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中俄文学对话会
文学交流视野下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解读
在中国20世纪的李白研究中，浪漫主义的解读方式十分流行，李白被视为一个浪漫诗人，而他的诗歌，则是浪漫主义艺术的代表。作为外来的文学批评概念，“浪漫”与“浪漫主义”是否适合用来理解李白的人生与艺术，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些概念产生于与中国传统文学差异较大的文学传统之中，以之阐释中国的传统诗文艺术，枘凿之处自然不可避免，因此对这种做法的质疑，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从未停止；但问题在于，外来的文学批评资源，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传统艺术是否只会带来障蔽与曲解，我们是否有可能，或者有必要彻底拒绝这些资源而重返传统的批评方式，我们该如何理解外来批评资源对于理解传统的意义？在20世纪，“浪漫主义”的批评话语进入李白研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本文将通过梳理这一过程，对上述问题做出一些思考。
一、接受与拒斥：20世纪李白研究对待浪漫主义批评的态度
192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将中国文学分为“浪漫”与“写实”两派，屈原和李白被视为最典型的浪漫诗人。[1]这是今天所知的最早以“浪漫文学”的概念来详细阐释李白的例子。自此之后，“浪漫”“浪漫主义”等阐释视角逐步进入李白研究，而且影响越来越深入。大致说来，20世纪对于李白的浪漫主义解读，存在着两种批评取向：其一是基于对浪漫主义的一般性理解，这种理解源自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其二则是基于苏联马列文论所阐发的，与现实主义相对的浪漫主义概念。后者在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李白阐释中十分流行。
“浪漫主义”这一概念，其内涵是相当复杂的，这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传统自身的复杂性息息相关。因此，要给这一概念下一个绝对的定义，无疑是困难的。以研究观念史著称的亚瑟·洛夫乔伊（Arthur O.Lovejoy），在考察了“浪漫主义”的纷繁含义之后，曾经很极端地认为，这个概念意味着太多的东西，多得人们几乎不知道它究竟该意味着什么。[2]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这个概念有一些相对基本的内涵，可以反映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基本特色。雷内·韦勒克（Réne Wellk）就提出，欧洲的浪漫文学有三个基本的特质：诗歌以想象为核心，对世界的认识以自然为核心，诗歌风格注重象征与神话。[3]这也确定了“浪漫主义”概念的一般内涵。在20世纪的前半期，中国学者对李白的浪漫主义阐释，就基本上是基于这种对浪漫主义的一般性理解。
梁启超视李白为浪漫文学的代表，而他对浪漫文学的理解，是以“想象”为核心的。他说：“浪漫文学离开了想象是不能有很高的成就的，越富于想象就越好，李白就是有出众的才华，使其作品充满想象。”他还认为中国浪漫文学的想象，总是与神话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的浪漫文学又可以称为“神话文学”。刘大杰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对李白其人其诗的浪漫品质，给予了更为系统与详尽的阐发。他认为，盛唐时代是浪漫诗全面繁荣的时代，李白在浪漫诗歌的写作上取得了最为辉煌的成就。在刘大杰看来，“浪漫诗”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浪漫诗歌表现了诗人追求自由的精神，浪漫诗人积极主动地面对世界，蔑视陈规与一切束缚；其二，浪漫诗歌冲破古典的形式与规范，以崭新的方式描绘社会人生。盛唐诗人恰恰符合这两点。刘大杰认为，盛唐诗人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追求狂放不羁。在诗歌写作风格上，也不接受一切形式的束缚。李白的诗则是盛唐浪漫诗的高峰，他的个性和诗风都可以用“狂”来概括，尽管有时他醉心于醇酒妇人，有一些颓废的色彩，但他极大程度地体现了自由意志和冲决网罗的激情。作为一个才华出众的诗人，他在诗歌创作中体现出无与伦比的想象力，蔑弃陈规。[4]从这些阐述可以看出，梁启超和刘大杰对李白浪漫主义品质的认识，反映了对浪漫主义的一般性理解。在文学精神上，推崇表达自我、崇尚激情、追求自然；在文学写作风格上，注重想象、神话和对艺术形式规范的突破。这与韦勒克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基本艺术品质的概括十分接近。
“浪漫主义”作为重要的批评术语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这一现象出现在20世纪上半期，并非偶然。在这一时期，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李欧梵、陈恩荣等人都对此做过深入的研究。李欧梵甚至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革命，就是一场浪漫主义的运动。尽管仔细探究起来，20世纪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表现出复杂的内涵，但从整体上看，这类文学还是拥有相对基本的艺术追求和创作品质。李欧梵将其概括为“反对讲求秩序、理性，以及对生活加以格式化、仪式化的古典传统，重新提倡真诚、自发、激情、想象以及对个体力量的释放——简言之，要以主观的情感与冲力为先”[5]。1926年，梁实秋曾经总结当时的新文学，提出如下四个特征：一是基本上受外国影响；二是崇尚情感，限制理性；三是对生活的一般态度是“印象式”的（“主观的”）；四是强调回归自然，强调原始状态。在梁实秋看来，这些特点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的色彩。[6]陈恩荣在其研究中指出，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趋于衰落，40年代又再度兴盛。[7]随着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深化，浪漫主义的批评传统也对中国的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浪漫主义”作为批评术语被广泛运用。例如，许啸天《中国文学史解题》就通过浪漫、写实、自然、颓废等一系列源于欧美批评传统的术语，来重新界定中国古典文学。梁启超、刘大杰用浪漫主义的批评视角解读李白的艺术，也反映了浪漫主义批评传统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深刻影响。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古典文学研究，受到苏联马列文论体系的重要影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二元相对的批评模式广泛流行，中国文学史也被阐释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条创作线索的消长起伏。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编写的《中国文学史》，都依循这一模式，论及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一般认为，远古神话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屈原将浪漫的诗歌艺术推向成熟，《庄子》的精神与艺术也充满浪漫主义的气质，陶渊明的诗歌体现了日常人生中的浪漫主义追求，而李白则是浪漫主义传统的高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半期，浪漫主义文学在明代再一次出现繁荣。
马列文论体系中的“浪漫主义”概念，与基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之特质的一般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概念，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两者对浪漫文学一些基本艺术特质的认识是十分接近的，但前者更强调在经济基础与阶级斗争决定论的前提下，理解“浪漫主义”的艺术追求，将其看成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特反映。例如，蔡仪在其影响很大的《文学概论》中就指出，浪漫主义是理想主义，其最基本的品质就是按照理想的形态去描述生活，阶级斗争是推动浪漫作家追求理想生活的重要动力。[8]基于这样的理解，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就依据作家对待社会生活的态度而被区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对李白的研究，受上述理论模式的影响很大，李白被视为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对李白浪漫主义艺术品质的描绘，1949年以后的有关论述，相较于梁启超、刘大杰等人，并没有很大差异，但这些品质被放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下来观照。例如，李白追求个性、狂放不羁的气质，被认为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人生态度，而他的理想又积极地反映了盛唐社会现实和阶级斗争的要求。李白的理想主义不仅是他个人的人生态度，也反映了唐代立国100多年以来，由于国力强盛、政治清明，因而在士人中激发起来的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潮流。这与当时阶级斗争的状况有密切的关系。
马列文论模式下的浪漫主义解读，对于浪漫主义艺术品质的具体分析，并没有太多的推进。例如，对浪漫艺术中的想象、夸张以及神话的运用等问题，都没有多少深入的讨论。而它从理想主义的视角对浪漫主义精神的阐述，多数情况下，出现了机械决定论的局限。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在积极吸收马列文论阐释方式之影响的同时，又能够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对李白的艺术做出十分深入的解读。例如，林庚先生的李白研究，以“少年精神”解读李白的精神气质，其中我们不难看出以理想主义来理解浪漫精神的阐释旨趣，但与空泛机械地讨论理想主义不同的是，林庚先生深入地阐发了“少年精神”特有的天真自然、开朗蓬勃的艺术品质；同时，对于李白诗歌艺术中想象、夸张等因素的分析，也透辟而富于启发意义。[9]
在“浪漫主义”这一概念被逐渐深入地加以接受的同时，不少研究者也表现出拒斥的态度。例如，在1949年以前，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影响很大，此书1925年初版，8年之间，重印11次。书中仍然使用“自然”“豪放”等概念来阐述李白的艺术特征。[10]1960年，此书在香港再版，内容没有什么变化。[11]龚启昌的《中国文学史读本》，1936年由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也比较有影响。书中用“豪放”来描述李白的诗歌艺术。[12]1953年，骆侃如的《中国文学史新编》在香港出版，书中称李白为“自然诗人”[13]。在台湾最有影响的叶庆炳的《中国文学史》，同样不采用“浪漫主义”这样的概念，他以“诗仙”一称来描述李白其人其诗，具体的论述，也看不到多少浪漫主义批评的影响。[14]
美国学者的李白研究，最少采用“浪漫主义”这样的概念。在影响很大的《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本》一书中，关于李白的简介，提到“浪漫”一词，但并未对其含义作详细发挥。[15]其他学者的讨论，甚至连“浪漫”一词也很少提到，如华兹生（Burton Watson）、柯睿（Paul Kroll）讨论李白的艺术，多着眼于李白和艺术传统的关系，[16]柯睿认为，李白的天才就在于全面而深入地掌握艺术传统，综合变化以传达个性的声音。[17]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讨论，也很关注李白艺术在诗歌史上的意义。[18]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李白研究，在反思马列文论浪漫主义的阐释模式的基础上，对是否运用“浪漫主义”这样的概念来阐释李白，显得更为审慎。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李白的描述，虽然用到“浪漫”这样的概念，但已经完全摆脱了马列文论“浪漫主义”的阐释框架，在具体的批评中，“豪放”与“自然”成为一些核心的批评术语。
20世纪李白研究疏离“浪漫主义”这一批评术语的倾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8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学者来讲，对马列文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二元批评模式的简单机械之处的不满，是一个很直接的原因，但如果我们放眼整个20世纪就会感到，这种疏离，还反映了学者对于“浪漫主义”这样的外来批评术语是否适合中国文学实际的怀疑。这样的怀疑，自欧美文学批评传统影响中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而在20世纪末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反思浪潮中，类似的怀疑又得到过集中表达。
美国学者的疏离，则与他们更熟悉欧美浪漫文学传统有关。他们对中国与欧美文学传统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敏感。齐皎瀚（Jonathan Chaves）在其关于公安派的自我表达的讨论中，就详细地分析了用“浪漫主义”来理解中国文学的枘凿之处。例如，浪漫文学以注重自我、崇尚自然为其特征，而“自我”“自然”这些概念在中国文学中有复杂的内涵，不能与欧美文学传统简单类比；中国文学对创造性的看法，也有独特之处。[19]
美国学者的看法，与中国学者对外来批评传统的怀疑与疏离不无契合之处，但在意识到种种枘凿之处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彻底排斥任何外来批评传统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呢？事实上，这种彻底的拒斥，并非一种科学的态度，而我们所要做的，是对外来批评传统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做出深入的反思。
二、启发与局限：浪漫主义批评对李白研究的影响
20世纪，外来文学批评传统的引入，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并不只是曲解和障蔽了中国文学的固有精神。我们也应该看到，它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的文学传统，有很积极的启发意义。就李白研究而言，浪漫主义批评的引入，烛亮了许多在传统诗学批评中，未能充分彰显的内容与领域。
中国传统的诗学批评，论及李白，出现最多的是“天仙”[20]、“天才”[21]、“奇”[22]、“豪放”[23]、“飘逸”[24]、“天然”[25]等概念。这些概念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着眼于李白其人其诗蔑弃常规、不受拘束的一面：“天仙”“天才”“天然”与“人力”“人工”相对，“奇”与“正”相对，而“豪放”“飘逸”则与拘检相对。这的确揭示了李白精神与艺术的重要特征，但浪漫主义批评的引入，则从更多的侧面，展现了李白艺术的丰富内涵，其最突出者，约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对“文学自我”的考察
文学创作与作者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的传统诗论，也注意到这种关系，如“知人论世”“文如其人”等种种意见，都反映了这样的认识。但是，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并不是作家的现实人格在作品中的简单投映，就可以全面地解释这种关系，所以古人一方面有“文如其人”的说法，另一方面也有“文章宁复见为人”（元好问《论诗绝句》）的感叹。
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十分重视作者与作品的关系。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专家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曾经提出，针对作者与作品之关系有三种态度，其一是由知人以知文，即通过对作者生平人格的了解，进而解释其作品。其二是从作品里找材料来勾勒作者的生平个性。他认为这两种态度都不是浪漫主义批评的真正追求，因为前者只是为作品的某些品质找作者生平人格上的理由，后者则只是把作品看作撰写作家生平事迹的材料。真正深入探究人与文之关系的浪漫主义批评态度，是第三种，即理解作品中的作者。这样的态度，将作品的艺术整体视为作家人格与灵魂的全面传达。[26]
第三种态度是浪漫主义批评的核心追求，而对于“文学自我”的考察，则是这一追求在具体批评方式上的体现。所谓“文学自我”是作者在作品中呈现的“自我”。作者在现实人生中呈现的“自我”与作品中呈现的“自我”，有同一的一面，也有显著的差异，而对于“文学自我”的揭示，显然不是通过简单的“知人论世”得以实现，而要通过作品的艺术整体做深入的考察。在中国传统的诗学批评中，对“文学自我”的分析并不充分，而在20世纪，随着外来批评传统的影响日趋深入，对“文学自我”的关注逐渐加深。例如，在中国传统的杜甫研究中，研究者一直强调知人论世，自宋代以来，编撰年谱、诗文系年的风气十分流行，但这种年谱加作品的阐释格局，并不能充分阐发杜甫在作品中表现的“文学自我”。20世纪有不少学者考察杜甫在作品中展现的自我形象，揭示其自重又不无自嘲的特点，还有学者认为杜诗的自我表达带有鲜明的自传特点。这些都加深了对杜诗“文学自我”的认识。
20世纪的李白研究，在对“文学自我”的考察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研究者更为细致和深入地勾勒了李白诗作中所呈现的诗人的自我形象。宇文所安曾指出，唐代没有哪个诗人像李白这样用心地在诗中呈现自我，即使杜甫也不是这样，李白不遗余力地向读者展现他的个性是如何的与众不同。[27]这也正是对“文学自我”的考察，对于李白研究有着特殊意义的原因所在，而林庚、詹锳等学者的出色研究，正深入地揭示了李白“文学自我”的丰富面貌。
除了文学研究视角的启发之外，浪漫主义文学经验对于我们理解李白的“文学自我”也有诸多启发和裨益。欧美的浪漫文学，高度强调自我，而且将自我的呈现放在冲决主客之张力，冲决束缚的追求之中来实现。李白的“文学自我”就呈现出冲决网罗的狂放力量，例如下面的诗句。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在这首诗中，诗人拔天倚地的自我形象，不仅有廓大的境界，更表现出蔑弃人间一切障碍的伟大气魄。这是李白“文学自我”的典型表达。刘熙载说李白“幕天席地，交友风月，本是平常过活”（《艺概》），但这个说法只论及李白诗歌境界之开阔，还没有点出其中冲决狂放的力量。而我们倘若参之以浪漫文学的某些经验，就可以很好地理解李白的精神特色。20世纪的李白研究，在揭示李白的“文学自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研究者在深入李白之作品和其生平的过程中，深入地勾勒了李白“文学自我”的复杂样态，这是传统诗论所未能完成的。
（二）对“激情”的理解
李白诗歌富于激情。“情”是中国传统诗论的重要范畴，但传统诗论对“情”的讨论，往往是置于与其他艺术范畴相对的框架中来讨论，如“情”与“景”、“情”与“理”等。对于“情”在艺术创作中的丰富样态，讨论得不是非常充分。而在浪漫主义批评中，对“情”的讨论，是一个核心的话题，而且尤其关注浓烈、激动的“激情”（emotion）。李白诗作中的情感，与此相当接近。例如，诗人在看到理想将要实现时的兴奋，是如此地奔放，他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而当人生陷入苦闷，他的忧愁又是如此地不可遏止：“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类似激烈的情感体验，我们在欧美浪漫主义文学中是很容易看到的。而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这样的激情表达，并未得到充分的展开，例如，李白的《行路难》，人们会注意到它与鲍照《行路难》的渊源关系，但鲍诗“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的感慨，显然不能和李白的激情相提并论。屈原的《离骚》在浓烈的人生感慨中展现了充沛的激情，与李白诗歌颇有近似之处，但后世对楚骚的继承，又多偏于高远的兴寄和低沉的咏怀，极大地淡化了《离骚》中激情的浓度。李白的作品重现激情，而要深入理解这种表现品质，浪漫主义诗歌批评对“情”的解读，无疑会有很好的帮助。
浪漫主义的批评家立足于追求理想、冲决现实之束缚的精神追求来理解这种激情的表达，而李白身上正体现了这样的精神气质。但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浪漫主义的批评是将这种精神气局与情感联系起来考察，这对于理解李白的艺术尤有裨益。有不少论者指出，李白在精神上远绍庄子，《庄子·逍遥游》中“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气局，我们可以在李白身上清晰地观察到。阮籍《大人先生传》中所描绘的“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以天地为家”的大人先生，也在李白的自我形象中得其仿佛，但无论《庄子》还是阮籍对大人先生的描绘，都重在精神境界的展示，缺少一种激情的表达，而李白则是运激情于宏阔之中，将激情与超越束缚的开朗气局融汇在一起，这样的艺术形态，在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的解读中，无疑会得到更深入的阐发。在受到浪漫主义批评影响的刘大杰、林庚等人的李白研究中，李白诗作中的激情得到充分的关注与讨论，有关的认识也很有启发意义。
（三）对“想象”的分析
浪漫主义文学十分重视艺术想象，而“想象”（imagination） 也因此成为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十分重视的内容。“想象”是作家在艺术创作中对现实人生的主观改造，因此这一艺术范畴的理论基础，是主观与客观的二分对立，这与欧美的哲学传统有密切的联系。中国哲学对世界本体的认识，与这种主客二分模式有很大差异，因此，对艺术想象的讨论，并不构成中国传统诗论的核心话题，而有关的讨论，多集中在“真”与“幻”、“奇”与“正”的关系问题上，对于艺术想象本身丰富的样态，与精神内涵的分析，并不是很充分。例如，刘勰《文心雕龙·夸饰》谈到艺术的夸张问题，而其主旨是要表达艺术之“奇”，不可过度，当不失其“正”，所谓：“然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若能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刘勰之态度在传统诗论中颇有代表性。
传统的诗论家当然注意到李白诗歌大胆的想象，殷璠称李白《蜀道难》“奇之又奇”，皮日休称赞李白“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除了这些评论，很难看到对李白想象艺术的更充分的讨论。受到浪漫主义批评影响的20世纪的研究者，则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更细致的分析。浪漫主义批评认为，想象必须和作家的“文学自我”与激情联系起来理解，他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的修辞手法，而是浪漫文学的基本追求，它展现了文学何以突破主客的对立，从而充分展现自我的艺术可能。想象被视为一种精神力量，20世纪的李白研究，尤其偏重以这样的视角来观察李白诗中的想象，如林庚先生的《漫谈李白诗歌中的夸张》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28]研究者注意到，在李白“奇之又奇”的想象中，蕴含着宏伟的精神视野，蔑弃一切精神束缚的力量以及不可遏制的激情。例如，李白“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中奇特的想象，正应该放在“烛龙栖寒门，光耀犹旦开。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风怒号天上来”的北国大地滚滚无际的黑暗之中来体会，在这无边的幽暗寒冷之中，只有大如席的雪花才能与之相配合。[29]艺术奇思的背后，乃是不可抑制的愁闷与茫茫心绪。这些分析，都更深地触及李白诗艺的精髓。
由此可见，浪漫主义批评对于理解李白的诗歌艺术有许多积极的帮助，单纯评判“浪漫主义”这样的概念术语是否适合中国文学，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做法。应该看到，随着欧美浪漫文学和文学批评引入中国，我们可以有更开阔的视野来理解传统文学，无论是浪漫文学的具体文学经验，还是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的分析视角，都对我们多有启发，特别是在理解李白这样的诗人上，这样的启发尤其值得重视。
当然，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学经验和批评传统，浪漫文学和浪漫主义批评在李白研究上的局限性，也是需要看到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待文学传统的态度
欧美的浪漫文学，强调突破传统与常规的束缚，而李白对待传统的文学规范，却表现出相当尊重的态度。例如，李白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这些作品在命意与表现格局上，对传统的乐府诗表现出很大的继承性，但在发挥传统命意上展现出极大的创造性。这种继承与创造水乳交融的艺术特色，与浪漫文学的文学经验有所差异。因此，浪漫主义批评对突破常规的强调，对于理解李白艺术就有不尽妥帖之处。20世纪的某些受浪漫主义批评影响的李白研究，过多地强调李白突破艺术规范，甚至认为他完全忽视规范，这样的认识都是需要认真反思的。
2.对李白“天真自然”的理解，要注意中国文化背景
欧美的浪漫文学强调追求自然，而这其中所谓的“自然”（nature），是主客二分模式下与人类文明相对的概念，因此其中蕴含着与现实世界的巨大张力。中国传统的诗论家多以“天真自然”来评价李白，这其中的“自然”，则是立足于中国哲学背景的概念，特别是受老庄哲学和魏晋玄学的影响，在与现实世界和现实人生的关系上，并不刻意强调其冲突，而是希望在现实人生中实现“自然”的理想。
我们不难注意到，李白虽然狂放不羁，但他并不刻意乖张，其诗作也并不刻意选择奇怪的题材，相反，他善于在日常人生中展现出理想的境界。例如《静夜思》，其所抒之情不过是寻常的游子思乡，其所写之景不过是日常生活的一个普通片段，但在他的笔下，游子低头沉吟思乡的一刹那，恰恰是摒除了一切繁杂而无比专情的时刻，这是一个理想而纯净的时刻，它生灭于日常人生的起伏之中，却体现了对人生的纯化与提升。这就是李白追求理想境界而又不离日常人生的独特所在。这样的“自然”，并不需要到远离人世的洪荒中去实现。
浪漫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在理解李白上的枘凿之处，是需要特别留意的，一切简单照搬外来批评视角的做法，都不可取，但从文学交流的开阔格局来看，我们大可不必因为这些枘凿而对外来影响抱彻底拒斥的态度，因为即使是枘凿的存在，也可以积极地启发我们深入认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在经历了20世纪中外文学的巨大碰撞之后，任何要彻底回到中国传统的做法实际上都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在开放的格局里，我们对自身传统的认识，其被深化的可能，实际上要远大于被削弱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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