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

一

1998年，我的国家社科课题“过渡时期的香港文学”刚结束，即在同济大学开设了“林语堂研究”的选修课。虽然教学对象多是理工科学生，但他们甚至比中文系的学生更对林语堂感兴趣，也许是正值太平盛世吧，闲适、性灵、幽默，以及“生活的艺术”和“艺术的生活”已不再成为禁忌，而享受休闲的乐趣正逐渐从小众的时尚演变成大众的消费。学期末，学生们在学习小结中对这门课的评价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我把讲课的内容整理出版。于是，《幽默大师林语堂》于1999年2月问世。此次再版，改名为《林语堂传》，内容上略有增删，并改正了原版中的若干文字错误。

二

1975年，在国际笔会第40届大会上，有一个中国作家当选为总会副会长，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这位为中华文明争光的中国人就是林语堂。

在国际文坛上，林语堂是一位知名度极高的作家，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用英文写作来向外国人直接介绍中国文化，是林语堂文化活动的一个特征。他曾出版过三四十种英文著作，每一种通常都有七八个版本，其中《生活的艺术》从1937年发行以来，在美国已出到40版以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瑞典、西班牙、荷兰等国的版本同样畅销，四五十年而不衰，1986年，巴西、丹麦、意大利都重新出版过，瑞典、德国直到1987年和1988年仍在再版。

1989年2月10日，美国总统布什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谈到他访问东亚的准备工作时说，他读了林语堂的作品，内心感受良深。布什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个美国人都仍受用。”布什的话表明：林语堂至今还在影响着美国人的“中国观”。

毋庸讳言，在海峡两岸，林语堂是一位争论极大的人物。连林语堂在《论语》时代的伙伴徐也不得不说，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容易写的一章”。我同意徐的说法，我认为主要难度在于林语堂思想、性格、气质、兴趣、爱好的多重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他集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因素于一身，看似中西结合，却又不中不西，又中又西，任何事情，哪怕是一桩芝麻绿豆的生活琐事，他都会借题发挥，小题大做。譬如，戴什么帽子，穿什么鞋，吃什么菜……只要他有兴致，都可以变成东西文化冲突或两种文化比较选择的大题目。别人所极力掩盖的，正是他着意要暴露的，别人梦寐以求的，他会不屑一顾。他不仅不回避自我的矛盾，而且以“一团矛盾”自许。

“一团矛盾”，就是林语堂性格的特殊性，也正是这特殊性，使他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容易写的一章”。只有把握这“一团矛盾”的各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才会理解林语堂为什么会说出常人不愿说的话，做出常人不愿做的事，也唯有把握了这一点，才会明白这位“幽默大师”的与众不同的言行，乃是他的矛盾性格的必然反映。因此，透视这“一团矛盾”的全景，揭开所谓“一团矛盾”的迷雾，是公正地全面评价林语堂功过得失的关键。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的文学活动是颇为独特的。因为，他不仅用中文写作，还用英文写作——无论是中文著作，还是英文著作，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笔遗产。他的文学活动大致上可分为四个时期：一、《语丝》时期，从1923年到20世纪30年代，八九年的时间。二、《论语》时期，从1932年《论语》创刊前后到1936年出国前后，五六年的时间。三、海外写作时期，从1936年出国到1966年回中国台湾定居前，约30年时间。四、晚年写作时期，从1966年到1976年逝世，前后约10年时间。

三

本书开笔之前，我已撰写了《论林语堂的幽默观》《林语堂幽默观的发展轨迹》《幽默：林语堂和鲁迅的比较》《林语堂：从“中西文化融合”破题》《林语堂的“一团矛盾”和“八十自叙”》《论林语堂在“语丝”时期的杂文创作》《文化选择的艺术表现——林语堂的杂文》等学术论文，力图从理性和感性两方面去把握这位“幽默大师”的个性。然后出版了《林语堂在大陆》《林语堂在海外》两本著作。现在，我希望通过《林语堂传》这本书，从思想、性格、兴趣、爱好、家庭、婚恋、事业等各个角度，对林语堂的一生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描述。

因为林语堂从多重文化的乳汁里汲取了他所需要的营养，所以他的文学观是独特的，他的哲学观、美学观、宗教观、人生观、婚恋观、历史观、政治观、伦理观、教育观……都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因此，所谓“一团矛盾”，正是这位博学型的文化名人的思想性格丰富性的反映。如果仅仅把他当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容易写的一章”来写，并且仅仅从文学的角度切入，那么，这一章肯定是写不好的。我认为，首先要考虑的是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这一章”如何写法？我想，“这一章”要由翻译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等共同执笔来“写”，否则，就难以描绘出这“一团矛盾”的全貌。

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林语堂虽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在国内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从50年代起，人们首先从鲁迅的作品中知道了林语堂的名字，那些有关“打落水狗”或批判“幽默”的片面批注，造成了一代人对林语堂的第一印象。实际上，一般人在五六十年代根本读不到林语堂的原著原文。

20世纪80年代初，我拿着党委的介绍信，证明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方能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等处，读到林语堂的一些作品，也因为“流派研究”的课题而接触到了论语派及林语堂的一些资料，并且阴差阳错地“误入”了当时还被视为学术禁区的林语堂研究领域。我惊讶地发现，原始的史料与文学史上流行的观点之间竟有如此落差。比如1934年7月26日，《申报》上刊出一篇《声讨鲁迅林语堂》的檄文，摘录如下：

……大会提交声讨鲁迅林语堂应如何办理案，决议（甲）发表通电由梅子、高完白、童赤民起草。（乙）函请国内出版界在鲁迅林语堂作风未改变前拒绝其作品之出版。（丙）函请全国报界在鲁迅林语堂未改变作风以前一概拒绝其作品之发表及广告。（丁）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及林语堂两文妖。（戊）警告鲁迅及林语堂迅即改变其作风，否则誓与周旋。……

如果说，1926年在北京，他们同时被列入军阀的黑名单，证明了鲁迅和林语堂在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中，是同一战壕里并肩战斗的战友，那么，八年后，在上海，他们又同时被“声讨”，这至少也说明了林语堂和鲁迅一样，被当局认为是反现实反体制的叛逆作家。然而，有的论著，却把当年在“文化围剿”中与鲁迅同时被“声讨”、被“围剿”的对象，说成是“围剿”左翼文艺的“反动的文学派别”，这岂不是颠倒黑白吗？

于是，我决心要还原林语堂的本来面目，让人们了解真实的林语堂。

我阅读了林语堂的全部论著，查阅了数以千万计的资料，走访了林疑今、周劭、章克标、徐铸成、施蛰存等耄耋老翁，发掘和抢救了一批珍贵的史料，又到林语堂生活过的平和县坂仔村、厦门鼓浪屿、厦门大学、上海、北京、重庆北碚、台北阳明山和香港等地做了实地调查，并到福州拜访了《林语堂论》的作者万平近先生。我要特别感谢我在中国台湾的亲戚王应铮叔，在中国香港的文友卢玮銮女士、潘耀明先生，在北京的学友陈漱渝先生，以及在美国的亲戚温明战和美国的文友非马先生，在新加坡的文友槐华先生等人，他们热心地为之穿针引线，收集并寄赠了林语堂在国外和中国台湾、香港生活时期的各种资料。台湾图书馆的严鼎忠先生不仅为我寄来了馆藏的有关林语堂著述的资料目录，而且把目录中的研究资料全部复印寄赠给我。可以这样说，没有上述师友们的鼎力相助，就不可能有这本著作，所以，拙著实际上是各方文友们共同创作的成果。

四

1991—1993年我曾受聘于林语堂故乡闽南地区的华侨大学，当时，形成了一个以华侨大学海外华人研究所为核心的林语堂研究的学术群体。虽然由于人员流动，这学术群体只有短短两年寿命，但是他们的学术成果已得到海内外同行专家的充分肯定。

1994年10月，我应邀赴台北参加纪念林语堂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时，有幸与林语堂的家属林太乙夫妇、林相如女士等人直接交流，并与林语堂的大弟子黄肇珩、马骥伸夫妇以及中国台湾的学者专家们就林语堂研究直抒胸怀。我不仅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还针对各种尖锐的提问，与提问者进行了激烈地争辩。在阳明山上的林语堂纪念馆里，我饱览了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

1995年8月，应香港作联曾敏之先生和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之邀，我赴香港做了“林语堂的幽默情结”的学术报告。香港电台也就林语堂研究问题，对我进行了半小时的采访报道。因为按公历计算，到1995年才真正是林语堂100周年诞辰。所以，在山西和福建分别有纪念林语堂的学术研讨会。

2007年12月6—9日，林语堂国际研讨会在漳州举行，以“国际研讨会”的名义，在这位举世闻名的文化名人的家乡，当着千万家乡父老的面，为其举办国际性的纪念活动，这是史无前例的。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与会的官员和学者，还是会场外的漳州百姓，都宣称林语堂是漳州的文化名片！我作为20世纪80年代最早一批在林语堂研究的禁区里“吃螃蟹”的人，在大会发言中，回顾了自己探索历程中的酸甜苦辣。

2014年2月14日，中央电视台4套《跨越海峡两岸的大师——林语堂》播出，我有幸作为主讲嘉宾之一参与节目。虽然我曾参与过上海电视台、香港凤凰电视台，以及美国华语电视频道KTSF-26等传媒播出的同类节目，但作为国家的喉舌，中央电视台以如此规格制作了林语堂的节目，实属史无前例。

从学术“禁区”到目前这样的局面，我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为林语堂研究在近年来取得的成果而感到喜悦，没有政治清明和安定团结的形势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近三十年来，我已发表和出版了有关林语堂的专著十册，研究论文、人物传记、随笔杂感等，合计四五百万字。然而，每次为一篇文章或一本著作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我从来没有松口气的感觉。也许是徐的那句话——“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容易写的一章”——给了我无形的压力。我总觉得，我，或者说我们与这位博学的文化名人之间，有着一条历史的沟。要跨越这条沟，必须付出时间、精力和勇气。

在拙著撰写过程中，我运用了同行的研究成果，林语堂本人的作品、自传，林太乙的《林语堂传》，以及许多有关回忆纪念文章中的原始资料，特此说明，并致以谢意！

遗憾的是，在我的“林语堂研究”的起步阶段曾给我以精神支持的文坛前辈唐弢先生和丁景唐先生已经无法读到这本书了，但我要感谢他们以及那些在我学术研究的不同阶段理解我的人。拙著得以问世，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合力所致，缺一不可。最后，我谨将本书献给我的妻子——与我风雨同舟数十年的陈维莉女士和那些曾陪伴我度过寂寞长夜的梦。

施建伟

2023年立夏之日于上海无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