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游阳明之门 然多失阳明之意——明·董穀《碧里杂存》
董穀（约1490—1566年），海宁袁花人，后迁居海盐澉浦，字硕甫，因从汉阳令辞归，故自号汉阳归叟，移居澉水后称两湖山人，因澉浦有碧里山，故又号碧里山樵。董穀为董澐子，许相卿《云村集》有为其父作《董先生墓志铭》，谓董澐有“子男穀，乡举士”。黄宗羲《明儒学案》对董穀如此介绍：“董穀，字石甫。嘉靖辛丑进士。历知安义、汉阳二县，与大吏不合而归。少游阳明之门，阳明谓之曰：‘汝习于旧说，故于吾言不无抵牾，不妨多问，为汝解惑。’先生因笔其所闻者，为《碧里四存》，然而多失阳明之意。”从黄宗羲所作传中可知，董穀继承父志，也是师从王阳明，有读书笔记《碧里四存》，今仅存《碧里杂存》二卷。
《碧里杂存》原存《盐邑志林》，为樊维城任海盐知县时汇编而成，明天启初年（1621年），樊维城会同郑端胤、姚士麟、刘祖钟等人，收集整理刻印历代海盐著述41种，计62卷，编成《盐邑志林》，是我国第一部地方丛书。根据钱泰吉《海昌备志·艺文志》记载：“穀所著《碧里四存》前后稿，《鸣存》，诗也；《达存》，文也；《疑存》，经解也；《杂存》，说部也。”今仅存《碧里杂存》，为该书第二十八种。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有影印本出版。其余三存均已不见。
《碧里杂存》上下二卷，上卷存杂记50篇，下卷36篇，共计86篇。多为杂记及读史笔记，正如黄宗羲所说，为游阳明之门，笔其所闻者，“然而多失阳明之意”，杂记大多与阳明之学无多大关系，仅《习静》《郭景纯》《田石谣》《虔台梦》《投江》《铁柱老僧》《铜柱梦》等数篇涉及王阳明轶事，甚至有些荒诞，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也对董穀的观点提出异议：“学者读先生之书，以为尽出于阳明，亦何怪疑阳明之为禅学乎！”
董穀生活的年代是明朝鼎盛时期，有一篇《本朝超越前代》，列举了七大一统之盛来阐述明朝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尽管《碧里杂存》遗存篇幅很少，但也留下了不少明朝的奇异趣闻、掌故人物。例如，《沈万三秀》，因董穀在南京时亲耳所闻，故具真实性。“太祖高皇帝，尚于月朔召秀，以洪武钱一文与之，曰：烦汝为我生利，只以一月为期，初二日起至三十日止，每日取一对合。秀欣然拜命。出而筹之，始知其难矣。盖该钱五万三千六百八十七万零九百一十二文，今按洪武钱每一百六十文重一斤，则一万六千文为一石，以石计之，亦该钱三万三千五百五十四石四十三斤零。沈虽富，岂能遽办此哉！”以每天利息百分之百利滚利，岂知30天后高达五亿多文钱，朱元璋巧使妙计使沈万三破产的故事便记载于此。
《贾万户》记载了元朝时期海宁人贾铭与刘伯温交往的故事。刘伯温名声尚未显赫时，常来海宁，为贾铭在尖山之麓选择一处风水宝地，建造新宅，并预测其有使“汝家世世金带，与国同休”的辉煌，果不其然，到了明太祖时代，贾铭两个儿子为明朝开国建立功勋，一个任河南指挥，一个任临山卫指挥，并“子孙世袭”一直到董穀所处的明朝中期，依然显赫。贾铭自己也得享高寿，至106岁去世。
《朱静庵》介绍了明朝成化年间海宁诗人朱妙端的生平，列举了历史上蔡文姬、薛涛、李易安、朱淑真等人的诗词人品，认为朱静庵是自汉以来不可多得的女诗人。“我朝成化弘治间，海宁朱静庵者，周汝航妻，博学高才，福德兼备，寿考令终，遗文垂后，才识纯正，词气和平，笔力雄健，真闺门之懿范，女德之文儒也。”对朱静庵评价甚高。
《干宝》则记载了晋人干宝墓的具体位置，在“今海宁灵泉乡真如寺，乃其宅基”。而干宝之所以载录于海盐县志，是因为“盖古地属海盐也”，并记载了干宝父亲去世时，其妻因嫉妒小妾将其随葬，后复活讲述地下鬼神故事，是干宝作《搜神记》的始因。
《张方洲》记载了张宁未入仕及出使朝鲜时的二则轶事，可弥补史料之不足。张方洲是与董穀父亲董澐同时代人，董穀称其为“仪表丰整，有俊才，诗、字、丹青一时三绝，文集甚富，行于世”。出使朝鲜时，朝鲜国王派大臣朴元亨整日陪伴，朴也颇具诗才，当张方洲与朴元亨游至太平馆，张方洲即兴作百韵诗，每一句诗联出口，朴元亨能随手相和，咄咄逼人，毫无谦逊之意，但当张方洲写至“溪流残白春前雪，柳折新黄夜半风”一句时，“朴遂搁笔，曰不敢和矣”。张方洲以诗才赢得朝鲜王公大臣的敬重，不负使臣使命，成一时佳话。
《秦驻山碑》一文，董穀考证了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南巡至会稽，“凡刻石颂德七处，史载其词者五，东南惟会稽秦望山者尚存，今按《武原志》载，吾邑秦驻山碑赵宋时已破碎。所可考者有云：‘前贤灼灼，后圣茂哉。始皇承天，越受帝命。业超上古，歼周灭郑。七雄靡余，六国是并。功深太古，道迈前王。埒炎均昊，美冠颛黄。通灵七代，敬抅斯堂。纵圣凝贤，荷兹休祉。菴蔼余辉，蜚声万祀。’凡六十八言。其词甚古，真先秦文《史记》所不载者”。这段碑文留下了秦始皇登临秦驻山的真实史料。经董穀考证，秦始皇这次南巡越地，“遵海而南，先登秦驻而后登秦望也。今碑不存而庙在”。可知明时，秦驻山尚有庙存。
《器车》一文记载了正德九年（1514年），董穀的朋友沈祐（海宁硖石镇人），“于紫硖山土中得异石无数，有如斧钺者、圭璧者、方者、圆者，而长者厚仅二三分，周围口尤廉薄，各有圆窍，窍皆倒棂，黄白黑绿各不同，光洁工巧，人为有所不如见者，皆以为霹雳砧而藏之，嘉靖丁巳，黄湾马氏开山作圹，亦于土中得如前者一十六枚，其形极相似，白者光可鉴，皆余所亲见者，谅非人之所为，且人亦安事于此，岂即器车之类乎？”这应该是远古的兵器、玉器、钱币之类，明朝人尚无这方面的考古知识，看成是“器车”一类的异物。“器车”，古代认为是盛世出现的祥瑞之物，是天所赐。这也应该是海宁历史上出土新石器时代文物最早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