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领导力之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希特勒疯狂报复7月政变者，有心想取代他的人被杀得所剩无几。关入集中营的一些社会民主党的高级领导人活了下来，其中有日后阿登纳的对手库尔特·舒马赫。这些人有担任总理的政治资历，但因支持者人数有限，无法赢得公众对执行国家无条件投降和惩罚条款的支持。而要获取西方盟国的信任，首先必须执行这些条款。

1945年5月，先期占领科隆的美军任命阿登纳为市长。根据《波茨坦协议》，科隆随后被移交给英国当局。摩擦随之而起。不出几个月，英国人罢免了阿登纳。暂时受英国排挤出局的阿登纳不动声色，埋头打造政治根基，为日后德国恢复自治做准备。

1945年12月，阿登纳出席了一个兼有天主教和新教色彩的新党建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阿登纳任科隆市长时有过交往的天主教中央党前成员，还有属于保守派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属于自由派的德国民主党前成员。其中很多人反对过希特勒，一些人因抵制希特勒坐过牢。这批人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和理论，首场会上论调的社会主义色彩甚至浓于传统自由派色彩，结果确立基本纲领的问题被暂时搁置。阿登纳持有反对意见是搁置的一个原因。与会者仅敲定了新党的名字：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14]

翌月，阿登纳确立了基民盟的政治思想路线，将其定位为一个倡导民主、社会保守和欧洲一体化的政党，摈弃德国刚翻过的一页历史和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1946年1月，基民盟重要成员在英占区内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黑尔福德召开大会。会上阿登纳阐述了以上方针，巩固了自己在这个新诞生的政党中的领导地位。

1946年3月26日，阿登纳首次在战后公开发表演讲。阿登纳的政治才华在这次演讲中显露无遗。被战火毁坏严重的科隆大学大厅内聚集了数千听众。阿登纳抨击了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的所作所为，然后问在场听众，纳粹怎么会上台执政？阿登纳指出，纳粹上台后犯下了“滔天罪行”，德国人只有面对这段历史，才能迈向美好未来。[15]为了祖国的复兴，德国人需要这样做。从这个视角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需要彻底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心态。德国不应再次沉溺在民族主义的自恋中，而是要在一个逐步走向统一的欧洲内找到自己的未来。阿登纳是在宣布一项恭顺战略。

阿登纳身材高大，给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感。他讲话简短扼要，不过抑扬起伏的莱茵兰语调使他的语言变得柔和，不像普鲁士人说话那么生硬——马克·吐温曾把普鲁士人的讲话风格形容为语句如同列队行进的士兵，在谈话中大踏步走过（历史上莱茵兰一直是自治领土，1814—1815年才被普鲁士兼并）。阿登纳浑身上下洋溢着活力和自信。他的风格与标志希特勒时代的大吼大叫、蛊惑人心的魅力有天壤之别，反映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一代人的那种安详的权威的渴望——那一代人行使权威遵从克制和共同价值观规则。

阿登纳的上述特点，加之过去10年里他显而易见地疏远希特勒给他带来的社会声望，使他成为新成立的民主政党领导人的最佳人选。不过阿登纳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惜玩弄手腕的人物。在基民盟首次大会上，会议桌上首只摆放了一把椅子。阿登纳大步流星走到椅子前，开口说：“我生于1876年1月5日，在场的诸位中恐怕数我最年长了。若无人反对，论资排辈，主席一职我就当仁不让了。”众人听后大笑，默认了他的主席职位。从这一刻起，阿登纳连续15年一直领导基民盟。[16]

阿登纳在制定基民盟纲领上起了关键作用。这一纲领敦促德国人摈弃德国昔日的历史，全身心接受基于基督教理想和民主原则的复兴精神：

丢掉已逝时代的口号吧！抛弃对生活和国家的厌倦吧！我们大家活得一样艰辛。我们只有埋头苦干。现在甘于陷入虚无和冷漠是对自己亲人的背叛，也是对德国人民的背叛。基民盟呼吁一切力量坚信德意志民族优良品质，坚定不移把基督教理念和真正民主的崇高理想作为国家复兴的基础。[17]

阿登纳始终对大难临头的可能性有清醒认识，甚至是念念不忘。他认为德国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物质上都不够强大，难以独善其身。任何这样的尝试只会以灾难告终。位于欧洲大陆腹地的新德国需要丢弃之前奉行的诸多政策和观点，尤其是出于投机目的利用它的地理位置翻云覆雨，还需要放弃普鲁士与俄国结好的倾向（普鲁士是德国军国主义发源地。1947年，盟国正式废除了普鲁士作为德国一个邦的地位）。阿登纳的德国一改旧日做法，在国内把天主教地区和基督教普世价值观作为民主制基石，在国际上与西方结盟，尤其与美国结成安全同盟。[18]

波恩是一座田园色彩浓厚的大学城，二战期间没有遭受过轰炸，因此被选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临时首都，待德国统一后首都再改回柏林。这也是阿登纳本人的意愿，波恩距离他的家乡罗恩多夫村不远，远离政治波澜。1948年9月在选定波恩为首都一事上，阿登纳起了很大作用。当时阿登纳还不是总理，只是基民盟党魁和议院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由德国政界人士组成的小组，受盟国指派负责规划德国政治发展道路并起草一部新宪法，也就是《基本法》。日后阿登纳不无诙谐地说，他之所以说服了议院委员会同意把波恩作为首都，是因为罗恩多夫村太小了（人口不足2000人），实在没法把首都设在那里。[19]阿登纳还否决了堪称大都市的慕尼黑，理由是巴伐利亚人有好冲动的名声。阿登纳鄙夷地说，首都不能与马铃薯地为邻。阿登纳对诸如法兰克福这样的大城市也嗤之以鼻，1848年法兰克福曾是一个短命议会所在地，大城市里的公众示威和骚乱有可能扭曲未来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