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政治家与艺术家

政治家与艺术家是否可以统一？政治和艺术是否相容？艺术家能否当好政治家？这些问题，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我们只知道对封建皇帝破口大骂，其实，有许多被命运推上皇位的人，根本不愿做皇帝，他们宁愿做一个艺术家，甚至做一个普通人。

中国的绝大多数皇帝都是因血缘的“天命”关系而被推上皇帝宝座的，就他们个人的禀赋素质来讲，他们却不一定适合当皇帝。他们不是凭本领经过自然筛选出来的，因此质量也就失去了保证。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机制就这样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昏君。

但这样的机制却有可能造就皇帝艺术家。艺术家跟天生禀赋有很大的关系，当不了政治家，在良好的教育条件下，却很可能成为艺术家。中国的皇帝艺术家可真不少！

例如，魏晋南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就是天生的音乐家，他创作的《玉树后庭花》在当时是极为流行的歌曲。杜牧有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后人将陈后主的歌曲比作了亡国之音。北宋的宋徽宗也不是个做皇帝的料，而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在他的开创和影响之下，宫廷画院形成了中国画史上独树一帜的既忠实于细节又强调画境诗意的风格流派，其名作《听琴图》显示出他极深的艺术造诣。在个人生活上，他也富有“艺术家的气质”，竟然出外游逛，寻猎“野趣”，与当时的名妓李师师打得火热，把三千后宫佳丽一概抛在脑后。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皇帝艺术家很多，如汉成帝、梁元帝、隋炀帝、宋宁宗等均是。

但必须指出的是，像魏武帝曹操写出“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汉高祖刘邦写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算不得艺术家的，因为他们写如此诗篇的出发点不在于艺术，而是为了抒发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他们仅是略有文采的帝王，而不是全身心投入艺术的真正的艺术家。

皇帝艺术家既把身心投入了艺术，肯定无暇顾及政治，其治下的政府只会越来越腐败，皇帝自己从皇帝艺术家逐渐蜕变成昏君，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其实，这只是浅层的原因，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是一种理性行为，艺术是一种感性的表达。如果完全沉浸在感性当中，常人如此，尚且像疯魔，更不用说把他放在朝堂之上了。因此，让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艺术气息的人坐在朝堂上，一板一眼地做那些需要用冰冷的理性来处理的事，那是只能做坏，不会做好的。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分昏君就由此产生了。

五代时期的南唐李后主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他都算得上第一流的词人，对中国词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写词并不能帮他治理好国家，只能使他的国家一天天地衰败下去。当北宋的军队打入都城的时候，他仍在饮酒赋诗，这些情意缠绵、悱恻伤感的诗只能感动才子佳人，却吓不退百万大军，于是他只有做了俘虏。真是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位亡国之君，用伤感的笔调写出了亡国经历，从而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继往开来的大词人，并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李煜的江山是继文祖之业而来的。他工词、善律、精于书画，但唯独对处理政事不感兴趣，对日渐强大的北宋政权处处委曲求全。北宋建立十几年后灭南唐，李煜被押往汴京。在离开自己的都城的时候，李后主有一首词写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后来，宋朝的大文学家苏东坡评论说，国破家亡之后，李后主应该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丢掉了祖宗创下的基业，应到宗庙前痛哭，并向百姓谢罪。但是他根本没有这么做，而是去倾听教坊乐手演奏的《别离歌》，惋惜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与宫娥彩女寻欢作乐了。有这样的国君，南唐不亡才怪！

不过，苏轼在此是以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艺术家了。当代一位伟人在劝诫一位名士的时候也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其实，世上是本无放眼风物的名士和发牢骚的政治家的。发牢骚是名士的品格，放眼风物才是政治家的气度。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格，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见《宋史》《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新唐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