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日思想史与哲学史的书写传统中，相较于中后期儒学的广受关注，“唐代前期的儒学”（七世纪前期—九世纪前期）似乎成了被学界遗忘的“洼地”。思想史与哲学史研究对观念之体系性与原创性的偏好，挤压了“思想平庸期”被关注的可能性，深受此范式影响的文学史研究，也难以保持对唐代前期儒学应有的同情与尊重。虽然，对思想地标的聚焦极易呈现思想平滑而连续的历史脉络，并进而满足研究者把握“共相”的学术旨趣，但被思想遮蔽的历史形态，却通常以其“执拗的低音”(2)提示“连续性”陷阱的不可忽视(3)。回眸传统，在原有的思想资源中寻求解决之道本是思想应对问题与危机的惯例。故而，“思想的平庸期”似乎更能见出思想的弹性与限度(4)。相较于思想新变时的语词翻新与体系突破，“平庸”的思想恰恰会因其与日常生活的高度交织，而为理解社会生活的一般面貌与日常心态提供稳定的观察框架。以与文学的关系而言，思想的“平庸”并不意味着对文学约束力的减弱，相反，却极易表现为对文学的制度性覆盖。与此同时，对“平庸”思想的考察，也能为文学在主题选择、功能定位、观念呈现及风格认同上的诸多特点提供合理且不脱语境的解释。回向儒学历史实践的考察，其内在的学术理路，必然要求研究者清理出儒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复杂样态。“唐代前期的儒学”自思想的原创性而言，或许难以在思想与哲学的英雄谱或点将录中赢得一席之地，但构建共同体的历史挑战，却让儒学在弥合隋唐之际的地域、种族与文化差异的过程中获得了高度制度化的生存空间(5)。哲学史或思想史标尺中的“平庸”，本难掩盖“平庸”的思想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异彩纷呈，但“时代背景”的标签粘贴法，却总会成为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范式在文学研究中所植入的难以清理的痕迹，从而将“聆听低音”的研究尝试虚化为另一类的标签或口号。唐代前期的儒学与文学问题的研究若无法有效展现儒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复杂样态，此研究的立脚处则必将“下临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