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基本概念

本节介绍指挥控制、指挥控制技术及相关术语的概念及定义。

1.1.1 指挥控制

指挥控制是我们今天再熟悉不过的军事术语。其不仅代表了军事中的核心活动，也广泛体现在生产、管理以及日常生活中。例如，军队中有各级各类的指挥所，企业有用于生产的指挥调度系统，政府有应急指挥中心。在日常生活中，教练指挥比赛、交警指挥交通、指挥家指挥演奏等，因此可以说，人类的群体性活动都离不开指挥控制。

作为实现并承载指挥控制技术的平台，各种指控系统不仅是计算机、网络、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应用的产物，也直接推动着技术的发展与革新。例如，历史上第一套基于计算机的指挥控制系统——赛其系统（Semi-Automatic Ground Environment，SAGE），是美军为了实现对苏联远程轰炸机的早期预警与拦截而研制的，它首次将雷达与计算机通过电话线进行连接，导致了计算机广域网的出现，并催生了互联网的前身——APRNET。

1.概念内涵

“指挥”意为上级对下级行使权利，对行动进行组织领导。指挥是系统的原动力，基础是法定或个人的威信，核心是决策、判断以及行动（作战）构想，前提是信息交互，形式既包括艺术，也涉及科学[1]。

“控制”一词在辞书上解释为驾驭、支配、掌握，使不超出范围。从自动控制的角度看，负反馈是实现控制过程的前提；从控制论的角度看，“可能性空间”是其最基本的概念。控制归根结底，是一个在事物可能性空间中进行有方向的选择的过程[2]。

指挥控制术语的出现体现了“指挥”和“控制”的结合，一方面体现了战争对战场硬件设施和技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由于战争活动中所涉及要素的复杂性增强，以至于对战场的集中控制成为必须。因此，指挥控制是“战争机器”精确、快速、高效运作的需要，也是科学技术，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运用的产物。

对于两者的关系，我们有如下理解。从时序看，“指挥”必须为将要完成之事明确方向，并塑造系统的特征和本质，以便认识和塑造将要完成之事；而“控制”必须对正在完成之事进行清晰和准确的评估，并对过程进行修正。从特征看，“指挥”解决的是作战当中诸如谋划、决策等重大问题，是一种创造性很强的活动，因此具有更多的灵活性、策略性、艺术性。“控制”是把决心变为现实、逐步实现作战目标的具体措施和过程，具有创造性，但更富事务性、规范性、程序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有个形象的比喻：如果将兵力比作马，那么指挥就可以比作骑手，而控制可以比作挽具。

2.术语演化

指挥控制术语及概念经过了漫长的演化过程。

在古汉语中，“挥”通“麾”，“麾”是最早描述军事指挥职能的术语，可以说是“指挥”术语的起源。“麾”，其本义是供统帅指挥部队用的旌旗（如《南史·梁本纪》中：“望麾而进，听鼓而动。”），其延伸意义为指挥。用指挥的工具术语来描述指挥的职能，这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限制所致，在今天，我们断然不会用电话来替代军事指挥内涵的表达。“麾”作为指挥术语的使用最早见著于文献《尚书·周书·牧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

在《尉缭子·武议第八》中阐述将帅职责：“将专主旗鼓耳。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指挥”是否源于“挥兵指刃”？这一问题有待考证，但从形式与内容上，都算较为接近的术语称谓。在内涵上，也是最早明确将帅指挥的职责，即发号施令，临危决策，指挥军队的作战行动，直接拿起兵器与敌人格斗的事不是将帅的事情，而是士兵的事情。

“指挥”的英文术语——“Command”源于中世纪晚期（1250―1300年）十字军三次东征的后期，在“Command”广泛使用前与这一术语近似或者说替代术语为“coma（u）nden”，而更为早期的近似术语为“com（m）a（u）nder”，其使用时间从诺曼人征服英国持续至中世纪。“Command”在形成之初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指挥，而是与指挥个体密不可分的管理艺术，其拓展的解释也仅限于指挥个体及非正式管理团队（现代司令部的雏形）的行为。

与“指挥”源远流长的演化历史相比，“控制”就是襁褓中的新生儿。“控制”在军事领域的出现可考证的最早文献是约米尼（Jomini）的《战争艺术》（1838年），在该书的第二章的标题是“Control of Operations”。科学意义上的“控制”源于维纳的控制论，自维纳的《控制论》问世以来，控制论的思想和方法就开始渗透到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

现代意义上的指挥控制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逐步产生。在麦克阿瑟的回忆录中记录了杜鲁门总统对麦克阿瑟将军的授权时使用了C2（take command and control of the forces，指挥和控制部队）。20世纪80年代后期，Boyd建立了到目前为止在指挥控制领域占有统治地位的理论模型—OODA，即观察-判断-决定-行动（Observe-Orient-Decide-Act，OODA）。当OODA循环建立的指挥控制理论模型得到广泛认可后，美军先后写入各军兵种作战条令，最先写入作战条令的是美海军（1991年），随后是美空军（1999年）和美陆军（2003年）及其他国防力量。

对于“指挥”演化为“指挥控制”的解释存在多种争论：一是认为从二战开始，战场分工为对人的指挥和对机器的控制，从而导致了战场“指挥”与“控制”职能兼顾需求，这种观点的立足点是人类战争对战场硬件设施和技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另一种解释是由于战争态势的复杂性达到一定的程度，以至于对战场必须实施集中控制，由此导致“控制”与“指挥”必须并驾齐驱才能掌控战场。

综上所述，指挥控制概念形成于二战时期，是机械化战争指挥系统精确、快速、高效运作的需要，也是工业时代科学技术进步在军事领域运用的产物，尤其是控制论作为一门科学的诞生，直接导致了指挥控制技术的萌芽。

3.相关定义

《美联合参谋手册》（JCS Pub.1，军事相关术语词典）将“指挥”定义为：指挥是部队现役指挥官对部属（军衔上较之级别低的或配属人员）合法行使职权，指挥包括权力和职责，即有效使用可获取的资源，部署计划、组织、指导、协调和控制部队完成所赋予使命的职责和权力，同时，还包括确保所属人员的健康和福利、维持部队士气与纪律的职责。C2定义为：经授权的指挥官在执行使命过程中对配属部队行使职权，实施指导。其职责包括了部队的士气鼓舞、领导、组织、管理与控制，内涵包括：

•指挥官对部属行使职权；

•对象不仅是部属人员，还包括系统、设施与程序等；

•行为不仅限于决策环内的决策和命令发布，还包括态势评估、计划和信息收集；

•职责还包括确保所属人员的健康和福利、维持部队士气与纪律。

北约关于C2的定义（NATO，1988）：指挥是赋予指挥官指导、协调和控制部队的权威。控制是指挥官对所属部队或配属部队行使其指挥权威。指挥控制是经授权的指挥官对所分配的兵力行使其指挥与指导权力以完成赋予的使命，指挥控制的职能通过人、装备、通信、设施与程序来执行，这些都是指挥官在计划、指导、协调和控制兵力以完成其使命过程中所运用的要素。持续获取、融合、审查、描述、分析和评估态势信息，发布计划，分配任务，规划行动，组织协调兵力行动，为部属作战行动提供指挥控制准备，监督和协助下级部属、参谋和兵力，直接领导部队完成作战使命。指挥控制在不同层次上有不同的内涵，在部队层面，确定兵力编成的目的，兵力配置的优先次序，并最终确定其能力；在使命任务层面，根据作战意图或具体的使命/目标确定具体的人员、系统、设施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队指挥分册》认为，指挥是“军队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所属部队的作战行动和其他活动的组织领导活动”。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则认为，指挥是“军队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所属部队的作战和其他军事行动的特殊的组织领导活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1997年版）把“控制”具体化为两层意思：

•在一定区域内，以兵力或火力限制敌人活动的战斗行动；

•掌握、操纵。

第二层含义往往是针对武器的使用。在大多数关于“指挥”基础概念研究的文献中，“控制”都认为是“指挥”的一部分。

新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给出了“指挥控制”的定义：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部队作战或其行动掌握和制约的活动。对该概念的解释可以参考文献[3]。

虽然指挥控制术语起源于军事，但其概念、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应急指挥、生产管理、空中交通管制等众多领域。《指挥控制的新构想：企业的未来》（C2 Re-envisioned：The Future of the Enterprise）一书中对广义指挥控制的定义为：“指挥控制由组织、技术的属性组成，企业借此安排使用人力、物力和信息资源，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4]《2015―2016指挥与控制学科发展报告》对广义C2的定义为：“指挥与控制是指为完成事先指定的任务，综合运用多种技术和一系列信息过程，对群体性社会活动进行快速协调、调度、管理或治理。”

4.过程模型

指挥控制的过程模型广为人知的是OODA模型，简言之是指从“观察”到“行动”，也是从“数据”到“决策”的过程。

1987年，美国空军上校约翰·博伊德在分析朝鲜战争中美军飞行员的胜率时，提出了一种描述空战指挥控制过程的OODA环，并将OODA环的概念应用于理解空空作战。

OODA环将整个指挥控制过程视为包含四个分离而又不独立的阶段的循环，如图1-1所示。

（1）观察（Observe）：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获取战场空间中的信息。

（2）判断（Orient）：利用知识和经验来理解获取的信息，形成态势感知。

（3）决策（Decide）：根据任务目标和作战原则，选择行动方案。

（4）行动（Act）：实施具体行动。

博伊德提出OODA环的独特之处在于对“节奏”的强调，即OODA过程的循环时间。博伊德认为，要获取战场的主动权就必须在指挥控制上比敌人有更快的节奏，介入到敌人的OODA循环中，扰乱敌人的指挥控制过程。事实上，对抗竞争环境中每一个个体都拥有自己的OODA循环，这些OODA循环都遵循相似的过程，即对环境的观察→对态势的判断→根据判断做出决策→根据决策做出行动。在任何冲突中，谁能让OODA循环更快，并确保其一致性和有效性，谁就能维持战场行动更快的节奏，因而能获取OODA每一个循环的优势。与优势一方相反，劣势一方将陷入反应越来越慢和滞后的困境。伴随每一次OODA循环，战场态势由于交战双方的持续对抗而不断动态变化，劣势方会因为节奏缓慢而越来越跟不上实时态势的发展，从而导致指挥控制自身的恶化，不得不面对作战的颓势。

1996年，博伊德对OODA环进行了修订，以增强其普遍适用性，如图1-2所示。

修订的OODA环对观察、决策、行动等环节有如下解释。

观察：通过与环境的交互、感知，获取环境信息的过程。观察还接受来自判断过程的指导与控制，并接受来自决策与行动的反馈。

决策：设想各种战场环境态势及可能的应对措施，并进行选择。决策接受来自判断的前馈，并为观察过程提供反馈。

行动：执行决策的结果，通过与环境的交互，测试决策的效果。行动接受来自判断过程的指导与控制，行动过程为观察提供反馈。

在修订的OODA环中，博伊德认为“判断”是作战主体形成的对现实世界的映像、感觉、观点和见解，是指挥控制过程的重点，影响“观察”“决策”“行动”三个过程。作战主体的“判断”受到外部信息、文化传统、以前经验及已知环境条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观察”和“行动”主要是技术手段，但“判断”和“决策”是心理过程。博伊德指出，“判断”的形成和改变是最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因此，修订的OODA环考虑了战场上人和心理的作用，注重考虑在闭合系统下对环境态势的判断和相应决策的形成和变化。

OODA环的主要不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体现指挥控制活动的层次性。在现实的军事背景下，军事行动必须由一系列不同层次的活动来刻画，并且活动之间具有复杂的关联关系，OODA环对军事过程的描述过于简单。

（2）没有描述团队的协同与协作。在实际作战中，任务使命的完成往往取决于团队协同合作的效果。协同涉及信息共享、信息交互、协同决策、协同执行等更为复杂的环节。

（3）不适用于空战领域以外的指挥控制过程。OODA环是建立在对少数个体交互的理解（典型情况是一对一的空战交互）和抽象上的，其是否适用于大规模的交互对抗是值得怀疑的。虽然不少学者在大规模作战的指挥控制建模上运用了OODA环，并且有积极和建设性的结论，但这并不能确保OODA环就一定能够无限制地使用。

OODA环很简单并存在不足，但它清楚地说明了指挥控制过程的运作机理，并且体现了指挥控制过程中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相互交织融合的特点。OODA循环中的观察阶段始于物理域，可以通过融合其他观察信息，将决策者的注意力贯穿整个信息域；判断阶段发生在认知域，通过吸收观察信息的内容，并且结合个人以前的知识、训练经验和战斗实践等对情况做出判断。判断阶段为决策提供依据，而决策也是认知域的行为。最后，在行动阶段，具体的作战行动必须通过信息域和物理域，如下达指令、控制飞机等。

除OODA外，其他的指挥控制模型还包括PREA、Lawson、SHOR等[1]。这些模型针对OODA的不足，进行了不同方面的完善与发展。

1.1.2 指挥控制技术

“技术”一词在词典中的解释为：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有关生产劳动的经验和知识，也泛指其他操作方面的技巧。

《技术的本质》一书给出了“技术”的三种定义[5]。

（1）技术是实现人的目的的一种手段。这是单数意义上的技术（technology-singular）。一项技术可能是一种方法、过程或者装置，如一个特定的语音识别算法，或者化学工程中的过滤法，或者柴油发动机。技术可以是简单的，如一个滚动轴承，也可能是复杂的，如波分多路复用器；技术可能是物质性的，如发电机，也可能是非物质性的，如一种数字压缩算法。但无论如何，技术总是完成人类目的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某项技术一定要解决某个问题，具备某种特定能力。

（2）技术是实践和元器件的集成。这个定义是复数性质的（technology-plural），严格说来，我们应称它们为技术体或技术的集合。例如，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它们是由许多技术和实践构成的集合或工具箱。

（3）技术是可供某种文化中利用的装置和工程实践的集合，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technology-general）。当我们认为“技术”加速了我们的生活，或者说“技术”是人类的希望时，我们指的就是总体意义上的技术。技术思想家凯文·凯利称这个整体为“技术元素”（technium）。

本书研究的指挥控制技术，主要针对前两个层次。即，可实现指挥控制目的，具备通用性、代表性的技术及其集合。

根据以上第一个定义，技术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因此要理解指挥控制技术，必须首先厘清指挥控制的目的，而这又与指挥控制的基本功能密切相关。

毛泽东同志从指挥员的视角对指挥控制有非常深刻的论述[6]：“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根据以上论述，本书将指挥控制的核心功能归纳为：态势认知、决策规划和行动控制三大类。

从OODA过程看，“态势认知”与“OO”（观察、判断）对应，但重点在于判断。因为从军队的组织结构看，信息搜集一般由各类情报部门负责，指挥员的职责在于对已搜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判断，形成正确的认知。“决策规划”与“D”（决策）对应，但突出了规划（计划），因为编制计划是指挥员与指挥机构的重要职能，对于战略、战役行动不可或缺，是从决策到行动的重要桥梁。“行动控制”与“A”（行动）对应，但突出了指挥员的职责，即不是执行行动本身，而是对行动的监控与协调。

三个核心功能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支撑的关系。态势认知是基础，一方面能够为决策规划和行动控制提供基础信息，是两者赖以运作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态势认知的活动组织又需要决策规划和行动控制提供支撑。决策规划是作战体系的“大脑”，能够有效指引体系的流程运转。行动控制相当于“神经系统”，在大脑的指挥下，将战略战役控制、部队控制、战场管制和指挥运行管控统一规范起来，推动作战体系按照既定节奏向既定方向发展。

因此，与以上三大类指挥控制核心功能对应，本书中所研究的指挥控制技术，指贯穿“认知”到“行动”的循环中的支撑和使能技术，可归结为态势认知技术、决策规划技术、行动控制技术三大类，并且可形象地理解为“知行合一”的过程，如图1-3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