界的方式，改变了我在历史中寻找先知的习惯。我开始重新思考永恒的意义，重新思考现实与历史、后人与前人的关系，重新审视“进步史观”在规定思考方向时的狭隘性和排他性，甚至重新思考政治正确应有的和可能有的内涵。而同时，通过竹内好进入鲁迅的阅读、思考过程，也迫使我再次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假如我们把不脱离历史状况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前提，假如我们不把事后诸葛亮式的廉价“正确观念”作为思考的出发点，那么如何判断这种“不脱离”的真实性？

促使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是发生在今年年初的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的复杂性并不亚于当年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和美国对抗的基本状况，它使我找到了进入那段历史的某种感觉，也反过来照亮了今天的现实判断：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确是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索，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并以文明的名义把它变成自己在东亚的军事基地，从而为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乃至在中国海域进行侦察飞行等一系列非正义军事行动提供保障，却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必然结果。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时期所犯下的罪行，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所采取的帝国主义策略，并不能依靠美国在东亚完成“次殖民”的结局来清算，美国更没有权利在行帝国主义之实的同时扮演文明上帝的审判角色。然而历史竟然就这样被书写和默认了。在“二战”结束之际，预知这一切发生在后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那个困难的时代里，日本知识界为世界贡献了它最出色的思想家。我们作为后来者，应该在那一代人的思想活动中寻找的，并不是他们如何裁决了过去和预言了未来，而是他们如何在每一个有无数可能性因而难于抉择的瞬间，或者相反，在每一个没有选择余地的极限状态下，做出了艰难的抉择。竹内好那一代人，正是通过无数这样的抉择，进入了历史，也创造了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竹内好在战败的当时，就以思想的方式反抗了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在延续的“美国模式”，并且犀利地指出，这个以“文明一元论”为基础的帝国主义模式，是以东、西方（首先是社会上层以及知识界）共谋的方式被强化的。在这个意义上，赞成还是反对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并不是实质性的分歧，实质性的分歧是对于文明的理解。竹内好在他战后的思想活动中一直致力于开掘足以对抗西方中心文明观念的本土思想资源，为此不惜在带有右翼色彩的日本民族主义和亚洲主义思潮中“火中取栗”，不惜因此在同样依赖西方文明一元论的进步和保守阵营之间腹背受敌，就是因为他急切地意识到东方民族借助外力无法建立自己的文明，更何况美国以文明代言人自居的“文化”已经使得非西方世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伊拉克战争把当年的问题更清晰地推到了前台。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曾经在“二战”结束之际操纵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时以“文明”的名义披挂的正义伪装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具有巨大的欺骗性，世界越来越不相信那些堂皇却善变的借口，伊拉克人民似乎也不像当年刚刚战败时的日本人那样对美国占领军的“解放行为”心存感激。然而这一切仍然不足以摧毁文明观念的基本结构，美国的“文明代言人”身份并没有受到充分的质疑。这个基本的现状，却似乎使我们突然获得了进入“二战”结束时那段历史的动力。或许正是在这个残酷的“当下”时刻，历史突然在我们的眼前显现了它自身：假如依靠外来的“解放者”无法真正拯救非西方世界，而本土的独裁和保守势力又不是可以依靠的政治力量和思想能源，那么，如何从二元对立的虚假图式中解脱出来，寻找真实的自由？正如今天的伊拉克人高呼“不要萨达姆也不要美国”一样，当年处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人是否也有过“不要美国式民主也不要天皇制独裁”的努力？

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持着朴素仇恨意识、对美国抽象的“民主自由”还残存天真幻想的中国社会乃至中国知识界，对于这段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历史仍然缺少最起码的梳理，人们仍然漠视那些最基本的历史问题：当年的远东军事法庭，究竟是谁在主宰谁在审判？美国对日本的战后占领和改革，是带来了民主还是带来了侵略，抑或通过输入民主而合法地完成了侵略？在动荡不安的整个20世纪，东亚乃至亚洲与西方世界特别是与美国的不对等关系，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文明观念、民主自由的理念，在现实政治的过程中究竟是如何被使用、如何被重新结构，又是如何在东、西方的共谋关系里成为美国强权政治的耀眼装饰品的？！而这每一个问题，都与我们息息相关，都与我们的现代史息息相关！

在两年前写作本书第三、四章的时候，我将东京审判的问题一笔带过。这是因为我缺少国际法的基本训练，面对浩瀚的史料，不敢贸然把这个问题纳入视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也面对着一个基本的困境：即使不把东京审判简化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最高裁决，也无法否认这个法庭毕竟以正义的名义起诉了日本在“二战”中对于和平和人道犯下的罪行，并且实际上通过审判在国际法中添加了这两项审判标准。东京审判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否定的法律事件，它所存在的真正问题不能抽象地讨论，它对于原理的篡改和歪曲必须在充分历史化的条件下才能呈现出来。因此，在并不谙熟国际法知识的前提下，我担心在知识界普遍采用简化和抽象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时候，对于东京审判的质疑是否会被认为是对于它所强调的和平和人道等前提的质疑？甚至对于东京审判的历史分析是否会被曲解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肯定？我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处理如此复杂的问题并把它准确地传达给读者？然而在本书结集之际，我开始意识到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章。正是在国内知识分子以助战和反战划分思想阵营的状况下，今天的我们合理合法地无视了美国当年在东京审判时曾经使用的那个基本模式：以抽象的正义之名，对对象具体的非正义性进行审判，只字不提自己的所有非正义和非人道行径。日本当年的“大东亚共荣”作为抽象正义的口号，其抽象性与普遍性显然无法与美国关于“和平”“人道”“文明”的口号相匹敌，但是法西斯日本在使用这个口号时其实与美国使用“人道”“正义”之类的概念时所做的事情，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别；然而美国以正义之名投下原子弹所造成的大规模平民伤亡，却可以在清算日本国家罪恶的前提下一笔勾销。更为触目惊心的是，日本以“731部队”为首进行细菌战研究的部队在中国对大量平民犯下的罪行，在东京审判中被刻意掩盖，“731部队”的头目石井四郎，竟然在审判中被免去罪责，有关的调查材料被美国垄断，基本上没有公布——美国为了把“731部队”在中国的活体实验结果据为己有，竟然在这个以正义和人道之名进行的审判中抹去了现代战争史上这最残酷的一页。

在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空袭的一个多月之前，为了给正在翻译的竹内好论文集的译文做相应的注释，我在东京都立大学图书馆查阅了日本人编写的有关东京审判的资料。在查阅的当时，我并没有自己动手讨论这个问题的打算，因为大量的资料已经足以让我越发怀疑自己的能力了。但即使在我为了几条简短的注释所阅读的相当有限的资料当中，也鲜明地凸显了一个此前被我忽略了的事实：战后日本有良知的人们在无法抚平侵略历史给民族带来的创伤因而也不愿推翻东京审判结论的同时，对于东京审判的不公正性格一直深感疑惑和不平。在这个宣布日本天皇无罪的法庭上，太平洋战争被作为主要的审理对象，英美战俘问题被作为人道问题的核心，构成了断罪和宣判的最主要依据；而南京大屠杀虽然在法庭上得到了审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乃至东南亚犯下的无法饶恕的野蛮罪行，却不是这个法庭关注的基本问题。

竹内好说，帝国主义不能审判帝国主义。说这话的时候，东京审判已经结束了十一年。这十一年的岁月里，美国在东京审判时扮演的文明正义角色由于它在东亚的侵略行为不攻自破，当然有理由得出竹内好的结论，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因为即使在竹内好提出这个命题的当时，在日本社会，相信美国代表文明力量的心理与对抗美国剥夺别国主权的心理也是并行不悖的。这里面潜藏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东京审判所提出的文明和野蛮的问题，在原理上是难以否定的。即使在十余年后竹内好断言帝国主义不能审判帝国主义的时候，对于竹内好和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有关文明的原理也不可能被否定。问题并不是发生在原理层面，而是发生在把原理具体化的层面。也就是说，这个文明由谁来代表，它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在这个层面上，知识界产生了分歧，并把这些分歧演绎为政治立场。

在半个世纪之后美军攻入巴格达并坐视伊拉克博物馆文物被哄抢的时候，在当年海湾战争时美国投下的贫铀弹等非常规武器所造成的“海湾战争综合征”阴影尚在，而今天的美国又重蹈覆辙的时候，美国是否“文明”的问题却并没有被问题化。这一切，既不能用萨达姆政权侵略科威特的历史以及伊拉克对联合国的不合作态度加以转移，也不能用所谓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视角加以掩盖，因为只要这个问题不被作为问题加以讨论，我们就将继续重复在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的矛盾心理：在谴责美国霸权的同时承认它的文明代言人身份。而竹内好那个不该被忘记的命题也不再会被记起：帝国主义不能审判帝国主义！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还远远不止于此。假如我们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反对美国的霸权”，其实仍然难以接近现实的复杂性，也依然无法真正进入历史。因为反霸权与反美并不一定是同一个问题。仅就对东京审判的态度而言，持明确敌对态度的其实主要是日本的右翼，那些主张在靖国神社供奉A级战犯的右翼和保守派，通常用最为明快的方式宣布日本的战犯无罪，也在这个方向上以最简单的方式否定东京审判。事实上，近年来日本右翼知识分子里，出现了最直截了当的反美态度，而其背景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状况，日本的进步人士很难以同样的方式明快地批判或者支持东京审判。假如我们以“反美”或者“亲美”作为一个尺度来衡量思想立场的话，那么就无法在上述状况里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显然，无论在现实上是否行得通，反美排外的日本右翼只不过是希望用日本在东亚的霸权来取代美国霸权而已，但是你很难断言他们的反美立场一定是假的！

正是上述种种纠缠不清的问题，迫使我在本书的第三章加入了一节关于东京审判的文字。我的想法是希望把问题的复杂性呈现出来，不要在简单的“亲美”还是“反美”的层面上把问题了结掉。我感觉到，以“文明”或“民主”的名义称霸的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行得通，在于这个新的霸权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的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共谋关系”，这个共谋关系就是对文明的一元化理解。这种一元化理解绝对不会因为“文明的冲突”论述而被消解，伊拉克战争中世界对美国的态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仅仅依靠经济利益、资本运作来解释这一切会造成问题的转移，它们的力量确实塑造了文明观的形态，却不能取代它。我自己对这段文字并不满意，因为我缺少相关的专业知识并且没有时间补课。但是，既然东京审判不仅仅是一个国际法事件，正如伊拉克战争也不仅仅是一个军事行动一样，作为一个门外汉，我仍然希望在这个时刻用下面这个问题来介入“当下”：把东京审判视为我们中国人抗战胜利的标志之一、视为日本军国主义受到正义力量裁决的历史书写，该被质疑了。而这质疑，绝不意味着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赦免，更不意味着支持日本右翼的“反美”立场，甚至也不意味着对东京审判历史贡献的否定。这质疑的真正对象，正是我们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以及竹内好在半个世纪之前就质疑过的“文明一元论”观念。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文明一元论的观念，在今天仍然左右着我们判断伊拉克战争的标准，也仍然把我们挡在历史进程之外。

“二战”后的冷战格局曾经一度使得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成为有效的政治运作模式，并且不断把现实硬性地塞进这个模式中去。今天，现实不再屈从于这个模式，而人们的思维却似乎还在里面不肯出来。伊拉克战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起到了检验的作用，在主战和反战分歧告一段落之后，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当年竹内好在安保运动中面对过的那个新的二元对立问题：《日美安保条约》的生效是否意味着反对“安保条约”的民众斗争的失败？同理，伊拉克战争的结局是否意味着全球反战运动的失败和主战派的胜利？

竹内好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安保条约”的生效是在受到重创的状态下发生的，因此，不能在一百和零这两极之间进行选择。政治正是在这两极之间发生和运作，不能用形式上的胜负来评价。在当年日本反对“安保条约”的群众运动并没有能够阻挡“安保条约”生效的情况下，竹内好得出了“收获很大”的结论。这不仅是因为大规模的运动迫使岸信介下台，迫使美国总统取消了访日计划，而且更是因为日本的民众第一次以国民的规模获得了抵抗的经验。竹内好和他的同时代人，在那个允许知识分子充当精神领袖的时代里，紧紧抓住这个在战争时期没有能够出现，却在战后推迟了二十余年出现的国民抵抗经验，试图创造和确认日本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民主传统——它绝不是美国占领军的馈赠，它恰恰通过对于美国的抵抗、通过反抗甘当美国帮凶的日本政府、通过对于形式上的民主代议制在实际上实行独裁这个“民主事实”的反省，才得以真正诞生。

在日本的安保时期诞生的民主经验，绝不是一次制度性的尝试。它的“群众运动”性格和知识精英在运动中留下的思想探索，是对于抽象和形式化的民主制度在现实运作中可能产生的独裁性后果的质疑和追问，也是对于美国“输出民主”模式的抵抗。尽管除了竹内好等少数人之外，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仍然把“民主”理念作为一个与独裁相对立因而不可质疑的前提加以抽象确认，但是至少，在安保斗争中“要民主还是要独裁”的口号曾经引发了对于日本社会结构方式本身的深刻质疑，它转而促使知识分子把“民主”作为公民政治化训练的途径而不是制度目标加以运作，并通过这些运作试图实现社会空间的政治化；民主理念在当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观念之争，更不仅仅是与独裁相对立因而获得无限政治正确性的抽象标准，那一代日本知识分子的现实政治感觉，使得他们有可能超越民主这个观念，寻找在本土建立政治社会的基本途径。

或许在日本的安保运动之后，这种建立政治社会的努力并不成功。其标志之一是，在安保运动中没有充当精神领袖的那部分保守知识分子，成为60年代初期开掘本土思想资源的主力：正如本书第四章所涉及的那样，试图追述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百年历史”的知识分子，似乎以保守和直观的知识分子居多。竹内好当然也投身于这项工作，但是他整理日本亚洲主义的意图并没有得到他在安保运动中的亲密伙伴的有力配合，同时也不可能与保守知识分子同道。毫无疑问，无论是以“西方模式”还是以“对抗西方”的模式建立本土的政治社会，都将是同样没有出路的，但是问题在于，摆脱这种二元对立的出路何在？

竹内好一生都在寻找这种可能性。这就是他在鲁迅身上看到的“拒绝成为自己，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一切”的“醒来的奴隶”的宿命。他并没有满足于把对鲁迅精神的讨论变成知识分子的观念游戏，而是把鲁迅转化为通向所有现实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唯一途径。在竹内好一生的思想实践中，最鲜明的特征是他从来不在“一百”和“零”之间进行选择。而当他把工作视野确定在无法用这固定的两极表述的不断变动的过程中时，他拒绝了所有的“概念操作”。这当然不是说竹内好不使用概念，而是说他绝不使用任何现成的概念，也绝不在既定的上下文中使用已有的概念。作为一个思想型知识分子，这意味着他在处理每一个问题的时候都不能直接借助已有的知识体系，也不能依赖知识界约定俗成的强势思维。

恰恰是这样的工作方式，使得竹内好在拒绝“学者”定位的同时，也拒绝了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借助源自鲁迅的“挣扎”模式，竹内好揭示了仅仅在概念上讨论主体性和他者关系时所可能忽略的问题，为世界思想界贡献了在自我否定过程中使他者与自我真正相关的思想程序。竹内好在一次次论战中深入本土无法直接转化为现代思想能量的资源，甚至不惜付出非历史的代价把现代日本知识界以西方式理论表述反复再生产的民主主义论述转述为明治天皇的“五条御誓文”（这实在是竹内好的一个饶有兴味的败笔。请参照三联书店翻译出版的竹内好文集《近代的超克》），都是他试图在本土对外来、自我和他者这种抽象的二元对立之外寻找日本近代过程的真正动力和实际可能性的尝试。

竹内好不是民族主义者，尽管他比任何民族主义者更干脆地宣称他只关心日本；竹内好也不是近代主义者，尽管他以非理论的方式从事的思想实践不但与西方的现代性基本问题相通，甚至也与后现代的基本问题相关。竹内好在所有这些分类之外，他改变了我们思维分类的习惯，正如当年的鲁迅、泰戈尔一样。

本书的第七章，试图讨论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当我们把自己的现代史套进现成的西方或者反西方框架中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否能够找到属于我们的“近代”？这一章本来是为一份在美国编辑却主要在亚洲发行的多语种刊物赶写的论文，尽管我其实并没有信心通过它完成主编交代的讨论“现代性”的任务。或许是由于这个写作的最初缘起，这一章在本书中最为观念化，也最为简化。必须老老实实地向读者交代，在合适的时候，我计划对这一章进行大幅度的修改，使它变成“另一条河流”。但是在我没有获得这样的能力之前，我只能把它基本上按照原来的样子收进本书中。

现代性绝不仅仅是一个思想或者文化的问题。战争作为最集中也最极端的表现形态，一直是现代性最重要的事件。在本书的第七章里，这个事件基本上被处理为思想的背景，这是因为我不具备把它推上前台的能力。但是，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已经足以使任何一个缺乏相关知识准备的人意识到战争在现代性问题中的位置。尽管我仍然不具备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但是至少，伊拉克战争也使我和其他朋友一样，认识到这个我无力面对的问题是必须面对的。而在历史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知识界关于“近代的超克”的讨论，正是一个把战争与现代性的关联推上前台的事件，它因而不仅是思想的，也是政治的，不仅是原理的，也是实践的。更重要的是，这个招来后人非议的混乱的座谈会，在它的结构关系中暗示了现代性问题本身的内在纠葛和复杂性，更暗示了其暴力性。它向后人展示了一个在纯粹思辨的意义上无法穷尽的悖论，那就是福泽谕吉当年面对西方“文明”时感受到的那种只能依靠染上麻疹来培养免疫力的困境。日本在“二战”前后的经验，把福泽《脱亚论》中这个极有紧张感的比喻从它的上下文中剥离了出来，结果使免疫力丧失殆尽，自己变成了大毒王。但是，“二战”之后的日本，终究还是在重重困境中试图再次回到健康人的行列，“文明”带给日本的，不仅仅是对外扩张的病毒，也有抗病毒的力量。一场瘟疫使一个民族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抗病的力量只能从体内培养起来，不是维生素药片所能代劳的。我想，竹内好最深刻地感知了福泽谕吉这个把文明比作麻疹的思想，他之所以敢于在那个被进步知识分子不屑的座谈会“近代的超克”中火中取栗，那是因为他也感觉到自己面对的是和福泽同样的思想课题：只有在内部培养真正的“抵抗”精神，才能抵御外来的灾难，然而内部的抵抗却不是天然具备的能力。竹内好提醒我们：在被感染甚至被击倒之后，抵抗才能发生。

在2003年这个多事之春，我们体内的抵抗力受到了严峻的考问。或许有必要回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起点上再一次思考：什么是“文明”？或者有必要再一次追问“二战”结束后困扰着东亚的基本问题：什么是“抵抗”？我相信，这不仅仅是已经过去的历史的疑问。

2003年4月末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