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的故事
有的人到了一个新城市会先打开行李箱,但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当地的唐人街。
这种习惯可能是从我外公外婆那一辈开始的。1960年,他们跨越半个地球,从中国香港来到曼哈顿唐人街。他们后来搬去了皇后区的法拉盛华埠,但就像钟表指针转着圈走一样,他们还是经常回到曼哈顿老街坊。每天早上,他们都坐Q26路公交,再换乘地铁七号线转六号线到运河街。我外公在街上一家幸运饼干厂[1]工作,外婆在附近当裁缝。每天晚上,他们都带着在相熟的老板那儿买好的菜回家。
我想象着他们每天从皇后区到曼哈顿下城的通勤路线,这条路线在纽约市公交图上清晰可见。当我来到这里,我深深感到自己是在循着他们的脚步前行。
1977年,纽约,我出生在法拉盛。我的第一个家是一间昏暗狭小的公寓,天花板漏水,我哥哥总是小心翼翼地拉我避开滴水的地方。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大萧条之下的法拉盛开始逐渐从意大利希腊移民区变成今天的华埠。我没有机会跟法拉盛建立更多的感情,在我和哥哥上小学之前,爸妈就带我们搬去了长岛,公立学校教学质量好是那边的一大卖点。但长岛不是让我们成为中国人的地方——曼哈顿唐人街才是。
我和唐人街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在这里吃婚礼喜酒,受洗礼,买杂货,跟大家族里的姨姨、堂兄弟、舅公,还有爸妈的朋友们一起过日子。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这里人人都是我亲戚。
小时候我不喜欢去唐人街。从小孩的身高看过去,唐人街不好的一面都被放大了:街上污水横流,下水道里扔着外卖盒子,人群推推搡搡。但在小孩眼里,唐人街也有独特的吸引力。我们这帮孩子聚在一起,在黑黑的臭水坑上跳来跳去,盯着路边的陌生人看,对香港进口的龙虾缸子和养小乌龟的池子指指戳戳。我们挤在小店走道里,在老板娘的眼皮底下打开一桶一桶李子蜜饯和陈皮。尽管我们不让人省心,但当我们从橱窗边溜过时,店主们还是会大声招呼我们来尝一口。
我童年记忆中的唐人街跟罗曼·波兰斯基的同名黑色电影[2]《唐人街》里拍的差不多。但那时我完全不知道导演的来头,也没想到他创造的经典范式“忘了吧,杰克……这里是唐人街”将会主导美国电影业几十年。但我并不真正属于唐人街——毕竟我半只脚踏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长岛郊区,那里几乎全是白人。唐人街有很多不同之处:点心店里卖的鸡爪;对外人来说有点儿唐突的行为方式;同一个屋檐下住着一大家子人,互相插手对方的生活;大家说话时一个比一个声音大。
这些细节上的不同反映了想法、价值观的不同:不管菜用什么餐具装,有什么彩头——比如为了吉利把鸡爪叫“凤爪”——吃东西就是为了口味和口感,好吃就行,没有那种“食物分脏净”的矫情;嫌贫爱富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不是真贵族,有文化底蕴才是真高贵;一家人聚在一起才能保护你免受外人的误解和偏见,你知道你永远不孤独,永远有依靠;最后,如果声音不够大,没人会听你在说什么。“大声D!”——把声音提高点儿——我妈妈这么告诉我,推着我走向世界。
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离唐人街不远,每天中午我都能步行去那儿吃饭。走向唐人街的时候,我心里有种复杂的情绪。我是自己主动来的,不是被家人使唤来办事应酬的,我感觉自己毫不起眼,几乎隐形,还有点紧张。我必须要说粤语,我显得笨嘴拙舌,词不达意。街道还是脏兮兮的,人们仍然又吵又挤,但我喜欢这种感觉。唐人街的历史比我本身更广阔,我的同胞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让我在这座城市找到立身之处。我和唐人街的羁绊远比工作和地缘之外深刻。
几年后,我搬去了曼哈顿东村,离唐人街只有几步之遥。我努力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唐人街,甚至一周去几次格兰街,跟着一位姓温的老教师学习职场中文(我家里没有这种语境),持续了一两年。我跟杂志社的总编说,学中文是为了我的旅行和写作,他同意了,包了中文课的学费。
小时候,我爸妈的朋友会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也就是开在唐人街的周末补习班,教小孩讲中文、做传统手工、唱中文歌。尽管这是个排斥异己的社会,但中国家长们还是坚持做这种“留住中国根”的努力。不知为何我爸妈没送我去中文学校,小时候我一度很乐得偷懒。但如今我主动想学中文,发现已经很难学会了。下班之后我步履沉重地爬上格兰街的地铁阶梯去找温老师,上我的成人版中文学校。
温老师风趣幽默,但脾气不好,他在一家名叫“沃思”(Wossing)的小型中文学校当粤语主讲,也兼任普通话老师。现在的孩子都学普通话,但我属于中间世代,出生在最后一波广东移民潮之后,还能说点儿粤语。上课的小教室在中文学校旧办公楼三层,温老师和我坐在里面对话,更确切地说,我坐着,温老师站着,哪怕学生只有我一个。温老师天分很高——当初他毕业之后是要做教授的——但是不修边幅。炎热的夏天晚上,他的汗从系扣衬衫里渗出,灰色的头发一缕一缕粘在前额上。他跟我外公年纪差不多,和我外公一样来自广东台山。19世纪到20世纪间,唐人街的大多数中国移民都是从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来的,今天,珠三角已经是一个包含香港、澳门在内的制造业中心了。在世界的另一端,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社区,之后又有更多的同胞加入进来,抱团寻求安全感。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
温老师和我的公公(也就是我外祖父)毫无相似之处,但我总是把他俩联系在一起。公公安静朴素,温老师比他话多得多。我爸总叫公公“透明人”,因为他皮肤苍白,纤细的蓝色血管密布其下。但爸爸指的也可能是公公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没有存在感,模糊不清,难以琢磨。我总是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也许这就是我喜欢温老师的原因,温老师和我公公恰恰相反,雄辩是他的天赋。上课的时候,他试图再进一步,教我写汉字。“你为什么不想学汉字?”他一边问我,一边在黑板上写写画画,“学了汉字,你就更容易学新词了。”“我年纪太大学不会了。”我答道。我只想多做口语练习,让我的嘴听话点儿,学一些和旅行相关的中文词,这样我在准备唐人街主题的新书时就可以用中文做采访了。温老师的教学法跟我认识的其他语言老师都不一样,比较迂回随性,话题五花八门,从酒店机场到城市职业无所不包。他经常聊一些和我想学的东西八竿子打不着的话题——从他突然想到的知识点到他觉得我应该了解的事,不一而足。
尽管不舍得,但我终于要离开纽约到美国各地旅居,体验不同的工作生活节奏。当我来到美国最早的旧金山唐人街,却惊讶地发现这里很陌生。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在中午,唐人街的主干道空空荡荡,商店冷冷清清,想吃一笼包子来救救我的老命,却发现一个包子店都没有。几位中国阿婆从我身边走过,我却听到她们在说英语,是土生土长的美国腔,一点儿中国口音都没有。
我不禁疑惑:是什么造就了唐人街?
2003年,我在旧金山目睹了一桩稀罕事。那天在去吃晚饭的路上,我听见了熟悉的消防警笛声,我转过身,以为自己会看见那种白人男性消防员挂在消防车外面的经典场面,但是我错了。这是一支华人组成的消防队,领头的指挥官是个敦实的年轻华人女性,她开着消防车冲过卡尼街,然后消失在街角。
在美国所有的唐人街里,旧金山唐人街最老,也因此受人尊敬。我发现,为了惠及唐人街社区,旧金山消防局甚至开了粤语版的防火安全课。此外,这里的华人家庭已经传了好几代,很多家庭的身份认同更趋近于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旧金山唐人街和金门大桥、恶魔岛一起,并列为旧金山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这里也确实更像个游客区。旧金山唐人街就像一个行星,周围环绕着很多卫星——里士满区、日落区,还有一湾之隔的新兴的奥克兰唐人街。尽管现在很多华人新移民选择住在唐人街外,但这里仍然是低收入移民的第一站。这里仿佛有一种引力,拉扯着各个年龄段的美籍华人回来,在周末和节假日来上学、露营,或者参加特别活动。他们也面对着和我一样的问题。是什么让他们回到唐人街?他们想在这里寻找什么?我开始把这些问题抛给其他人。
非华裔的人总是告诉我他们爱唐人街。“唐人街有很多值得一看的地方。”他们一边说,一边指着那些家族经营的风筝店,19世纪建成的道观,中药店,还有路边摆出来的促销陶瓷小饭碗。我的朋友简说,她小时候总是在市德顿街一家摆满小玩意儿的店里打气枪,不把每把枪都打空决不罢休。还有朋友说他们难以抗拒唐人街的美食,价格便宜,吃着开心。从橱窗里摇摇晃晃的大块烧腊到街角点心店里颤悠悠的蛋挞,在这里,不用离开西方文化的舒适圈就能体验异国情调,来一场脱离日常的冒险。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有意义、激动人心、引人入胜的事物。“感觉唐人街原汁原味,”我的一位同事说,“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越是听别人说唐人街,我就越想听唐人街的人怎么说自己——不管是刚搬来的人,还是这里的老居民——是他们保存了唐人街的原貌。早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学家就预测,随着移民不断被美国主流同化,唐人街最终会在美国消失。然而,旧金山唐人街并没有消失。但如果移民不断迁出,它为什么没有消失?是什么让唐人街有着跨越时间的凝聚力?今天的旧金山唐人街究竟是怎样的?如果说旧金山唐人街和我在纽约熟悉的唐人街是如此不同,那么美国其他地方的唐人街又是什么样?我发现,在我找到这些小问题的答案、弄懂唐人街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之前,提出更大的问题没有意义。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我开始从街坊邻里收集故事。我有种感觉,如果把这些故事摆在一起,会构成一幅异彩纷呈的美国华裔社会画卷。这幅画卷当然是活力四射的:在采访的过程中,我惊讶于新移民和他们建立的新社区,也感叹老一辈移民融入美国主流,却又若即若离的生活状态。华人遍布世界各地,唐人街也在温哥华、伦敦、横滨甚至拉斯维加斯落地生根,丰富了这些城市的文化。并不是说美国的唐人街就比其他地方的唐人街更值得一写(对于很多华人来说,传统的唐人街也确实远离了他们的生活),但移民故事一直是美国神话的内核,唐人街在这个国家的标志性地位也因此特别受人关注。我住在唐人街附近,被它吸引是自然而然的,从实用角度来说,唐人街也为我的调查提供了一种内在逻辑,把这本书里的故事串在一起。如今,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关注华人,我对美国唐人街的起源,以及其背后生动又鲜为人知的故事也越来越感兴趣。唐人街不断发展、演变,生机勃勃,它们的影响力早已超出了唐人街本身。
这本书的故事从旧金山唐人街开始。这很合情合理,因为它不仅是美国现存最老的唐人街,旧金山湾区算得上是美籍华人共同的“老家”,也是我现在正住着的地方。旧金山唐人街怎么这么特别?在调查的过程中,我对这座城市的了解越深入,就越欣赏它。中国人把旧金山叫作“大港”或“第一港”,在淘金热和美国铁路大开发期间,美国对廉价劳动力敞开了怀抱,这里成了数以万计的华人进入美国的门户。然而好景不长,这扇大门很快被《排华法案》关上了。但此时,华人移民已经在这里深深扎根。在这个移民浪潮迅速更迭的国家里,仇华情绪没有持续多久,排外的矛头从一个群体迅速转移到另一个群体。就这样,在排华运动中,旧金山唐人街崛起了。1906年,一场大地震摧毁了旧金山老城,把唐人街夷为平地,华人领袖抓住机会重建了唐人街,掌握了社区规划的决定权。这么干的唐人街,旧金山也许是第一个,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个,“重塑自我”是一个经久不衰而且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包括旧金山在内的每个唐人街里回荡。今天,有关身份认同的命题仍在延续,青年领袖们抓住机会向旧金山的游人们展示他们的生活,讲述自己的唐人街故事,新移民们在“镀金贫民窟”中奋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直面唐人街的双面性:这是一个热闹拥挤的社区,大家都说着同一种语言;但这也是一个孤岛,难以与更大的世界相通。
回到纽约唐人街,我发现我无法逃开我的家族在此奋斗的历史。就像在旧金山一样,我着眼于一代代人的故事,也观察唐人街独一无二的周边环境和地理特征。在我走过数千次的路上——历史悠久的唐人街主干道勿街(Mott Street),人车稀少、有一个大急弯的宰也街(Doyers St.),熙熙攘攘的东百老汇大街——我试着放慢脚步,重新审视它们。在纽约,我循着唐人街最大的生意,和衣服行销四处的女工头聊天,还牵出了一段我外婆在唐人街做裁缝的历史。为了追寻华人大家族统治唐人街的往事,我找到了唐人街的非官方市长——中华会所(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纽约华人的龙头组织)现任会长。我惊讶地发现,20世纪70年代初,他和我外公是一起生产幸运饼干的工友,他们在且林士果广场(Chatham Square)的一家小夫妻店里共用二号饼干机。在寻访中文学校时,我找到了勿街一所久负盛名的老学校,这所学校在纽约最古老的天主教堂里开课,而30年前我正是在这个教堂里受洗的。因此,探寻唐人街的过程中也融入了我的个人记忆。我不可避免地接受了一个想法,在纽约城里还有另一座城,不管纽约再大,华裔的数量再怎么增长,华人再怎么遍地开花,在唐人街的小世界里,仍然是你认识我,我认识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唐人街已经和纽约的兴衰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且不论是好是坏,纽约需要唐人街。
在洛杉矶,我发现对城市本身来说,一个联系紧密的华人社区也有无可取代的必要性——事实上,在唐人街落成之初,它就与好莱坞关系紧密。电影工业不仅在赛璐珞胶片上留下了中国人的形象,而且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塑造了唐人街。那些目睹了整个过程的人告诉我,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在唐人街建造中的参与度比大多数人所知的还要高。在这个唐人街里,现实和影视的幻梦交织,不只影响了美国人镜头下的华人和东方形象,也在物理上影响了洛杉矶唐人街的规划。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华裔社区分散到洛杉矶的各个地区——蒙特利公园、阿罕布拉和圣盖博谷只是其中一部分——唐人街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被削弱了,但是这些新的华人飞地仍然与唐人街相连。和其他的唐人街一样,洛杉矶唐人街仍然是中国文化的试金石,毫无争议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华裔。和其他的移民社区不同,唐人街呼唤着华人找寻自己的文化身份。
当唐人街里不再只有中国人时会怎样?唐人街也可以个性十足,发展成别的样子吗?长久以来,夏威夷一直是一个文化大熔炉,从1852年起,这里就以合同工的身份吸引着华人。19世纪80年代,岛上的华人数量一度比白人还多1。1900年,夏威夷正式成为了美国殖民地。在整个20世纪里,檀香山唐人街是一拨又一拨亚洲移民们共同的家,并最终成了一个艺术社区。在这里,唐人街更加开放,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已经渗入夏威夷的日常生活。在比美国本土更友好的环境中,华人社区获得了广泛的成功和认可,为檀香山[3]唐人街的复兴铺平了道路。在聆听此地居民的对话时,我不仅了解了身为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也有了新发现——接受少数族裔的自我实现,美国应该从夏威夷的例子里学到这一课。
最后一个唐人街在拉斯维加斯。在一个人造城市的人造唐人街里,最大的看点是,唐人街如何改变了拉斯维加斯纸醉金迷的美国风。从表面上看,拉斯维加斯出品的唐人街好像是对华人文化的终极商业化。起先,我对拉斯维加斯唐人街没有什么期待,这里不过是对唐人街的廉价模仿,一个徒有其表的卡通世界罢了。但到了这里之后,我发现唐人街的周边出现了一个和老街坊相似度惊人的新社区,很多传统唐人街的功能新社区都有。这里的水很深,尽管唐人街在美国已经是个传统景点,但黑暗的一面仍然在其中潜伏,哪怕是在流光溢彩、寻欢作乐的拉斯维加斯。“在美国文化中,‘唐人街’是有负面含义的,”拉斯维加斯唐人街创始人陈之诚说,“唐人街意味着污秽、藏污纳垢、不洁、小贩在路边做吃的、人们只会说中文、与世隔绝、对外界漠不关心,甚至更糟——一些人还会把唐人街和匪帮、卖淫之类的联系在一起。拉斯维加斯是一个新起点,我知道我们需要做得更好。”陈之诚创立唐人街、直面美国人成见的故事,为其他唐人街指明了方向。
可以说,是对童年的怀念促使我在每个落脚的城市追寻唐人街,但这只是原因之一。我不像外公外婆那样,为了身份认同回到唐人街——我在唐人街周边长大,那种华人社会带来的隔绝感和安全感我从未体验过。唐人街是他们的舒适圈,那里的人说着他们的母语,氛围轻松自在。在陌生的国度里,唐人街给人回家的感觉。与祖辈不同的是,对我来说,香港只是我的旅行之处而已了。
虽然偶尔能听听粤语,吃点儿熟悉的食物很不错——想妈妈的时候就喝粥吃蛋羹,想外公的时候就吃豉油鸡——但唐人街最吸引我的,还是华人的小社区融入美国大社区的独特生态。通过观察坐落于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和檀香山的唐人街——从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城市到几代中国移民进入美国的门户——以及拉斯维加斯的唐人街,我发现了新生事物和传统唐人街之间的交集。
我们所知的唐人街是值得探索的迷人之地。深入了解这几个标志性的唐人街,让我们对每个城市的移民体验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观察每一代的移民,我们发现了海外华人世代继承的文化和传统;寻访包括拉斯维加斯唐人街在内的新一代唐人街,我们构建出华人以社群形式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当然,这本书里的故事不是唐人街的全部,也不能把每一条唐人街说尽,但是它们足以说服我们用新的视角去看待今天的在美华裔。
阅读说明
为了读者方便起见,本书中的姓名有许多采用西方惯例,即名在前、姓在后[4]。采用这种方式是因为我寻访的大多数华人,哪怕是刚移民美国不久的华人,都以名在前姓在后的方式介绍自己。此外,由于粤语是一种口语,在转换成英文时标准各不相同,为简单起见,文中出现的粤语词汇统一按真实发音转写。最后,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姓名为化名。
编者说明
本书成书于2009年,因而书内时间均以此为依据,因时代变迁所造成的认识局限在所难免,特此说明。
[1] 美国中餐厅常有的一种小饼干,掰开后里面会藏着一张写着吉利话的小字条。——译者注
[2] 黑色电影(法语:Film noir)多指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好莱坞侦探片,善恶划分不明确,风格晦暗。——译者注
[3] 即火奴鲁鲁,华人通常称之为檀香山,故本书全书统一按檀香山翻译。——编者注
[4] 在翻译过程中,可转换为中文的采用了中文语序,如徐灵凤;取了英文名的仍保留作者写作时的西方语序,如蒂姆·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