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的文章

不言而喻，上古的文字是非常简略的。我们所能看到的不过是些记事的文字，只用些实体词记载事实的概略，动词、形容词都用得极少，其他介词、连词都不如后来的多，所以读起来觉得枯燥质朴，没有情调。在古器物的铭文上看见的都是这种。从现在的习惯说来，还不能算是文章。然而也已经有了一些特定的表示语气。例如记事文在开始的时候总是用“惟”字引起下文。又如由此事以至彼事则用“乃”字（古字写作“迺”）以表因果关系。又如在颂祝的时候用“其”字表示希望。这些就是文言语法中的助字（虚字）所由来。逐步发展下去，这类的用语多了，于文气的抑扬转折，理路的层次脉络，就大有帮助，因而成为文言文的主要特征。

上古的用字几乎全不是我们所习惯的。非但我们今天不习惯，司马迁在西汉时代已经觉得《书经》（《尚书》）的文字难于理解，所以不得不用当时通用的字来代替《书经》上的字，试举一节《书经》和司马迁《史记》的译文对照起来看。

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讼可乎？”（《书经·尧典》）

信饬百官，众功皆兴。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史记·五帝本纪》）

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用的字确实距离我们近了一些。然而这不等于说《史记》的文章好过《书经》的文章。相反，《书经》有《书经》的优美风格，司马迁的翻译也不免破坏了原有的优点，变得直率无味了。假使司马迁按照他的自由意志来改写，必然会好得多。所以知道文章风格是各自独立的，并不因为时代远了就贬低价值。

至于用字，诚然各时代的习惯不同，然而也正因为一个意思可以用不同的字表达，才使我们的词汇日益丰富。例如《书经》上的“庶”字和“咸”字，在今天看来，果然不如“众”字和“皆”字的熟悉，但是“庶”字和“咸”字也并没有完全僵死，一直还可以替换着使用。所以，由于悠久历史的积累，新的不断产生，旧的也存储备用，文言就提供了充裕的词汇资源，足以应付多方面的需要。像《书经》这样简括肃穆的文风，仍然是唐宋以后古文所追求效法的对象之一，特别在碑铭一类的文章中，更为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