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翻译、语言与人际交流

翻译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人类文化交流活动，尽管理论上有种种障碍，甚或被看成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都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乔治·穆南认为，探讨翻译的理论问题，必须从本质上去加以认识。只有在深刻地分析翻译可行的基础、认清翻译的基本障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更进一步认识翻译的本质和译者所承担的任务。他认为，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自西塞罗到勒孔特·德·里尔（Leconte de Lisle），从圣哲罗姆、艾蒂安·多莱（Étienne Dolet）到若阿基姆·杜贝莱（Joachim du Bellay），翻译的困难一直主要被描写为文体学和诗学的困难，如：原作词语表达有力，译作却显委婉；原作结构简练，译作却见笨拙；原作形象光彩照人，译作却平淡无奇；原作富于乐感，译作却缺乏和谐；等等。但是，无论西塞罗、圣哲罗姆，还是杜贝莱，所有探讨困难的人都坚信他们抓住了需要传译的“意义”，坚信他们能够传达一部原作的意义，就好似榨出一只橘子的汁，尽管操作并不容易，尽管操作的结果与原来的面目不可能完全相似。总之，古人对翻译的各种见解都基于一种假设，那就是人类的经验、思维具有一致性，人类的认识形式具有普遍性，因此，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很快使一切得到交流。然而，乔治·穆南通过研究现代语言学所探讨的一些有关语言、思维与世界关系的理论问题，看到翻译的困难比人们想象的要深刻得多，其障碍也比古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除了与语言的本质密切相关的翻译障碍，还有着世界映象与文明差异等造成的种种困难。但是，在承认当今语言学所揭示的种种翻译障碍的同时，乔治·穆南也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当今的语言学坚持认为人类是凭借语言得以交流，并更为细致地研究人类是如何通过语言交流的。因此，当今的语言学在使翻译陷于瘫痪状况的同时，又给了翻译以救助。它通过揭示翻译障碍，使人们不再无视这些障碍的存在。通过描写这些障碍，它同时指出了排除这些障碍的限度，以及如何排除的可能性。通过对语言事实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它使译者得以更为准确地估价其相对的信的程度，自觉地测定其不信的限度，以至不可译的限度。”[53]在乔治·穆南看来，翻译理论必须直接面对并回答现代语言学向翻译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意义”是否可以捕捉，操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的认识是否一致，他们之间是否可以真正达到交流等问题的科学认识上。他看到，在西方，有一股现代思潮，主要是哲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也有少数几位语言学家，他们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种假设，“假设人际交流是不可能的，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交流任何东西。翻译也就不可能，因为语言本身无法保证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甚至连同一语言之间的交流都无法保障”[54]。这一思潮所提出的问题，于翻译是至关重要的。乔治·穆南认为对这一思潮的主要观点应该有一个正确估价。

他认为，这一思潮持语言唯我论，这在洪堡身上已经相当明显。洪堡曾经说过：“话语与观念的交流，正如上面已经看到的，并非一个人表达的思想向另一个人的传达；无论在接受者还是在讲话者的脑中，一切仅仅在于使其处于这种或那种状况的和谐的刺激。”他还补充说：“哪怕最具体、最明确的话，都远远不能激起话语发出者认定能激起的思想、情感和记忆。”[55]乔治·穆南指出，在洪堡的观点中，还带有纯粹是实证主义时期的思想的现实主义成分。洪堡谈到了由同一个陈述在讲话者脑中引起的“和谐的刺激”，其立足点还是人类经验的普遍性。但是当里尔克宣称“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几乎都无法表达”，“实际上正是在最基本的点上我们有说不出的孤单”时，他已经离开了洪堡的立足点。在20世纪初，洪堡的弟子尼古拉·鲁巴金（Nicolas Roubakine）提出了更为绝对的观点，他认为一部书只不过是读者思维的外部投射，说“无论如何有必要抛弃这一十分普遍的观念，即以为每一部书都具有它自身的内容，且这一内容可以在阅读的时候传达给任何一位读者”，并断言“任何借助语言进行的直接交流都是不可能的”[56]。乔治·穆南认为，这实际上是个悖论，它提出人类交流的本质问题，引导人们对人类交流中的一些反常现象进行了思索，就这一点而言，它具有积极的意义。以前，人们总是天真地认为只要想说什么，就可以表达什么，只要接收到的，就能明确地传达；若能借助鲁巴金提出的悖论改变人们这一传统的幼稚的观念，当然不无好处。但是，他指出，持交流绝对不可能之假设的理论家们是从另一个极端来修正交流绝对可能论。一方面，现代语言学对语言交流的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对绝对的简单主义的观点加以了驳斥，如布雷亚尔（Michel Bréal）在其《语义学》一书中就明确指出，语言“绝不是，也远远不是一面现实反映其间的镜子，它是借助特殊的符号对现实的一种转换，而这些特殊符号大都与真正的东西根本不相符”。另一方面，现代语言学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交流不可能”这一悖论的理论依据，并发现该悖论在分析论证时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不合逻辑的推论的。乔治·穆南指出，语言唯我论源自对语言的直觉，继而在哲学上有系统地形成壮大，它从未经过语言学分析的验证，也从不理会语言学分析方法的发展。然而，从20世纪以来，语言学的分析彻底更新了把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描写。当代语言学真正发现并以科学的方式界定和区分了语言的多种功能：语言具有基础的交流功能，逻辑思维的工具功能，情感因素的流露、表现甚或交流功能，以及美学功能。这四种功能的前两种与后两种之间存在着一条相当深的分界线。当代语言学并没有以任何话语中的一切都无法交流这一新的直觉观念来反对任何话语和话语的一切都能交流这一古老的普遍观念，而是坚持认为某种东西总是可以交流的，并着力于探索这种东西的性质和交流程度。当代语言学也并没有肯定话语中的哪一部分可以交流，哪一部分不可以交流，而是着重分析被交流的到底是哪一部分。正是这种分析方法最终区分了语言的各种不同功能，也正是由于区分了语言的各种不同功能，才有助于更加精确地分析话语中得以交流的东西。

对于翻译理论来说，当代语言学的这种分析重点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乔治·穆南甚至认为这种分析奠定了翻译理论的基础。正如布龙菲尔德等语言学家所论，两种环境绝不会完全相似，因此，与两种环境相联系的两种话语的意义看上去是相似的，但实际上也绝不相似。但是，交流还是可能的，因为这两种不同的环境与话语从交流的角度来看，都具有两种成分：一是宏观事实，这些事实对不同的讲话者来说都是相当一致的；二是“微观的、模糊多变的、因人而异的”（布龙菲尔德语）特征，这些特征“并不具备直接的社会重要性”。因此，布龙菲尔德提出，在两种相似的环境和与之相关的两种语言陈述中（如一位讲话者与一位听话者，他们脑中都有“苹果”这个概念，但两个人也许从未一起见到同一只苹果），存在着一些对交流来说并不具备区别性的环境特征（如苹果的大小、形状、色泽等）、一些区别性特征或区别性语义，从而对这一事实做出了初步的科学和现实的界定。法国语言学家梅耶（Antoine Meillet）的观点更为明确，他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只能取同一社会的个人和群体对该词的语言上的用法的平均值加以确定；巴利（Charles Bally）也说过，“由于我们的语言是一个社会现象，因此只能表达个人活动中能为其他人所认识的一面”。乔治·穆南认为，布龙菲尔德定义的意义在于可以以“区别性语义特征”为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因为这些区别性语义特征就其社会性而言对讲话者和听话者都是共同的。科林·切利（Colin Cherry）对交流行为有过深入的分析，他与布龙菲尔德一脉相承，认为同一个语音信号，如“人”一词，在一些迥然不同的场合为一些不同的讲话者用于指称不同的被指称物（一些永远不相同的个人），交流之所以通过这一语音信号可以进行，是因为在种种变化之中存在着“某种不变性”。他指出，透过在特定的环境里被捕捉到的现象看，确实“存在着某些不变的成分”。比如，尽管个人与个人之间如何不同，但“所有持英语的讲话者的声音都构成了一个类别，具有某些共同的语音特征……每个人的书写不尽相同，但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形状特征。这些人们以为存在的最基本的成分或不变成分被称为信息负载成分”。确实，“一些视、听和其他的模式虽然经过大量的变化和变形，虽然变换了种种外表，但仍可辨认；既然如此，这些模式在种种变化之中必定保持着［不变因素的］某些共同的性质”[57]，即不变成分。应该说，当代对交流现象的分析大都建立在科林·切利所揭示的这一事实基础之上。乔治·穆南认为布龙菲尔德和切利等语言学家的分析，对于人际交流与翻译理论来说，具有多方面的指导和启迪价值。

首先，交流是可能的，这方面的试验证明了有可能通过运用一个特定的语言陈述造成一个特定的环境。布龙菲尔德说，人们可能通过语言进行交流，证据就是一个讲话者可以指引一个听话者到达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地方。科林·切利发展了布龙菲尔德的研究和分析方法，使之系统化，使人们得以通过实践与社会的检验来确定一种意义的内容，即通过一些交流区别性特征，亦即通过一些始终不变的交流特征。不管是什么讲话者、什么环境，也不论陈述的“所指”多么特殊，这些特征始终存在于相关的符号中，而对该符号的各种用法来说，这些特征具有共同的性质。这一分析方法说明了为何维系于一种环境的两种意义可作为同一个意义运用与交流，尽管在我们作为讲话者和听话者时，这两种意义在主观上会有一定差别。对于翻译，确定意义可以交流是个理论的基础问题。倘若任何意义都无法交流，那么翻译自然便不可为了。

其次，这种分析成果可以解释至少自施莱格尔以来经常听到的一种直觉性翻译观：人之所以可以翻译，是因为可以学习一门外国语言；之所以可以学习一门外国语言，是因为可以学会母语。逻辑学家奎那（W.V.Quine）提出了一种理论，说可以通过参照母语讲话者运用这一语言时的环境来把这一门外国语言学习得地地道道的。他称这种学习方式为“彻底翻译法”。这样，翻译便可被置放在一个外语习得和运用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而确立其合理性和可行性。

再次，当代语言学对交流行为越来越细致的分析最终提示了交流行为的实现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因此，翻译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语言唯我论总是把交流称为一种受二一背反律支配的现象，而当代语言学通过区分语言的不同功能，提出交流是一种多层次的，其效果可以是近似的或相对的现象。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进一步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任务和层次性，也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上明确翻译活动的可行性和限度。乔治·穆南以马拉美的“La chair est triste, hélas! Et j’ai lu tous les livres”（悲哀啊，肉体，我已读尽世间书）这句诗为例，说明听话者可以从各个不同层次来捕捉其意义。一是最基本的社会交流功能层次。比如听话者是个初二的学生，他可以弄懂这句诗的词汇和句法，可他差不多肯定会提出疑问：为什么可以说肉体是悲哀的？有人是不是真的可以说他读尽了世间书？二是与前者十分贴近的思维组织功能层次。如听话者是个初三的学生，他可以明白“肉体悲哀”是诗人对生活和肉欲的一种判断，与精神相对而言。他也懂得“读尽世间书”是一种夸张的表达方式。三是情感价值表达功能层次。比如听话者是个高二或高三的优秀学生，对马拉美的生活、思想，尤其是对他将“书”几乎奉若神明的情况有所了解，同时也知道法语chair（肉体）一词在文化、宗教、哲学和道德各个方面所蕴含的意义，这样，他肯定便可以捕捉到后半句诗的价值，领悟到诗人所表达的极度痛苦：肉体悲哀，精神复悲哀！四是语言学功能层次。同一名优秀的高中生也许通过分析可领会到该诗句的实在性以及其反衬中显出的平衡，并悟出该诗的语音价值：由于triste（悲哀）和tous（所有）两词中的塞清辅音调遣得当，也由于全诗句由11个单词组成，其中竟有10个单音节词，从而尽管诗中有着流音，却可赋予全诗句一种沉重感。当然，通过分析加以区分的这些层次，在同一个听话者脑中可以相互交织在一起，具备各种不同的价值，如初中生可以借助hélas和triste这些词的情感所指意义捕捉到诗句的部分情调；他也可以凭直觉感觉到该诗的节奏和语音价值，在不知不觉中感悟到诗中绝望的重负。同一陈述中的每一种语言功能都可在不同层次建立起交流网，这些不同层次既取决于陈述本身，也取决于每一个听话者的经验。[58]关于交流的层次分析理论，对翻译研究者来说，这是可以直接借鉴的成果。一方面，我们可以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说明普遍交际的可能性和翻译活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更清醒地认识到理解原文是一个多层次的活动，作为翻译的基础阶段，如何尽可能全面地捕捉原文各个层次的意义，是翻译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