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之栋:张之洞传(“一带一路”列国人物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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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引言

历史就是这样有意思,它在我们的眼里飘若云烟,忽远忽近。100多年前的中国,一方面,似乎离我们并不遥远,人们只需踮起脚尖,就能嗅到来自晚清的气息,而我们所处的时代,似乎亦能随处触摸到当年余温尚存的痕迹;另一方面,经历了百年巨变的今日中国,早已不是那个落后封闭、任人宰割的“睡狮”,而是迈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此间距离,天上人间,何止千年!

100多年前的中国,依然在封建社会的黑夜里沉睡不醒,在“天国上朝、唯我独尊”的美梦中怡然自乐,全不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迅猛发展,殖民主义的魔爪已悄然迫近。张之洞正是出生于这样一个危机四伏、风云际会的年代。所谓乱世出英雄,张之洞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时代,也是一个能人辈出、群雄并起的时代。早一点的有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睁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稍晚一点的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中兴名臣,再晚一点的有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领袖,孙文、黄兴等革命精英。历史的星河中,张之洞与他们站在一起,同样星光灿烂。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年自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人,是一个与中国近代史共始终的人物。他出生不到3年,鸦片战争打响,中国近代史肇始;他去世2年后,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中国2000多年专制帝制宣告结束。张之洞出生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少时跟随名师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继而博取科名,进入仕途,由词臣而疆臣,由“清流”而“洋务”,一生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两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亲身经历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清末新政等重大历史事件,他“矢抱冰握火之志,持匡危扶颠之心,冀挽虞渊之落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都作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作为洋务派后期的主要领袖,他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大力兴办近代企业,影响当时,享誉后世。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过,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4个人是万万不可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中国人对于“圣人”的标准可谓严苛,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有为民立标的德行,有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功劳,有真知灼见的言论。古往今来,三者据其一者可谓凤毛麟角。我们不妨以此为标准,考量一下张之洞一生的表现。

先说立德。做人要有人品,做官须有官德,为官之德,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当为清廉。贪赃受贿、枉法营私是封建社会官僚政治的通病,晚清吏治腐败更为严重。“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刘蓉:《养晦堂文集》)在这样的环境下,张之洞历任要职,却能做到两袖清风,洁身自好,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他外放四川学政3年,任满回京时居然连路费也拿不出,只好忍痛卖书才得以成行。张之洞穿着非常简朴,不论走到哪里,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礼物。自出任学政到最终入值军机,张之洞为官40多年,没有在老家建一处豪宅、置一亩田产。他去世后,家里一穷二白,连治丧所需的费用,大多也是门客、僚属一起凑的。

张之洞不仅廉政,而且勤政,他对工作兢兢业业,事必躬亲。甫任四川学政,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张之洞不顾蜀道艰险,走遍了全省各地。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蜀道)荒山绝壁,险不可言;舁夫颠嗟,从骑陨毙,不知凡几;水复山重,积雪迷途,惊心动魄。”张之洞是个典型的“夜猫子”“工作狂”。在山西,他每天凌晨1点起床,凌晨3点开始办公,早上7点开始接见下级官员。这种作息时间搞得下属苦不堪言,甚至有人以他“晨昏颠倒、作息无时”为由向朝廷弹劾他。他督鄂期间,“心血耗尽,夜睡仅五、六刻,午睡仅三四刻,且甚艰难……每饭一瓯,仍不消化”。与法军作战时,他“夜寐不过数刻,罕有解带安息之事”。

张之洞不仅是个想干事、能干事的人,还是一个不怕事的人。他刚正不阿,不畏权贵。诚如他自己所说:“士人立身涉世,居官立朝,皆须具有气节。当言则言,当行则行。持正不阿,方可无愧为士。”“清流”时期,他内恤民愿,外争国权,申冤东乡惨案,改订“中俄条约”之议,赢得朝野上下一片赞誉。当他得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后,怒斥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是“大约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为之”,“恐宋臣秦桧明臣仇鸾之奸尚未至此也”,而且对慈禧太后和皇帝也一点没客气,“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此等言论,实在是“直言敢谏,不避权奸,一时无两”。

再说立功。张之洞一生最大的功劳,当在办实业、兴教育、御外侮、练新军这四个方面。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官员能够在有生之年创办数量上如此之多、门类上如此齐全的企业,也难怪他被日本名臣伊藤博文誉为“中国第一能办事之人”。

这其中,最常被后人提及的就是称雄亚洲的汉阳铁厂和贯通南北的卢汉铁路。汉阳铁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集冶铁、炼钢、轧钢于一体,被外国人称之为“完善无疵,规模宏大”“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20世纪中国之雄厂耶!”而卢汉铁路的建成,对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中部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催生了石家庄、郑州等沿线枢纽大城市。时至今日,卢汉铁路仍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尽管其中的筹钱之艰难、与列强博弈之辛苦等令张之洞劳心伤神,苦不堪言,但终于凭借过人的智慧和胆略,完成了“他人不愿为,且不能为”的大业,让他赢得了“铁路主办元帅”的声誉。除此之外,张之洞还在武汉等地创办了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等一批近代企业,建立起了包括冶金、矿业、军工、纺织等行业的门类比较齐全的近代工业体系,奠定了民族近代工业的根基。

张之洞入仕即任考官、学官,一生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每到一地,都把兴学作为大事来抓。他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制度和办学经验,对传统书院进行改造,创设各类新式学堂,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张之洞仅在湖广总督任上,就创办了两湖书院、自强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湖北师范传习所等近60所新式学堂,在湖北地区创立了国内领先的,比较完整、配套的近代教育体系。在建书院、办学堂的同时,张之洞作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根据自己多年办教育的经验,参考东西方先进国家的学制系统,与荣庆、张百熙共同制订了《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由政府颁布并得到施行的学制系统。他还多次上奏,最终促成了已越来越僵化、束缚中国教育发展的科举制的废除。美国学者威廉·艾尔斯在《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一书中说:“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很多人眼里,张之洞是个文官,其实他在军事上也卓有建树。中法战争之时,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处于战争的第一线,担负着调度指挥和筹饷济械的重任。对于张之洞来说,中法之战不啻一次人生大考。让人称奇的是,不同于他的那些只善夸夸其谈的“清流党”同僚,他对战局的分析、预判、谋略,无不显示出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说起镇南关大捷,人们都会想到老将冯子材,其实,正是张之洞启用了老将冯子材,而张之洞才是镇南关大捷的真正的指挥者!从启用良将、筹措军需直到作战方略的制订,无一不是张之洞在“纡筹决策”。诚如唐景崧所说:镇南关一役“然则南皮实为功首也”。

张之洞在山西时即开始编练新军,为的是护卫山西,而中法战争让张之洞亲身感受到了清军与法军在武器装备、军事素质上的巨大差距,于是,他想建立一支“期于专备洋战”的劲旅。最终,他在广东建立了一支按照德国陆军的标准装备和训练的新式陆军和一支拥有军舰20余艘、小型炮艇十余艘、鱼雷艇若干的新式海军。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暂署两江,在他的请求下,朝廷批准他组建“江南自强军”,这是仿照德国军制建立的一支多兵种合成的新式军队,以兵源素质高、训练质量高而被时人称道。从时间上看,张之洞的“江南自强军”与袁世凯编练的“新建陆军”同为中国最早的近代陆军,张之洞也成为中国近代陆军的创始人之一。回到湖北之后,张之洞又着手编练湖北新军,他以带回的护军营为基础,建成了一支9500余人的精锐之师,被外国军事人员评价为当时中国最强的军队。让张之洞始料未及的是,正是他亲手培养的这支部队,向着他所捍卫的清王朝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1912年4月孙中山访察武汉后说:“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若张之洞泉下有知,闻听此言,不知作何感想。

张之洞是一个放眼看世界的人,在建企业、办学堂、练新军的过程中,他十分注重仿效西法,聘请了大量的外国专家、教官。仅在湖北期间,他就引进了将近300名国外人才。在“请进来”的同时,张之洞也主张“走出去”,派优秀人才去先进国家学习知识、开阔眼界,他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在张之洞的倡议和推动下,两湖地区成为留洋人才输出重镇。当然,作为一名改革者、实干家,在专制统治和顽固守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不难想象,张之洞遇到了多少艰难险阻。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引用了张之洞“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的感慨之语,讲述了改革者面对阻力的切肤之痛,借史鉴今,要求大家“凝聚共识”,为改革者撑腰打气,使改革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最强劲动力。

最后说说立言。张之洞毕生亲治文书,笔耕不辍,有千万文字存世。生前即有《轩语》《书目答问》《广雅堂诗集》《广雅碎金》等著述刊行流布。当然,最为时人关注和影响后世的,就是他在《劝学篇》里系统阐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中体西用”“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作出了当时最系统最合理的回答,为引进西学提供了理论依据,不仅成为当时举国皆知、人人皆言的价值体系,而且对于洋务运动和日后的中国政治体制变革起到了积极作用。

时至今日,张之洞去世已逾百年。时代变迁,沧海桑田,多少人事已成云烟。读罢此书,了解张之洞之后,每一个读者也许都有自己不同的评价和判断,但至少应该感觉到,张之洞是一个经得住历史风雨的淘洗,值得为后世所铭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